文學話語的波長——文藝理論家南帆訪談

　　現實主義的精髓不是簡單的模仿、再現，而是擺脫浪漫主義對于傳奇、非凡景象以及夸張激情的愛好，把眼光投向了凡俗的人生，讓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販夫走卒浮現出來。

　　文學潛入日常生活，是否就是向世俗妥協？文學的美學鋒芒消失在家長里短之間了嗎？相反，文學恰恰是在日常生活之中尋找突圍的能量。

　　中國文學的提高以及逐漸完善依賴的是富有韌性的不懈工作。無論是出于個人興趣、職業要求還是出于文學意義的認識，我們愿意站在不懈工作的隊列之中。

　　八十年代的啟蒙

　　與九十年代的文化轉折

　　劉小新：近幾年，“重返80年代”是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話題。您曾經深度參與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批評活動，活躍在第一方陣之中，近期又撰寫論文考察20世紀80年代“多義的啟蒙”。能否談談您心目中的20世紀80年代？

　　南  帆：20世紀80年代我正式投入文學活動。那個時期，文學是啟蒙氣氛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在大學的中文系就讀，并且開始了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論文的寫作。當時的各種哲學思想、美學思想以及主體論、方法論等問題的討論一次又一次地打開了年輕一代的視野。置身于這種氣氛，文學不僅是我所向往的職業，而且，與許多年輕一代相似，我力圖借助文學解釋自己的生活，改造自己的生活。我相信這是如此之多的人持續地關注文學的原因。即使到了今天，這個原因仍然潛伏于我的文學興趣之中。

　　我曾經非常短暫地注意過新詩，繼而很快轉向了小說。相當一段時間，我對于小說的實驗性形式深感興趣，熱衷于總結20世紀80年代中國小說的敘述模式。相對地說，形式分析要求“細讀”和嚴密，不同于“印象主義”式的隨想或者洋洋灑灑的任意引申。即使在20世紀80年代的踴躍和開放之中，嚴謹以及言之有據仍然是必要的思想規范。我一度對于轟轟烈烈地引進自然科學方法助陣文學研究略有微詞，粗率的推論和望文生義的猜測是我最為不滿的地方。20世紀90年代之后，思想的解放與理論的嚴密性開始逐漸結合起來了。當然，這時的許多人已經開始意識到文學問題的復雜性。

　　劉小新：20世紀90年代之后，中國的社會和文化進入了一個新的轉型時期，文學乃至整個人文思想界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各種描述頭緒紛繁。您的《沖突的文學》一書的大多數章節寫于這一時期。這本著作開始集中地考察20世紀80年代文學內部浮現的種種文化主題。作為一個重要特征，這本著作力圖以結構性分析處理中國經驗的復雜性。您能否具體談一談《沖突的文學》隱含的思想轉折？

　　南  帆：《沖突的文學》一書1992年初版，時隔20年之后另一家出版社再度出版。我的思考脈絡之中，這本書的確表明了一個重要的轉折。寫作這本書的時候，我開始意識到中國文化的特殊結構，并且察覺到這種結構形成的空間感。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文化內部熙熙攘攘的各種因素背后存在三種“價值源”：前現代社會，現代社會，后現代社會。三者形成了多向的文化沖突，前現代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價值沖突尚未充分展開，現代社會與后現代社會的沖突已經接踵而來。這個階段中國文化內部的復雜性質很難用一個簡單的術語——例如某某主義——加以概括。上述這些相互纏繞的沖突相當一部分體現于文學之中，例如城市與鄉村，男性與女性，英雄與反英雄，先鋒文學與大眾文學，科學主義與人本主義，社會與形式，如此等等。這一切顯示了中國經驗的獨特性質�？疾爝@些沖突的時候，我同時注視著文學和審美產生的積極作用。文學如何在如此復雜的圖景之中投出自己的一票？文學所傾心的內容與其他文化門類具有哪些區別？各種文化門類對于這個世界做出了焦點各異的描述，眾多描述的背后是否可能隱藏某種統一的觀念？這些問題的糾纏與思索遠遠超出了這本著作之外，成為我日后相當一部分工作的思想框架。面對這種文化圖景，許多思想家的啟迪匯入我的考察，例如羅蘭·巴特的犀利，米歇爾·�？碌纳羁�，或者特里·伊格爾頓的開闊氣勢。

　　話語分析與文化研究

　　劉小新：20世紀90年代，您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文學的維度》。學術界同仁充分肯定了這本著作的敘事話語分析：“洞悉話語的權力運作機制，常常是一方面聯系著文學內部的審美特性即審美話語的權力運作機制，另一方面將中國歷史的、政治的、民間的、學術的話語生產系統納入考察范圍�！痹谖铱磥�，《文學的維度》的突出特點是話語分析與意識形態批評的結合。是這樣的嗎？

　　南  帆：《文學的維度》又一次把視線對準了語言。20世紀80年代對于形式和語言的興趣再度浮起。語言可以是世間萬物的命名，這是最為初級的語言理解；另一種常見的理解是，語言充當人們內心表現的工具。中國古代的大多數思想家都是從“表現論”的意義上估量語言的意義，從孔子的辭達而已、詩人的煉字煉句到言為心聲、氣盛言宜之類的命題，沒有人對于主體與語言的關系以及“表現論”進行更為深入的思考。20世紀所謂的“語言轉向”之后，從結構主義、解構主義一直到拉康，另一種觀念得到了愈來愈多的考慮：語言是一種先驗的符號秩序，人們的思想認識必須接受各種符號秩序的編輯；符號決定了主體，構成了主體。

　　在我看來，符號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的很大組成部分。語言、繪畫、音樂這些純粹的符號體系之外，各種實用之物——例如建筑、車輛、服裝或者一條街道的設計、一個城市的布局——同樣作為各種符號生產出不同的意義。符號不僅具有構成的規則體系，而且與意識形態以及歷史演變密不可分。進入現代社會，人們不僅生活在符號之中，同時，符號也是人們進行各種角逐的重要領域�！段膶W的維度》力圖考察的是，文學置身于這種符號秩序之中扮演什么角色，文學如何“突圍”——文學如何展示“真實”，文學的修辭、敘事以及文類具有哪些意義。

　　《文學的維度》使用了一個隱喻：“話語光譜”。文學從來不是存在于文化真空之中。從經濟話語、政治話語、哲學話語、法律話語到軍事話語或者科學技術話語，眾多不同的話語體系的交錯構成了一個社會的“話語光譜”。文學話語置身其中，顯現出獨特的波長。文學話語的特征及其意義無不相對于另一些話語體系而言——相對于哲學話語、經濟話語、新聞話語或者歷史話語，如此等等。這意味著在語言符號層面上揭示文學與社會歷史的各種關系。在我看來，文學不存在“超歷史”的孤立本質；每一個歷史時期的文學特征都是在多種復雜的比較之中顯現出來——我反復闡述的“關系主義”即是在這些觀點的基礎上展開。我為“關系主義”撰寫的一批論文主要輯錄于《關系與結構》這本論文集。我主編的《文學理論》也是在這種平臺上討論圍繞文學的眾多命題�？疾旆N種具體的歷史關系就是遠離形而上學，拒絕“本質主義”，注重分析文學話語的意識形態功能。

　　劉小新：您對文學史寫作似乎不太感興趣。在您的著作中，只有《隱蔽的成規》接近當代文學史著作。但是，《隱蔽的成規》顯然與流行的編年體式文學史著作不同，它是以問題為中心展開的。為什么選擇這些問題展開討論？何謂“隱蔽的成規”？多年以后的《五種形象》是否延續了這種思路？

　　南  帆：文學史不僅是文學事實的記錄，而且是文學事實的篩選、解釋和評價。文學史寫作不得不從一個貌似簡單的問題開始：文學為什么可以源源不斷地生產？分析之后可以發現，某些重要的文化觀念隱藏于作家的思想之中，成為他們文學想象的內在情結，甚至提供故事發展的驅動力�！峨[蔽的成規》力圖發掘文學生產背后一些隱蔽的控制和監察，諸如現代性，國家神話，歷史的理解與敘述，傳統和民間的意義，如此等等。闡明這些文化觀念形成的各種成規有助于解釋文學史的各種特征。

　　如何描述中國當代文學史？我不太關注流行的編年史敘事。編年史式的敘事揭示了文學事實的歷時秩序，但是這不是惟一的選擇。能否考察文學史的共時結構？我曾經論證過這個問題。事實上，文學史從來不是單純的編年史。收集和編撰眾多文學事實的時候，某些關鍵詞、某些關鍵的命題占據了人們的思想軸心，編織出文學史的撰寫框架�！段宸N形象》涉及了“典型”、“現代主義”、“底層”、“小資產階級”、“無厘頭和后現代主義”這些問題。我想表明的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寫作如何受到這些關鍵詞和關鍵命題的支配。我想，這種工作方式十分接近知識譜系的分析。

　　劉小新：這種研究方式顯然與“文化研究”相當接近。文化研究在中國的興起意味深長，也引起一系列論爭。我以為文化研究是人文知識分子重新返回文化現場的一個重要入口。您的《雙重視域》在傳播學和文化研究領域都產生了很大影響，也被臺灣地區一些大學列為文化研究專業研究生教學的必讀書目。這本著作的寫作初衷是否與文化研究的認識有關？

　　南  帆：《雙重視域》的確是文化研究的一個探索。這本著作的考察對象是現代社會的電子文化功能，從收音機、電話、電影、電視到互聯網。如今，這些電子產品正在徹底地改造人類的生活，尤其是改造文化生態乃至政治生態。電子文化既帶來了巨大的啟蒙，也包含了隱蔽的操縱——我的研究即是在兩種視域的交叉之下展開。更為廣泛的意義上，這也是我分析大眾文化的兩種視域。

　　文化研究對于我的吸引，很大程度上由于拋開了僵化固定的程式。目前為止，文化研究似乎還沒有一個經典的定義。我的想象之中，文化研究恰恰包含了“反定義”的氣質。突破固定的學科界限，突破經院習氣，擺脫大量艱澀的術語而進入我們的生活實踐，犀利的分析和批判不再是屠龍之技而是與周圍的日常息息相關，這是文化研究的精髓。愈是接近現代社會，人們愈多地從棲身的自然轉移到人工環境；這種人工環境的一大部分是由社會文化調集各種符號構建起來的。人們無法質問自然的構成。不論是風調雨順、土地肥沃還是干旱炎熱、石油匱乏，人們只能接受自然的安排。然而，進入人為的社會文化，人們有權利提出質疑：這一切出自誰的安排？對誰有利？哪一些人暗中獲益，哪一些人不知不覺地成為壓迫和剝削的犧牲品？當然，歷史上的統治階級業已形成一整套完善的文化策略掩蓋種種不公。文化研究的重要任務就是揭開各種偽飾，暴露各種不平等關系，不論這一切隱藏于話語修辭、行規習俗還是課程設計或者學術機制之中。從文學研究跨入文化研究，這幾乎是順理成章的一步。由于文本分析的訓練，從事文化研究的時候可以迅速察覺，各種紛雜的符號如何卷入意識形態敘事。

　　歷史的轉型與文學能量

　　劉小新：20世紀90年代“人文精神”的爭論開始，人文知識分子之間出現了多次思想交鋒。您持續地關注這些思想交鋒，并且始終積極地闡發文學經驗的意義。這常常表現為您的思想跨度——從個人化的具體經驗轉入普遍的歷史判斷，從思辨性的思想觀念聯系到日常的細節。您的《后革命的轉移》與即將出版的《無名的能量》均包含了這方面的內容。許多方面，這兩本著作的立場一脈相承；但是，時隔7年，我似乎還是感到您的焦點出現了某種轉移。您可以具體地解釋一下這個問題嗎？

　　南  帆：《后革命的轉移》的確企圖回應歷史的轉型——當然仍舊是文學的視角。20世紀90年代之后的歷史特征可以表述為，革命的話語、機制和氣氛無不逐漸消退，市場話語急劇膨脹，消費主義乃至拜金思想正在成為某些人的惟一信念。不長的時間里，文學在內的各種精神產品撤到了邊緣。20世紀90年代中期，一批文學知識分子做出了激烈同時又不無倉促的反應，“人文精神”的爭論可以視為這種反應的記錄�！逗蟾锩�的轉移》的寫作大部分在“人文精神”的爭論之后，許多思考來自這場爭論的觸動。首先，文學記錄了歷史轉型背后的眾多復雜經驗。這個歷史轉型并非一條干脆利索的弧線，而是裹挾著各種復雜的體驗，例如驚訝、激動、感傷、依戀、懺悔、痛苦、猶豫，等等。這個歷史轉型給知識分子帶來了巨大的震蕩。他們曾經在“五四”時期扮演了啟蒙者的角色，繼而在革命話語之中接受改造；20世紀80年代之后，知識分子又一次被譽為勇敢的盜火者，但是，洶涌的商業大潮致使他們不知所措。知識分子與大眾構成了歷史之中的二元結構。無論是啟蒙還是接受改造，知識分子面對的是底層的工農大眾；他們的思想與工農大眾之間的距離堅硬地存在�，F在，商業大潮推到知識分子面前的是消費者大眾。知識分子又一次成為落伍者，可是，他們似乎不知道如何評價這種狀況。市場和商業不就是20世紀80年代的啟蒙召喚出來的嗎？剝削階級與財富的連鎖關系解除之后，消費帶來的狂歡令人亢奮。無產階級大眾與消費者大眾之間的身份轉換并未遇到太大的困難。這時，令人奇怪的似乎是另一個現象：真正的市場和商業抵達之后，知識分子為什么又感到了格格不入呢？他們僅僅是一批“葉公好龍”的家伙嗎？

　　這些故事的確顯示了歷史轉型之中最為復雜的一面。一些人傾向于援引審美現代性與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分歧給予解釋，另一些更為激進的想法是在審美現代性的位置上恢復革命話語曾經擁有的強大威力，遏制乃至否定消費主義。我的確感到擔憂的是，消費主義會不會形成另一種壓抑體系，格式化社會成員的思想空間，凍結所有的精神探索和活躍的想象，以至于一切主題無不指向一個字：錢。因此，當市場帶動的巨大財富席卷而來的時候，他們以最快的速度向實利主義投降。這種氛圍之中，20世紀80年代風靡的哲學與詩成了笑話，工具理性與經濟利益的錙銖必較一拍即合。如此迅速的精神枯萎肯定會引起警覺。然而，我對于重復昔日的各種空洞口號沒有太大的信心。許多時候，這些口號成了特定場合的禮節性辭令，許多津津樂道的人自己也不怎么相信。面對巨額財富，他們同樣不存在內心防線。我寧可在文學經驗之中搜索某些抗衡消費主義的精神資源。文學顯示，從本土、民族、鄉村、文化傳統到怪誕的美學或者宗教信念無不包含了另一些富于啟示的主題。當然，《后革命的轉移》并不是簡單地把市場與這些主題敘述成兩個界限分明的陣營，針鋒相對；相反，我想考察的是，這兩方面如何展開復雜的對話，進而在對話之中互相展示歷史的合理性，揚棄種種喪失了生命力的命題。

　　劉小新：如果說，《后革命的轉移》吸收了“人文精神”討論的思想動力，那么，《無名的能量》轉入了日常生活。這是肯定世俗的普通人生嗎？《后革命的轉移》的“結語”部分強調的是文學的挑戰，回到日常生活是否意味挑戰的結束？為什么這本新著取名為《無名的能量》？

　　南  帆：《無名的能量》涉及許多問題。這是我近幾年集中精力撰寫的一本著作。這本著作的“導言”即是論述文學與日常生活的關系。在我看來，文學轉向日常生活是“現代性”的產物之一。文學曾經依附于神話、英雄傳奇，依附于歷史敘事�，F代性，啟蒙，個人的覺醒，這些觀念使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價值逐漸得到了認可，繼而進入了文學的視野。日常生活始終存在，但是，日常生活引起文學的關注是某一個歷史時期的產物�；氐健霸捳Z光譜”可以發現，社會科學的若干學科同樣在相近的時期興起，然而，無論是哲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學或者政治學，沒有哪一個學科對于雜亂瑣碎的日常生活表示興趣。這些學科的眼里，日常生活似乎是一片不值得耗費精力的領域。事實上，只有文學認領了這個領域，津津有味地敘述一副肖像，一場對話，一道菜肴，一個戰爭的壯烈場面或者一個家族內部的勾心斗角。文學當然再現了各種形象，然而，這是日常生活之中的形象——或者說，形象惟妙惟肖地復制出日常生活。

　　復制所謂的日常生活又有什么意義？細節，場面，氣味和聲響，人物的言行舉止，如此等等。顯而易見，一個個普通的小人物出現了。這表明了對于個人的重視。很大程度上，這就是現實主義文學的特征�，F實主義的精髓不是簡單的模仿、再現，而是擺脫浪漫主義對于傳奇、非凡景象以及夸張激情的愛好，把眼光投向了凡俗的人生，讓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販夫走卒浮現出來。我在《無名的能量》之中強調的一個觀點是，歷史話語——即歷史著作的敘述——的分析單位是“社會”，文學的分析單位是日常的“人生”�！盀槿松�”是文學不再依附于歷史話語的標志。這是文學話語的波長。

　　需要說明的是，個人的重視，個人主義的興起，不能簡單地等同于“惟我獨尊”的自私或者反社會。個人的重視表明的是，種種分析或者描述必須到個人為止，尤其是普通小人物。盡管每一個人無不從屬于更大的共同體，例如階層，階級，民族，國家，但是，他們并沒有成為同質的個體。每一個體之間的差異是有意義的，共同體的普遍性質并不能完全化約這些差異。如果說社會科學的許多學科考慮的是如何概括共同體的各種普遍性質，那么，文學樂于指出的是普遍背后的差異。

　　《無名的能量》強調的另一個觀點是，這些日常生活和一個個普通人也是“歷史的構成”。很長的時間里，人們習慣把歷史想象為大英雄或者大奸臣的舞臺，普通的小人物僅僅是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道具。他們仿佛處于歷史之外——難道他們還能推動歷史嗎？我當然承認大英雄或者大奸臣與普通人的區別，但是，他們都在參與歷史。他們在各種對話、挑戰、協商和沖突之中充分地表現出主體的能動性。歷史是所有的人合力創造的結果。文學抵達了歷史創造的最小有效單位。談論獨立、革命、解放，最終必須觸及個人經驗。

　　文學潛入日常生活，是否就是向世俗妥協？文學的美學鋒芒消失在家長里短之間了嗎？相反，文學恰恰是在日常生活之中尋找突圍的能量——這即是我稱之為“無名的能量”的原因。解放的能量可能存在于遼闊的日常生活領域，存在于普通人之間。文學的意義之一是開掘這種能量。當然，正如許多人意識到的那樣，文學必須與日常生活的瑣碎搏斗，發現和開掘解放的能量猶如披沙揀金。這時，我要提到文學形式的意義。文學形式的功能在于，掠開各種紛亂的表象，凝聚起日常生活深部的革命性因素——無論是文學的修辭、故事情節敘述還是文類的構成，莫不如此。

　　文學與新型經驗

　　劉小新：您在學術研究和文學批評之余還寫下了不少散文作品，受到了很多讀者的喜愛。在我看來，您散文作品和學術研究之間存在某種內在的呼應，可以彼此參讀。是這樣的嗎？

　　南  帆：我以前曾經多次說過，我的散文寫作不是有意為之。學術研究、文學批評之余，似乎還有一部分思想沒有被一本正經的論文文體吸收。有感而發，我開始撰寫一批日常生活分析的文化隨筆，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結集出版，書名叫做《文明七巧板》。我主要關注的是，身邊世界之中各種景象的寓意。除了實用功能，這些景象如何成為符號，表達各種意義——這種意圖與文化研究十分接近。從證件、寓所、姓名、玩具到謠言、誓言、寵物、化妝，這些對象均在分析之列。當然，《文明七巧板》更多的是分析而不是抒情。我曾經在這本著作的“后記”之中感嘆，“思”無法抵達“詩”。批判無法召喚激情。

　　我隨后寫作的一批散文，思想密度都比較大。我強烈地意識到，這個世界的許多景象均可成為思想的對象。文學、思想、世界三者之間的距離遠比預想的小。當然，一些讀者可能覺得，這些散文的閱讀不是那么輕松。這還是散文嗎？某些讀者似乎略有疑問。然而，我首要的意圖就是，自由地表達個人與世界的對話——至于這些文字是否符合傳統的散文模式，這并非多么重要的問題。有時，我更愿意把這些文字稱之為“隨筆”。顧名思義，“隨筆”可以自由自在，“風行水上，自然成文”。隨筆對于我的一個重大吸引，即是文體上的自由精神。

　　不過，我的散文開始轉向歷史往事的時候，感性經驗、形象以及個人內心情緒反而增加了。無論是地方上的先賢英烈還是父輩的曲折經歷，我在描述、分析之余產生了許多感慨。從《辛亥年的槍聲》到《關于我父母的一切》，這些散文似乎更為飽滿一些。今年我在《收獲》上撰寫一個專欄，敘述的是個人歷史的一個特殊段落——下鄉插隊的經歷與個人的精神成長。我力圖做到的是，往事記憶、個人經驗、想象與分析以及歷史認識的有機交匯。

　　劉小新：這么多年來，您對于中國文學的關注始終沒有減少。我猜測，這不僅源于職業的要求，肯定還包含了你對于中國文學的真正重視�，F今，中國文學的邊緣化已經是一個明顯的事實，同時，“文學已死”的論調不絕于耳。這一切沒有影響你的文學興趣嗎？

　　南  帆：我對于中國文學的重視至少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原因。首先當然是文學興趣。年齡漸長，但是，文學的興趣沒有隨之削減。文學研究能夠成為職業，這始終是我深為慶幸的一件事情。盡管如此，我仍然要承認，我重視文學的原因超出了個人的愛好。在我看來，現今的文化結構之中，文學的意義不僅沒有減少，相反，文學正在重新顯示出不可代替的一面。

　　之所以這么認為，恰恰因為社會歷史的判斷。如今，中國的社會歷史不是在預演某種現成的模式，眾多新型的經驗不斷涌現。無論是文化、經濟還是生態問題，眾多新型的經驗已經遠遠超出傳統理論譜系的覆蓋范圍。許多人意識到，不少傳統的命題正在失效，重新探索迫在眉睫。文學顯然是探索的一種特殊形式。文學具有獨特的“分辨率”。從日常生活細節、個人內心、感性經驗、無意識到人物性格、激情、想象乃至超現實的魔幻空間，文學可能成為新型經驗的獨特顯現。相對于政治學、經濟學或者歷史著作，文學提供的圖景筆觸細膩，內容逼真，感情真切。如果說，許多學科的描述和結論時常是某個時期的社會平均數，那么，文學具體地進入一個個人生，復制各種切膚的體驗。作為一種理論總結的習慣，人們總是將個體劃入更高的類型，或者啟動一個抽象的結論歸納生動而活躍的體驗。然而，文學的意義并未局限于個別證明整體，或者個性證明共性。另一些時候，文學恰恰表明了個別與整體、個性與共性之間的張力。如果整體或者共性無形地成為某種遮蔽的時候，文學可能作為一個異數提示了另一種存在；如果整體或者共性來自一個錯誤的判斷或者過時的概括，那么，文學就會形成某種尖銳的挑戰�？傊�，沒有理由再把文學形容為某些先驗結論的形象例證，形容為通向真理之門的臺階。相反，個別和具體本身就是歷史不可化約的一部分。許多場合，個別和具體所產生的心理能量可能深刻地烙印在歷史之上。

　　如此“器重”文學并不等于認為，中國文學已經足夠成熟，可以完美地承擔如此重任。相反，這些任務的描述更多地顯示了中國文學的距離。然而，我還想說的是，距離的存在并不是拋棄中國文學的理由。的確，如你所言，目前出現了不少激烈的、甚至賭氣式的否定論斷。但是，在我看來，中國文學的提高以及逐漸完善依賴的是富有韌性的不懈工作。無論是出于個人興趣、職業要求還是出于文學意義的認識，我都愿意站在不懈工作的隊列之中。(劉小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