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讀書人 一定要讀一點專業之外的書”

——訪中山大學歷史學家蔡鴻生

蔡鴻生在恩師陳寅恪的塑像前。

采訪側記

蔡鴻生部分著作。

　　◎ 深圳特區報記者 王紹培 文/圖

　　個人簡介

　　蔡鴻生(1933- )，男，廣東澄海外砂人。 1957年畢業于中山大學歷史系，退休前為中大歷史系教授兼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是廣東省第五、六屆政協委員，1986年當選為中國中外關系史學會理事。長期從事中外關系史的教學和研究，已出版有《俄羅斯館紀事》(1994年)；《尼姑潭》(1996年)；《清初嶺南佛門事略》(1997年)；《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1998年)；《學境》(2001年香港博士苑出版社，2006年中山大學出版社)《突厥法初探》、《商隊茶考釋》、《俄美公司與廣州口岸》等論著。曾師從我國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著有《仰望陳寅恪》。

　　天天讀書為補課

　　深圳特區報：我想先問問您現在的日常生活是一個什么狀態？

　　蔡鴻生：我們這種知識分子，古代叫書生，當然還是以讀書為主。我這輩子讀書、教書、寫書，三種當中以讀書為主，不讀書就談不上教，也更不能寫。就以昨天為例，早起就讀讀報紙，然后到學而優書店轉轉，白天在家讀書，晚上看看電視新聞。每天如此，天天讀書。我讀的書除了跟正在做的課題有關系的，也有大量無關的。對我而言，主要是帶有補課的意思，很多書本來是在我青年時期、中年時期就應該讀的，因為當時的歷史原因，整天上山下鄉、搞政治運動，沒有機會讀，現在就來補課。

　　深圳特區報：您今年79歲了，還有這樣的補課意識……

　　蔡鴻生：我們這一代是在運動中成長起來的，一切服從政治的需要，不管你是學生還是教師，都是如此，太多該讀的書沒有讀。比如西方的很多哲學著作都沒有讀過。后來改革開放時期，要做的工作太多，也沒有時間去讀�，F在退休了，時間相對較多，就來補課，也不是任務，沒有人來強迫，如果你是飽學之士，當然可以不讀，但是，我自己覺得很有空，覺得自己非常需要去讀。

　　深圳特區報：您現在正在讀的有哪些書呢？

　　蔡鴻生：主要是一些原典，像黑格爾的《小邏輯》、柏拉圖的《理想國》等等，過去讀過，現在糊涂了，重新溫習。過去老一輩都是要讀典籍的，比如二十四史，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什么的，是一本本都要通讀的。我們現在做不到了，只能遇到什么問題去查書。但查書你也得知道大致在什么地方。除了學術原典，我也讀一些古典文學方面的書，像一些詩集、文集等等。人文學科最基礎的那一塊，文史哲要不斷補充，它們不是知識的搭配，而是有機的聯系，文學是形象，哲學是邏輯，歷史是兼有形象和邏輯。要設想歷史現場，有形象才行。歷史過程要形成一條線，要有邏輯。

　　深圳特區報：您現在還在做課題研究，最近的研究課題是什么？

　　蔡鴻生：中外關系史。歷史上廣州、嶺南跟海外的交往是很多的，經濟上、文化上的聯系很緊密。從此時此地出發，探索嶺南對外關系的形成與發展，這里是一個重要的切入口，近代史、鴉片戰爭以及辛亥革命，還有各種洋教的傳入，都跟這里有千絲萬縷的關系，新教、西醫、鐵路、報紙等等都是首先從這里傳入的……我可以抽一支煙嗎？

　　深圳特區報：當然可以，您隨意。

　　蔡鴻生：抽煙，現在普遍認為是不好啦。但在過去，一個人的政治形象、公眾形象，需要靠抽煙的，人際交往，有時候也需要靠抽煙，這是一個社會行為、文化行為。當然，現在要尊重別人，不讓別人抽二手煙，這也是對的。不同時代，人們的認識是不一樣的。

　　當代學術史上的三本巔峰之作

　　深圳特區報：在學術方面，您對錢鍾書的《管錐編》、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沈從文的《中國服飾史研究》評價甚高。為什么？

　　蔡鴻生：這三本書是三位先生長期嚴謹治學的成果。錢鍾書的那一本是集大成的書，最主要的是，他要在中外文化之間打通、搭橋。很多說法其實中外都有，人類的精神活動有很多共同點、共通點。陳寅恪的那一本是講錢柳關系的，里面涉及很多明末清初文人的政治態度、身世、風骨，是轉變之世的人的選擇。陳先生不是就事論事。他講通識，作為研究方法，注意古典和今典的關系。我曾經想到一個課題：古典和今典，如果深入去領會，不難發現陳先生這個思想很重要。沈從文先生的書主要是對文和物的爬梳斧正，中國古代對服飾記載得很詳細，服飾跟禮儀關系很密切。沈從文在故宮工作，有機會接觸到大量的文物，他通過服飾與文化互證，非常通透。我想告訴學生，這本書盡管跟我的研究沒有什么關系，但可以充實自己，學習前輩的方法。不過，這三大名著的形成過程，更是讓我感慨不已，到底是什么在支撐他們，在那么艱難困苦的環境中，還在孜孜不倦地做學問？這三本書也是“悲壯之書”、“憂患之書”，像沈從文當時還是一個文物解說員，治學的條件很差。在順境中做點事情倒不足為奇。

　　深圳特區報：這三本書，都是文革一結束，沒幾年就出版了。改革開放到現在30多年過去了，您認為人文學科方面，有沒有什么人寫的書可以跟三本相提并論呢？

　　蔡鴻生：沒有，一本也沒有。我們太浮躁了。人家是一輩子關注學問，到了晚年才結果。一個人是不是坐得住，跟個人的氣質秉性有關系，也跟外部環境有關系。我們動不動就說出什么精品，我非常不以為然，精品是那么好出的？要先有成品，然后有精品�，F在很多成果都是匆忙結題，半成品冒充成品，產品冒充精品，所以，做出來的成果當然跟這3個先生不可能比。

　　深圳特區報：作為陳寅恪先生的學生，你對老師有哪些比較深刻的記憶？

　　蔡鴻生：我大學三年級開始，大概是1955年到1956年，到他家去聽他上課。他把他的著作《元白詩箋證稿》發給我們，講什么叫做以詩證史。他用口語介紹書的內容，摘要來講。有些內容是必講的，比如《長恨歌》、《琵琶行》，這些對他個人的學術體系非常重要，構成了唐代史研究的完整部分。他講社會生活�！堕L恨歌》前后講了8次，一周一次。有人說，不能這么研究詩，詩是文學，錢鍾書先生也是有微詞的，但我們知道，陳先生是一個詩人，他不會讓我們誤會，把詩歌跟歷史搞混。正是由于陳先生的研究，我們在讀古人的詩歌時，會有很多的聯想。

　　他認為學術研究要有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學術研究是向無知的領域進發，所以，獨立和自由非常重要，學術要自由，不要民主，因為真理是少數人發現的。他是個純學者。

　　深圳特區報：您認識的純學者還有哪些呢？

　　蔡鴻生：1958年拔白旗，很多做學問的人不能按照陳寅恪的路子去走了。做學問，很多時候也是時代的產物。我們聽他講課，站在離他一米遠的地方，也沒有辦法學習，只能仰望，我們跟他有很大的差距，沒有辦法彌補。所以，純學者也是有條件的。

　　對一個讀書人來說，“小紅”是底線

　　深圳特區報：您一輩子都是一個讀書人，您有什么樣的經驗可以提供給年輕人呢？

　　蔡鴻生：讀書人要讀書。這句話好像是傻話，但事實上很多讀書人是不讀書的，他們只不過是查資料。查資料跟讀書是兩回事。查資料要快，讀書要慢�，F在人喜歡旅游，旅要快，游要慢。要命的是我們現在剛好顛倒過來了，旅很慢，航班經常誤點，游很快，到了一個地方，拍一些照片，就撤啦。

　　老話說，讀書百遍其義自見，一定要慢慢讀才能讀出邏輯，讀出精神。當然，讀書也不是無底洞，對不同的書要區別對待，經典的書，一些作者的代表作，跟流行的作品要區別，流行的書翻翻就過去了，經典的書一定要慢慢讀。這就像是交朋友一樣，生死之交跟點頭之交當然不可同日而語。

　　我還認為，一個讀書人一定要讀點專業之外的書，文學如曹雪芹的《紅樓夢》，哲學如黑格爾的《小邏輯》，這兩本書，水都很深，不可不讀。我經常跟人講，對一個讀書人來說，“小紅”是底線。沒有讀過其中的如何一本，都不要說自己是讀書人。當然，我的這個意思是說，我們讀書，一定要讀一點公認的重要的經典。

　　另外，讀書一定要認真。年輕朋友過目的東西很多，當代科技的東西要吸收，這樣可以如虎添翼。但是，你必須是真老虎，否則添了翼也沒有用�，F在的論文資料很多，信息很多，但是，沒有自己的見解�，F在的治學條件很好，讀書做學問的時間更多了�，F在的技術條件很好，但有利有弊，有些人變得很懶了，不愿意動手了。過去我們讀書是要抄書的。論文規范化也很奇怪，比如提出什么關鍵詞、提要，這些工作本來是讀者去做的。論文規范化之后，一代一代人就照此辦理。非常糟糕。當然，這樣一來，寫論文似乎變得容易了。有人一年發表幾十篇文章，這怎么可能呢？重量不重質。還有，現在教書，要做PPT，變成了講畫了，就是畫外音，我也是非常不以為然的，教師的意思被畫片分隔，零零碎碎，不成系統。教學方面的問題也很多，不過，好像沒有什么人關注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