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歐梵：人文精神應走出學院精英的圈子

　　●所以媒體很重要，媒體怎么做是一個說不完的問題。提到這點，我要說一下你們的《文學報》，已經做得很不錯了，內容非常豐富，也約了很多稿子。當然這也是一個比較有限制的東西，更具推廣意義的是視覺媒體。

　　●在中國，梁啟超最先辦報紙是為了將新的知識帶給民眾，而現在報紙社會啟蒙、生活啟蒙的意義消失了，它的意義變為了消費、炒作。正因為這樣，我覺得媒體更應該重拾它的人文意義。

　　全球化的資本主義時代，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和物質崇拜的消費主義大行其道，人文主義遭受到全面危機。在這樣的背景下，學者李歐梵新近出版的 《人文六講》 一書提出了自己的建議，重構人文學科，對文學、音樂、電影、建筑等進行觸類旁通地研究，依據日常生活，尋找當下的人文精神建構方式。李歐梵在上海演講期間，本報對其進行了采訪。

　　記者：《人文六講》 在香港出版時標題是“人文今朝”，這意味著您認為在當下的都市生活中人文精神是存在危機的，甚至完全退卻到人文學者偏安自守的一隅，“人文今朝”這樣的標題是不是旨在喚起人們對人文精神的重新審視？

　　李歐梵：我當時用這個名字是故意用的，典故來自一部美國電影《現代啟示錄》，想要表達一個意思：你現在就要抓住人文了，不要等待將來。我們現在最關心的一個問題是“現代感”，所有的東西不管過去將來，只壓縮在一個“現在”，然而現代感怎么用人文來解釋，這才是我最注重的。人文的精神在哪里？整個的人文回歸恐怕已不大可能，那我們只能抓住幾個瞬間。我們需要找到一些關鍵時刻，在一瞬間感受到人文的氣息，跟古人交流，使“現在”的意義更為豐富，這可以稱之為“神交”，有時候甚至只要一秒鐘就夠了。

　　記者：人文精神的討論并不是一個新的話題。上世紀90年代，上海的王曉明、張汝倫等學者有感于商業社會迅速發展對于人文精神的沖擊，曾經引發過一場關于“人文精神失落”的討論。一方面，知識分子們對人文精神的失守一直焦慮，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這種焦慮更多地局限于學院精英知識分子中。對您而言，人文精神似乎恰恰不是知識分子式的，而具有更普遍的大眾意義。

　　李歐梵：我的目的正是將人文精神從精英學院的小圈子里帶出來，將其普及化，所以我不用“人文主義”，因為講起來太復雜。我對當時他們人文精神討論的批評也正在于此，太過精英式了。學院中所講的人文精神永遠是有危機的，并不是從90年代才開始，中國人可能沒有這種感覺，但西洋一直有，而且辯論不休。當下的問題是，人文學科太專業化，自我靠邊站，不和其他的學科對話，總覺得自己被科學和商業逼到一隅，但是自己不主動與其他學科產生對話，那就只能越來越邊緣。我在《人文六講》的第二講中提到人文學科重建的問題，正是想要解決這種邊緣化，我的希望是將人文學科也從學院的圈子里帶出來，是不是成功，很難講。我現在只是一種嘗試。

　　記者：人文學科不拘囿于學院而具有更普遍的意義，似乎有一個做法是將人文學科作為整個大學教育的一種通識教育，您覺得這是否可行？

　　李歐梵：通識教育是普通教育的基礎，而人文學科作為學科是在通識教育之上的，更專業也更為貫通。通識教育是最基本的東西，在大學一年級一定要有通識教育。但爭辯的問題是，怎么教？在香港，通識教育變為普通知識的教育，這就沒有意義了。我認為通識教育的目的是訓練人思考判斷的能力，怎樣從人文基本的立場去思考，這需要從精讀經典文本著手。教授閱讀經典一定要活學活用地教，不能死板。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有四個演講講中國傳統，每一個演講根據一篇文本，分別是《史記·項羽本紀》、韓愈的《原道》、蘇軾的《赤壁賦》和魯迅的《阿Q正傳》，進而衍生到其他的文本，從一個文本進入到另一個文本，然后看出一系列的東西來，由此告訴大家中國傳統到底是怎樣的。這個很難，我花了很多的時間。別人不是這么教的，他們教的是知識，對我而言，這個自己看就能明白了。

　　記者：人文素質是需要積累的，用您的話來說就是“人文修煉”，這是對于自身的一種要求，您的方式是怎樣的？

　　李歐梵：我自己有幾個方法。第一是聆聽自己的日常生活。我每天抽一點時間出來“面壁”，就是進到自己的心靈世界，心中的另一個“自我”和此時此刻的我對話，有時候會提問和撥接，這就是古人所說的“一日三省吾身”。第二是有快有慢，就是在快節奏的生活中要有“慢板”，能慢下來，進行思考。第三是能讀能寫。從人文的立場來看，閱讀本身就是一門學問，作為一個人文學者要在閱讀時有明辨和分析的能力，這種閱讀是一種“解讀”、積累和思考。寫是一種文字表達的能力，這種寫并不是為了當作家，而是能夠用準確具體的語言，表達出自己的意思和思想。第四是什么都可以變成“文本”，什么都是詩，什么都是小說，任何東西都可以解讀。人文主義者要學會解讀，一方面是訓練你的思考，另一方面是知道自我和其他東西的關聯。

　　記者：但是當整個社會需要人文素養的提升時，那就不僅僅是個人修煉的一個問題了，如何由己及人？

　　李歐梵：媒體。教育本來應該發揮重要的作用，但是現在的教育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專業化，對于通識教育都是找最壞的或者最年輕的老師，大家不重視，只注重考試，原來的人文教育的精神很難保持。所以媒體很重要，媒體怎么做是一個說不完的問題。提到這點，我要說一下你們的《文學報》，已經做得很不錯了，內容非常豐富，也約了很多稿子。當然這也是一個比較有限制的東西，更具推廣意義的是視覺媒體。法國的視覺媒體在晚上都是請最好的知識分子辯論，講他們的書。我知道你們有很大的限制，要在夾縫中生存，但還是不能消極地做。我覺得中國文化有長處，目前看印刷媒體的還不少。在美國，中西部的小城市人們基本不看報，報紙也沒什么好看的，都是地方新聞。最先報紙是怎么出來的？生活太廣了，報紙是為了介紹怎樣生活的。在中國，梁啟超最先辦報紙是為了將新的知識帶給民眾，而現在報紙社會啟蒙、生活啟蒙的意義消失了，它的意義變為了消費、炒作。正因為這樣，我覺得媒體更應該重拾它的人文意義。

　　記者：您的一個觀點是，當下的人文精神是依據于日常生活的，而非高高在上的理想主義，這就要求我們能夠感知當下、認識過去，即是您所說的“此時此刻”，這個源于本雅明的詞語很有意義。

　　李歐梵：本雅明的“此刻”一方面是瞬間即逝的，一方面它又包羅了以前所有的東西在里面，甚至將來的東西也在里面，“此時此刻”就是過去和將來在做一種吊詭式的存在。他的一個觀念是歷史不是由古到今的，而是由今到古的，我從這里得到一個啟示，如果是從今到古的話，我們從今人此時此刻的感受怎么去追求古代的靈魂，現代性的時間使我們沒有持續感了，只有一種跳躍式的對位，即是“彼時彼刻”。我在1999年大談20世紀末，我就想到上一個世紀末在發生什么事情，經過研究發現梁啟超在那時候說我們要用西歷了，這就是一種“偶合”。

　　我覺得自今探古，考察過去某個“時刻”與當下的關聯性，這是一種人文研究的方法。我對于經典文本的閱讀也帶有這種意義，從現實生活中重新認識經典，與彼時彼刻的某個古人神交、相通。

　　記者：人文精神的修煉，您看中與經典的“神會”，您尋求人文氣息的方式是閱讀經典，而且是觸類旁通地閱讀，文學、音樂、電影、建筑無所不包。這會不會使你對文學的關注變少了？

　　李歐梵：文學一直是我關注的重點，我尤其關注中國文學的語言問題。以中國來說，作家能寫的題材太多，中國社會的變遷和人心深處的東西也已經被寫出來了，但是語言的問題我認為始終沒有解決。中國的作家每一個人都在寫中文，可是他們對中文的了解不完全一樣。在當代的白話文小說中，寫得最好的還是農村題材�？墒俏膶W的語言怎么進入心理、精神、甚至是哲學的層次，譬如說怎樣從一個最小的事件來重新探討生死的問題、怎樣看待抽象的死亡，這些比較哲學性的問題中國當代小說比較少。不是作家思考不夠，是語言的問題，中國的白話文沒有辦法達到這個負荷。為什么馬爾克斯可以寫出一個魔幻現實主義的《百年孤獨》，我認為西班牙本身的文法結構就有。俄文的問答、教訓和對話的動詞都有變化，有變化就使你有敏感，而且是幾個層次的敏感。白話文沒有這個層次，至少層次不夠，那就需要創造，但是能有幾個作家花心思來創造，作家寫得太快，改文章的次數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