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著地堅守藝術辯證法——文藝理論家郭志剛訪談

　

　　關于現當代文學史研究

　　崔志遠：現代文學史上有頗多爭議問題，比如對“五四”新文學運動的評價、啟蒙與救亡關系、傳統和創新的關系、多種文體的關系等等，很想聽聽您在這些方面的看法。

　　郭志剛：關于“五四”文學革命和我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歷史進程，人們確實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我想談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關于“五四”新文學的發生與現代文學發展脈絡。新文學的發生和發展與我國的現代化歷程緊密相關�！拔逅摹币院�，我國的文學按著自己的歷史邏輯發展：從最初的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再到20世紀20年代后期乃至20世紀30年代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很短的時間內，走完了一些歐洲國家在上百年的時間里才走完的道路，達到了思想上、藝術上的初步成熟的階段。從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由于政治地理的變化，現代文學又分別在解放區和國統區兩個區域取得重大進展，其中，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標志，形成又一次思想和文學的解放，成為又一個新的文學時代的起點。隨著中國人民解放的步伐，兩個地區的文學終于匯合到一起，跨進新中國的大門，進入社會主義文學時期。

　　第二個問題與第一個緊密相聯，則是啟蒙和救亡的關系問題。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歷程中，啟蒙是與救亡同步進行的，是在救亡中完成啟蒙的歷史使命的。在這方面，我們有別于歐洲文學。歐洲文學的啟蒙，主要表現為喚起個人的自覺，使之從神學與封建桎梏中解放出來，為資本主義發展提供自由勞動力市場和相應的人文環境�！拔逅摹睍r代，我們也提出“人的文學”的口號，也要喚起“人的自覺”，這確與歐洲文學相似，但無情的事實是，西方列強大半個世紀的侵略和掠奪，已使我國國土淪喪，人民飽受凌辱，加之軍閥與列強勾結，兵連禍結，數億人的中國早已陷入“非人”境遇。在這種情況下，我國要喚起“人的自覺”，不僅要從封建壓迫下解放出來，還要從列強的侵略下解放出來，即不僅要有歐洲國家一般意義上的“個人的解放”，還要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特殊意義上的“民族的解放”。離開這個歷史條件，所謂“人的自覺”將會失去對象和目的，便毫無意義�？梢�，把人的自覺(解放)和民族的自覺(解放)結合起來，啟蒙和救亡同步前進，完全是我國的國情決定的，是歷史發展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特點。就啟蒙主義本身來說，我國近現代文學承擔的歷史使命，要比歐洲文學廣大，它的歷史內涵也更豐富。

　　第三個問題是傳統和創新問題。我認為，傳統文化由歷史創造，本身即構成了歷史的一部分，既拋棄不了，也打碎不了。只有生活在傳統中的具體之物，沒有離開傳統孤立存在的抽象之物，想拋開傳統別開“新局”，那是百分之百的空想。傳統當然也是一個不斷更新的創造過程，否則傳統就會失去生存能力，走向消亡；但更新必須由“根”化育而成，否則就要成為無本之木。此外，各個國家和民族的傳統，在追求自身價值方面，有著廣泛的一致性。各國的文學藝術，可以因國別、時代和環境等等迥然相異，但在追求真善美方面，卻并不相抵牾，而是通過各自不同的道路，到達藝術的理想國。近代以來，歐洲人了解我們并不像我們了解他們那樣多，是他們的東西帶有更多的“世界性”。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多一些“文化自覺”，多一些自衛意識。因此，盲目“排外”固然不對，盲目“排中”也不對。

　　關于孫犁研究

　　崔志遠：您的孫犁研究在學界產生了很大影響，也得到孫犁本人的首肯。您能通過對孫犁的研究，談談自己的治學思路嗎？

　　郭志剛：孫犁確是我喜歡和敬重的作家。孫犁的作品在當代愈來愈以無聲的語言，顯示出它的光芒、它的生命。于是，我進行了一系列較為系統的研究。

　　這里也談三個問題。首先，是對孫犁創作的學術定位問題。上世紀80年代，曾有人提出“趙樹理現象”、“柳青現象”、“丁玲現象”等，否定革命現實主義、解放區文學和十七年文學；同時認為孫犁的成功，是因為他“遠離政治”，他是一個“純美”作家的典型。我認為，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孫犁和趙樹理、柳青等作家，大體是在同一境遇下成長起來的，并無本質的差別。孫犁的“美”，首先屬于他的時代。因為他創作的年代正值中國從黑暗走向光明，他的作品的每一次“美”的展現，都是時代光焰的強有力折射。比如水生嫂，如果不是抗戰激活了她在傳統中沉睡的那些美質，這個人物就沒有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樣美，這樣具有光彩。孫犁風格是一朵卓特的荷花，它不生在通都大邑，而生于窮鄉僻壤；哺育它的搖籃，不是花前月下的溫柔之鄉，而是槍林彈雨的戰爭險地。它所娛人感人的，與其說是嫣嫣然、佼佼然的花之貌，毋寧說是躍躍然、錚錚然的花之魂。孫犁常說，抗戰時期是他創作的“黃金時代”，當時他所在的晉察冀，人民的精神與文藝工作者的精神，都一起升華到一種很高的境界，達到了“虎嘯深山，魚游潭底，駝走大漠，雁排長空”那樣的“極致”。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那一代“英才彥俊”，不管用什么形式創作，都反映著一個大時代的聲音�？梢�，孫犁與時代、人民的結合，完全是一種自覺的深情的結合。

　　自然，孫犁的“美”也是屬于他“個人”的。他的個人因素，包括他的經歷、修養、氣質、學識，以及他對時代和藝術等各種因素的融合力量，起了重要作用，他的作品總是反映著個人的氣質和面貌。然而，對于孫犁來說，個人又是時代的聚焦。這種聚焦體現著他與時代的完美結合，造就出他的卓越品質。

　　孫犁的“美”還與傳統密切聯系。我們喜歡把孫犁的小說稱為詩意小說，從傳統意義上說，他的小說是詩的復活和變形。因為這些小說像傳統詩歌一樣，是簡潔的情與景、形與質的完美結合。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他的小說是詩的，甚至是古典詩的。這種古典詩情往往采用春秋筆法，微言而大義。孫犁的作品從來不說大話，但通篇都是“大話”，即時代洪鐘般的聲音。這是詩的“大話”，是藝術�？傊�，孫犁的“美”是他那個時代的，同時也是個人的和傳統的，而個人和傳統又緊連著時代。

　　其二，孫犁小說含蓄優美的意境，早已為讀者和學界稱道。這種含蓄優美的意境的實質，我認為是真實而深厚的情感的有節制表現。情，是藝術的生命，如同魯迅所說，“創作總根于愛”。這種情與愛必是本于大我之心，本于對人民的愛。孫犁對人民的大愛是那樣執著，它本身已構成一種動力，推動著作家走進無數個普通的農民家庭，走進這些普通勞動者們的物質生活和感情生活的深層世界，從而使他有機會發現：“抗日戰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種神圣的戰爭。人民做出了重大的犧牲。他們的思想、行動升華到無比崇高的境界。生活中極其細致的部分，也充滿了可歌可泣的高尚情操�！�(《我的夢》，見《秀露集》)正是這種感情，構成了孫犁整個作品意境的基礎�！额伿霞矣枴氛f：“凡為文章，猶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本褪钦f，單憑真摯的大愛之情還不能構成藝術，還需要尋求表現的方法，像騎馬一樣，以“銜勒”進行約束，有節制地抒發出來。節制是一種技巧和能力。孫犁有極強的情感節制能力。他的許多作品，極其深厚的感情以極其節制的方式進行表現，強烈地感染了讀者。如《荷花淀》中水生嫂聽到丈夫報名參軍后說了一句話：“你總是很積極的�！逼湎彝庵�音，既像表揚，也有不滿，甚至還有女人的怨刺，是一種十分復雜的感情。如此復雜的感情僅用七個字表現，極大的節制便產生了極大的力量，強烈地震撼著讀者的心。其實，作家和人物已經先震撼了——水生嫂的手指便先“震動了一下”。節制含蓄的情感表現不僅形成孫犁含蓄優美的意境，而且大大縮短了作品的篇幅，并形成孫犁小說的顯著特色�！拔逅摹币詠�，只有魯迅等極少數作家真正做到了“短”，孫犁便是其中罕見的一位�！皠h繁就簡三秋樹，領異標新二月花”，是作家燦若云霞的綺思和鬼斧神工的筆力，營造了這令人心馳神往的小說藝術。

　　其三，雨果在《悲慘世界》中這樣寫道：“世間有一種比海洋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天空；還有一種比天空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內心的活動�！睂O犁就是十分注重對人物的內心活動作深入探討的作家。我認為，他的方法可概括為：“研究的姿態”和“詠唱的筆調”的結合。如《鐵木前傳》寫孩子們看鐵匠打鐵：“如果不是父親母親來叫，孩子們會一直在這里觀賞的，他們也不知道，到底要看出些什么道理來。是看到把一只門吊兒打好嗎？是看到把一個套環接上嗎？童年啊，在默默地注視里，你們想念的，究竟是一種什么境界？”在這里，研究姿態與詠唱筆調已水乳般交融。因為研究，作家不斷深入到人物的內心；因為詠唱，他不斷地加重小說的抒情氣氛。而這兩者的結合，就常常使他能在單調中看到豐富，在重復中看到變化，并因而創造出一種動人的意境。自然，這種意境的存在，首先以寫出人的精神面貌的特征為前提。如果不是作家寫出那些圍繞著鐵匠爐的孩子們的特殊表情，如果不是作家十分含蓄地揭示出他們內心的熱烈向往，這種意境就寫不出來。

　　關于現實文學創作和理論思潮

　　崔志遠：您在從事文學史和孫犁研究的同時，還關注著現實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思潮的發展，尤其是上世紀80年代，寫了不少的研究文章，有對作家作品的評論，有關于理論的爭鳴。如您反對以性格的“復雜”和“單純”為判斷成功人物形象的標準，就很有價值。

　　郭志剛：正如“復雜”不代表“豐富”，“單純”或“簡單”也不代表“貧乏”。文學的生命是真實，真正有生命的東西，是一個活生生的存在實體，它無時無刻不處于活躍、變化和飛動之中，即使是一個十分單純的人，要真正進入其內心世界，或者說，要揭示其性格的全部秘密，那也是非常不易的。蒲松齡的《嬰寧》塑造了一個極其單純和天真的狐女形象，但并沒有妨礙她的內心世界的豐富性，沒有妨礙它具有明確的善惡觀念、強烈的愛憎感情，以及在表達自己情緒愿望的一系列別出心裁的行為和手段。這種單純與豐富的統一，“性格組合論”就難以作出解釋。

　　生活的復雜不僅不能必定造成性格的復雜，有時候，隨著人在社會實踐中的發展，原來人物性格中的某些復雜因子，還會得到改造或轉化，使性格的色調更加趨向統一和明朗。這是因為，人們對自己的環境固然有依存的一面，更重要的是，還能能動地改造社會和環境。人的性格之反映社會生活，并非像鏡子那樣消極地反映著社會生活中的各種現象、各種“雜質”，而是在自己的實踐中對其進行改造，使人的自身變得不那么復雜。在劇烈復雜、新舊交替的歷史變革中，固然產生了性格復雜的人，同時也產生了性格單純的人。富爾曼諾夫根據真人真事創造的恰巴耶夫這個著名形象，就是一個由復雜矛盾變為單純明朗的人物�？梢�，性格的最終價值，不以復雜表現其分量，而以在客觀環境中合乎邏輯的發展表現其分量，以對人生意義的揭示程度表現其分量。性格的發展，固然可以由單純趨于復雜，但也可能反其道而行�？傊�，性格的成功塑造，并不僅僅聯系著復雜性，它也有同樣多的機會聯系著單純性。

　　崔志遠：再請您談一談對發展文藝理論的看法。

　　郭志剛：我想談兩個問題。一是理論和生活；二是理論的語言。

　　先說理論和生活。我認為，理論研究也需要生活。這里說的是廣義的生活。沒有足夠的生活經驗，就不能體驗和理解作品，甚至不能在平等地位上和作家共享發言權。研究需要準確再現作品中的生活場面，沒有足夠的生活，很難實現這一點。不妨這樣說：作品是創作，研究則是創作的“再創作”，在創作中起作用的某些因素，在研究中也同樣起作用。自然，研究工作還有一個高度抽象的理論階段，但不管怎樣“抽象”法，它也不能離開生活，否則，“灰色”的理論將再也不能閃現亮色。

　　文學是人生的反映，不能正確理解人生，也就不能正確理解文學。一個人對人生體驗的深淺，往往和他對作品理解的深淺成正比。這樣看來，文學作品不僅是人生的反映，還是人生的延續——人們通過自己的經驗，在作品中解釋和創造人生。理論家研究的對象和作家創作的對象，從生活源泉上看，原是一回事。在創作中起作用的規律，在理論中同樣起著作用。因此，研究者不僅要讀有字之書，還要讀無字之書，即生活這部大書。

　　崔志遠：您把自己的學術隨筆自選集取名為《閱讀人生》。在這本書中，您收選了關于“我看文學研究和文學欣賞”五篇系列文章，總標題便是《閱讀人生》，對“研究和生活”作了進一步闡釋�？煞裾務勥@些文章。

　　郭志剛：這組文章是給學生作的一個系列講座。第一篇文章是總論，內容即以上所談看法。以下四篇分別從經驗、藝術、文化、哲學四層次談欣賞與研究問題。經驗層次即對文學作品進行人生經驗的觀照。人生經驗是欣賞文學作品的主要通道。以人生說文學，如平湖蕩舟，無所不通；脫離了人生談文學，就會越談越玄，文學就成了玄學。這是研究和欣賞的基礎層次。藝術層次是更高的層次。如果說，在經驗層次上的欣賞憑直覺就可以進行的話，那么，在藝術層次上的欣賞，除了經驗之外，還需要專門的修養。優秀的藝術作品常有“顯”、“隱”兩個層面，經驗層次的欣賞更多看到顯性層面，藝術層次的欣賞則可從顯性層面進入隱性層面，得其文心。這是行家的欣賞。行家的藝術造詣，固然和專業修養有關，更與氣質、經歷、入世深淺等人生體悟有關。從這個角度說，他也是人生的閱讀，是藝術人生的閱讀。文化層次則是以文化視角對文學作品進行文化的發掘。

　　其中風俗文化是一個重要的視角。風俗不通，會產生研究和欣賞的障礙，風俗一通，不但不再“隔”，而且會增加研究的魅力和深度。哲學層次是研究和欣賞的最高層次。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悟道”，古人云：“朝聞道，夕死可矣�！笨梢娢虻乐�難。文學要表現人生，不能不涉及悟道的問題�！拔虻馈�，即悟哲學道理。因而，哲學層次也是文學作品的最高境界。當我們在哲學層次上展開想象，文學的天地就變大了，它的魅力就變成無窮的了。經驗、藝術、文化、哲學都來自人生，因此，我把研究和欣賞稱為“閱讀人生”。

　　再說說理論的語言。上世紀80年代中期，理論界曾有“新名詞爆炸”，實在出了一批天書似的文章。這種惡習的后遺癥至今尚在，我們仍能讀到把手風琴說成“會奏樂的匣子”一類裝神弄鬼的文章，只是病象不重，人們不很注意而已。語言這個東西不是別的，它是人們見天用的交際工具，無論是說或寫，都是要人懂，不是要人糊涂，偶然有篇天書似的東西�；Ｈ�，還不大要緊，但如這樣的東西太多，就會使社會患上危險的心臟病。這類現象特別容易出現在文化轉換時期或變革時期。不是變革需要故弄玄虛，而是故弄玄虛者易乘變革之機，或者對變革有所誤會，也易玩些小花樣�！拔逅摹蔽膶W革命方興未艾之時，劉半農在《我之文學改良觀》中便批評這種現象：“雜入累贅費解之新名詞，其討厭必與濫用古典相同”，“實此等自命淵博之假名士有以致之”。20世紀30年代民族化大眾化討論時，瞿秋白在《普洛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中又批評這種現象是“新式文言”，以文言作來源的主體，硬塞些外國字眼和文法，將語言變成了“《說文》和《康熙字典》，東文術語詞匯和英文句法分析的練習簿”。20世紀80年代的新名詞爆炸，是世紀初舊病的復發。語言關及文化、語言病的病根，既存在于人們的頭腦之中，也深植于一個社會的文化乃至它的傳統和習慣中。所以，病根的祛除，既有賴于全體社會成員思想素質的不斷提高，也有賴于整個民族文化的發展與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