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罕仨毎盐諝v史本質

——訪著名歷史學者、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毛佩琦

毛佩琦教授接受本報記者采訪

　　最近很多人在諸多電視臺主講歷史、很多電視劇也冠以“歷史劇”頭銜循環播出，還有美女作家解讀著紫禁城風云，傾述對歷史的反省和追思……如何看待此一輪“歷史熱”？記者日前走訪了著名歷史學者、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毛佩琦。他重視“歷史的通俗解讀”，對其中多樣現象進行了辨析，也對當下歷史研究的著眼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所有的對歷史的解讀都是現代的解讀，想從歷史當中找出一種經驗，找出一種對付現在所遇到問題的一種解答方式，一種應對的方法�！�

　　現代傳媒對學術傳播的作用

　　記者：您前些年就曾上過央視《百家講壇》，講過明十七帝疑案，引起了很好的反響，很多觀眾對您講的朱元璋、朱棣很感興趣，而《百家講壇》讓更多的人了解了歷史，豐富了歷史知識，也推出了很多大家所說的學術明星，當然也引起了很多非議和爭論，那您對現代傳媒對學術傳播的作用怎么看呢？

　　毛佩琦：現代的傳媒手段無疑是非常進步的，可以涵蓋面更廣，可以跟普通觀眾和普通讀者接觸更多，所以無論是任何信息利用新型傳媒，都是可以提高傳播效率的，如果不利用新型傳媒，那就相對是落后的了。

　　不僅要看通過什么手段去傳播，還在于傳播什么給觀眾。傳播有兩個環節要把控。一個就是信息、觀念的提供者，學者、文藝家等等，再一個，就是傳媒的掌控者，包括電視臺、報紙等傳媒的管理者，我覺得這兩者都要思考自己的社會責任。不論是作家、學者、文藝家，還是有關部門的領導，都有一種社會責任——即使是小人物，或者是人微言輕，別人不會注意，但是借助了先進傳媒手段有可能會影響很多人。那么反過來受眾關心的人物及重要的、國家掌控的傳媒平臺，能夠不對所傳達的信息負責任嗎？

　　做歷史的通俗解讀并不是新現象

　　記者：您曾為《明朝那些事兒》這本書作序，它在圖書出版和解讀歷史上可以說創造了一個奇跡，讓人們知道了歷史可以這么寫，可以這么廣受歡迎。加上《百家講壇》等傳媒的推動，幾年之前就在一定程度上掀起了民間的“明史熱”。對于歷史的通俗解讀，您認為是好事嗎？作為一名歷史學者是只把學術做好就行了嗎，還有沒有義務要去向大眾澄清真實的歷史？

　　毛佩琦：我提出過“歷史需要通俗解讀”。為什么歷史需要通俗解讀？因為歷史不僅僅是官方的，它不只在廟堂當中，歷史就活在酒樓茶肆，活在說書場，活在戲劇舞臺上，活在小說上，活在評書藝人的口頭上，你不要他們解讀，他們隨時都在解讀。每個人都是歷史的一部分，每個人都是歷史的解讀者，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有一些人做這個工作。

　　專業研究如果不和社會民間接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發揮作用的。如果一種理論的解讀和學術的研究，只停留在紙面、課堂、圖書館，它的傳播范圍，它的有效性，它的社會效益又如何呢？歸根結底，任何學術成果是希望被更多人了解、希望傳播給大眾的。治史目的就在于“資治”，我們面對現代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需要從歷史中找到經驗教訓，這種歷史的經驗教訓，需要有學術的專業研究。所以應該有一些學者為此作出努力。事實上，歷來的大家都是這樣做的，比如我們近代的一個大學者顧頡剛編過“中國歷史小叢書”，后來吳晗也主編過“中國歷史小叢書”，前者的是在新中國成立前，后者的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后，他們都在做溝通民眾和學界的一個橋梁，并沒有多少所謂廟堂和草根間的鴻溝、界限。

　　我常常說，“最難得的是大家寫小文章”，因為大家能掌握精髓，能用最精煉的語言表達最核心的價值、最核心的理念，所以要提倡大家寫小文章。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有一個傳統，以天下為己任，讀萬卷書，為的是承擔社會責任，啟發民智就是一項重要的責任，歷來就是這樣的。你把自己的學問，搞成曲高和寡的，讓人家都不能夠理解，那不是真正的學問家。中國有這個傳統，做歷史的通俗解讀并不是一個新的現象，它是在一個新的時期，利用新的平臺，利用新的傳播手段，在繼續先賢所做的工作。

　　把明史更多的知識傳遞出去

　　記者：從您自己治學道路上選擇的明史，您個人覺得明史有什么特殊之處？簡單介紹一下您認為它最有價值的地方？

　　毛佩琦：明史是離我們比較近的歷史，是中國傳統社會鼎盛時期的歷史，有人說，漢唐很盛，可是你聽說過沒有，明朝很盛，有句話叫做“遠邁漢唐”；明代又處于一個轉型時期，明朝末年出現了向近代的轉型，因此它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上，是一個很特殊的時期，值得我們關注。有人一提起明朝就想到宦官專政、錦衣衛橫行、專制主義和社會腐敗，但“治隆唐宋”“遠邁漢唐”才是明史的真實寫照，清朝因看到明朝制度的優越而選擇了繼承，事實證明，該制度也支持了清朝200多年的歷史，據史料記載，明朝時期使臣 “舟車所至，無遠不屆”，其影響“東西抵日出日落之處”，在強盛時，其疆域和影響遠超漢唐。這些都是史書上的原話，但很多人不知道，只看到了他的衰敗。哪個朝代沒有衰敗呢？

　　對明史有很多誤解誤讀，或許人們對明代的了解不如對其他朝代的歷史了解得多。明朝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能讓它是一片空白，在這種情況下，關注明史就成為一種社會需要。我需要深入研究明史，并且要讓更多人了解它，我們有責任把明史的更多的知識傳遞給大眾。

　　海內外歷史研究走向越來越趨同

　　記者：《劍橋中國史》系列，還有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等，影響很大。國外及外籍人士研究中國歷史，他們的學術特點與國內有哪些不同？對我們來講有什么可以借鑒呢？

　　毛佩琦：長期以來，由于交流不多，東西方的研究課題、研究理論、研究角度有很大的差異，但是最終是會殊途同歸的。為什么？因為我們面對的歷史是一個，而史學研究的目的是追尋真相，提供思考。這在中外并沒有什么不同�？赡茉陔p方文化交流出現斷裂的時候，它會獨立發展，但當交流發生比較頻繁的時候，就會“你的論點和你的理論我也理解了，我的論點和我的理論你也理解了”，雙方互相交融，互相學習，大家都會用不同的理論去解釋同一段歷史。這二三十年以來，海內海外對于歷史的解讀，對于歷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越來越交流和融合，雙方的差異逐漸縮小，從研究的選題、方法、范圍到得出的結論，都在趨同。前幾年我參加在浙江召開的國際明史研討會，做學術總結就提出當前明史研究的這一個特點——海內外研究選題、研究方法的趨同。

　　《劍橋中國史》是集合了海外的一批學者寫的一部中國史。在我國改革開放，國門剛剛打開的時候，它可以帶來一些不同的觀察中國歷史的角度，它對于中國歷史的解讀，對大陸地區的學者有很多啟發，它也對中國歷史的研究是有貢獻的。很多的國內讀者對它也有比較好的評價。但是并不是說，它就是一個非常權威的，或者是不可逾越的，它是當時時代的產物，它是在那個地域，在那一批學者當中形成的一種共識�，F在，我們的學術已經發展了，現在我們看，我們的海內海外的研究應該說超越那時候了。

　　黃仁宇提出了“大歷史觀”的觀點，這是他觀察歷史的一個方法。很多學者對他的方法提出了批評。特別是在我國臺灣地區，召開了專門的研討會，把他的方法批得一無是處。對此，我們這里不展開。但黃仁宇的文筆，我很欣賞。他用活潑的文筆來展示一個時代，他讓你如臨其境，如見其面，如聞其聲，這樣就好像帶你走進那個時代，不知不覺受到他的影響和感染。所以，臺灣學術界的朋友也說他更像個文學家，或是更像小說家。他的真正價值在于開創了歷史寫作的一種新面貌。

　　關于歷史劇創作的四句話

　　記者：現在冠以歷史劇的電視劇已經在熒屏上盛行，人們習慣將和歷史沾點邊的都稱為歷史劇，前幾年有《貞觀長歌》、《大明王朝》，現在熱播的有《楚漢傳奇》等。而《隋唐英雄》和《隋唐演義》是根據評書改編的，竟然也被人稱為歷史劇，那么在您心中的歷史劇應該是怎么樣的，有沒有必要劃個界限？您對現在的文藝領域創作歷史劇的原則如何把握？

　　毛佩琦：什么是歷史��？穿著古裝的劇可能是歷史劇，可能僅僅是古裝戲。古裝戲不等于歷史劇。歷史劇的本質是真實，它的核心也是真實。古裝戲可以演繹、可以編造，甚至可以穿中國古代的服裝演出莎士比亞的劇作，但歷史劇要說歷史。

　　我認為，創作歷史劇應該遵循這樣四句話：“大事不虛，細節精致，剪裁生發，把握本質�！弊鳛槲乃囎髌�，大事不虛假，不能關公戰秦瓊，不能給人錯誤的歷史認知；細節真實精致，穿著什么服裝、使什么用具，要符合時代，在細節上一旦穿幫，觀眾對整個戲就懷疑了；剪裁生發，你可以剪裁，你可以設想各種的情節，他沒說過什么話你想他可能說過什么話，可能怎樣做，前提是不違背本質；把握本質，就是戲的整體必須把握本質，如果說這句話不是這個人物可以說的，不是這個時代可以發生的，不是歷史的必然，就錯了。歷史劇中虛構的成分，必須是符合歷史本質的，可以稱為藝術的真實，藝術地再現歷史的真實。對于創作歷史劇，我同時還有兩句話，一是“歷史學家，應該給文藝家留下更多的空間”。不要說歷史上沒有記載的，文藝家就什么都不能寫，那搞什么文藝創作，怎么想象，怎么描述？歷史學家一定要給文藝創作者更大的創作空間。在不違背歷史本質的前提下，容忍度大一些；反過來，第二句話是“文學家要給歷史學家和給學術更多的尊重”。要更多的尊重，你不要說什么東西都可以任意解讀，有些是不能亂說的，而要把握本質。這就要求對歷史學的研究的成果，對歷史學家的意見，給以更多的尊重。如果我們把這個分寸拿捏好，雙方達到最契合的、最佳的境界，那就會產生高質量的歷史劇。

　　歷史研究要有“三個堅持”

　　記者：有的人說，中國人癡迷歷史，西方人鐘情未來。您對這種觀點怎么看？

　　毛佩琦：首先這個判斷是錯誤的，外國人也非常重視歷史，如果說外國人不重視歷史是無知的，國外所有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軍事的研究這些都是從歷史出發的。我們可以想想馬克斯的《資本論》是不是從人類社會發展開始講的，然后再講資本怎么回事。恩格斯的《國家與社會起源》，講的是人類社會發展史。包括《第三次浪潮》這樣的經濟學著作，也是以歷史為背景的。各個國家都重視歷史。實際上所有對歷史的解讀都是現代的解讀，是想從歷史當中找出一種經驗，認知歷史發展的趨勢，判斷歷史的走向，找出對付現在所遇到問題的解答方式，應對的方法。歷史它解決不了計算機的問題，但是它可以解決人的宏觀思維問題，它可以解決人類的命運問題，它可以解決人的社會問題，解決人的心靈問題。

　　在歷史研究中要有“三個堅持”：一是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不要為了功利性的東西，使我們的研究走上歧途，也不能為了個人感情去曲解歷史；二是要堅持進步的原則，不要倒退，研究明史不要倒退到明朝，研究朱元璋不要崇拜朱元璋，研究清史也不要回到跪下當奴才；三是要堅持尊重先賢研究的成果，尊重成熟的歷史認知，那許多是前人通過艱苦勞動得來的結論，有些是經過幾代人，付出鮮血得出的結論。歷史上久經考驗的結論，如果沒有新的材料，如果沒有確鑿的證據，就不要輕易推翻。如果我們把握了這三點我們研究歷史就是穩妥的、扎實可信的，就不是倒退的。

　　時代的、進取的、未來的國學

　　記者：您在接受某些媒體采訪時說過“國學熱是民族復興的一個標志，是一種精神的覺醒，一種集體民族身份的自我認同�！蹦�能不能再談一下對國學熱的看法。

　　毛佩琦：現在的歷史熱實際上是國學熱的一部分。國學呢，一定要區別其中的保守的、僵化的、倒退的東西。我們提倡的是時代的國學，進取的國學，未來的國學�，F在我們的國學是時代的，因為每個時代都在豐富國學的內容。敦煌文書什么時候發現的？上世紀初。甲骨文什么時候發現的？上世紀初。對它們的研究是國學嗎？時代的國學，一定是新的材料、新的內容，再加上新的解讀、新的認識。

　　為什么是進取的國學？未來的國學？這次國學熱絕對不是說國學受到了很多侵害，我們要頑固保護這個陣地，不要讓別人攻破。這次是國學主動出擊，是進取的，是來尋找它的當代價值，探索對于當代問題的解答思路，當用西方的學問，沒有能解決問題的時候，我們來看看國學能否給我們以不同的啟示。我們可能會面對很多的我們所不知的領域，國學當中可能會蘊藏著面向未來的智慧，給我們一種思路。時代的、進取的、未來的，這也是我研究歷史的一種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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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佩琦：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明清研究中心、歷史文化研究所兼職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客座研究員、故宮博物院明清宮廷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中國明史學會副會長。中國炎黃文化研究會科舉專業委員會主席團主席。長期從事中國明史、社會生活史、文化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明成祖史論》、《永樂皇帝大傳》、《鄭成功評傳》、《平民皇帝朱元璋二十講》、《明清行政管理制度》；主編有《歲月河山——圖說中國歷史》、《歲月風情——中國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通史·明代卷》、《中國狀元大典》等。在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主講明史、《中庸》等，影響廣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