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面向兒童的思想文化視野

　　真正優秀的教育實踐者，必定同時是一個對兒童及其文化懷有敏銳、深刻的見解之人。 做一個洞悉兒童文化的教育者

童年的事情，是一樁與整個人類文明相關的事情。朱曉蘭 繪

　　自2007年以來，我主編的“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由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逐年陸續出版，引起了兒童文化理論界和教育界許多同行的興趣和關注。我以為，建立當代兒童教育者面向兒童的思想文化視野，對于今天從事兒童教育工作的人來說，應該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20世紀后期以來，當代兒童的生存狀況及特質發生了深刻的變化。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傳媒學者和文化批評家尼爾·波茲曼出版了著名的《童年的消逝》一書。作者提出，在一個電子和娛樂文化占據主導地位的社會，由于兒童與成人共同沉浸在以視覺消費為主的娛樂文化中，當代兒童所接受的文化訓練也越來越趨于娛樂化，從而導致今天的兒童已經不像“兒童”。他就此提出了“兒童的成人化”和“成人的兒童化”問題。

　　波茲曼所說的這些現象，也正在今天的中國社會蔓延。如果說時隔30年，我們越來越看到了波茲曼上述論斷中過于保守的成分，那么對于他所提出的當代童年的生存危機問題，我們也還沒有能夠發現一個確定的答案。今天的孩子究竟怎么了？今天的童年正在走向何處？是童年出了問題，還是我們對童年及其文化的判斷出了問題，抑或兩者兼而有之？站在全部人類文明的立場上來看，當代教育應該向當代童年期待些什么，又能夠為此做些什么？嚴格說來，所有這些問題都是當代兒童教育者無法繞過的。

　　誠如波茲曼所說，“兒童是我們發送給一個我們所看不見的時代的活生生的信息”，這意味著，童年的事情，是一樁與整個人類文明相關的事情，童年的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了文明自身的問題。毫無疑問，從這一精神基點出發的對于童年文化的歷史、內涵、意義及其當代變革的深刻理解，將為我們更好地理解和從事當代兒童教育工作，提供更加深刻、寬廣的思想和文化視野。

　　現代兒童文化研究的興起

　　兒童與兒童文化研究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思想和研究領域，在人類文化與學術史上留下過一段久遠的歷史和記憶。在中國，從老子、莊子到王陽明、李贄，歷代哲人圍繞著“嬰兒”、“童子”、“童心”等等所留下的思想和觀點，在西方，從夸美紐斯、洛克、盧梭到荷爾德林、霍爾、杜威、蒙臺梭利、皮亞杰等等，不同時代、不同國度的人們，都曾經以各自的思想和表達方式，留下了一連串對當時以及后來的兒童與兒童文化領域產生過重要乃至巨大影響的思想成果或著作。

　　當然，兒童與兒童文化研究作為一門學科的歷史，其自覺的學術和歷史建構，則要晚了許多。在西方，19世紀后半葉到20世紀初，以斯坦利·霍爾為首的一批心理學家和教育家在美國發起過一場聲勢浩大的兒童研究運動。進入20世紀后，兒童與兒童文化研究的學術制度建設在世界范圍內得到了更為系統全面的推進。許多兒童與兒童文化研究機構、組織、刊物的成立和創辦，改變了當代兒童與兒童文化研究的整體學科面貌，也大大豐富提升了國際兒童與兒童文化研究的學術水平。

　　在中國，早在“五四”前后，與兒童研究相關的西方教育學、心理學、人類學、兒童學成果開始陸續傳入，并直接影響、參與了中國現代兒童和兒童文化研究相關領域的學術建設和展開。191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朱元善編的《兒童研究》(教育叢書第2集第4編)一書。1921年，商務印書館又出版了凌冰編著的《兒童學概論》(世界叢書之一)，這已經是一部頗為系統的兒童學理論著作了。1925年，陳鶴琴以自己的孩子為對象，進行了808天的跟蹤觀察、實驗，研究兒童身心發展的特點和規律，總結了教育孩子的101條原則，出版《兒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兩部著作，開了我國現代本土化的兒童心理研究之先河。經過將近一個世紀的學術跋涉，今天，中國的兒童與兒童文化研究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思考童年命運是教育者的使命

　　盡管在兒童教育實踐中，向孩子傳授生活中的知識名目和聞見道理始終是一個重要的目的，但任何真正的教育，都不會僅僅以此為終點，它所實踐的始終是教育的最初也是最根本的意義，也就是“人”的塑造，是對于“人”這一特殊存在的關懷。

　　兒童教育者能否做到這一點，決定了教育實踐所能達到的精神高度，而這又與教育者對于兒童及其文化、教育的認識程度有關。真正優秀的教育實踐者，必定同時是一個對兒童及其文化懷有敏銳、深刻的見解之人。同時，這些見解不是通過各種兒童教育理論、方法的機械學習就能獲取的，也不是現代學校教育體制下兒童教育實踐的普通經驗可以達到的，而是我們的思想真正深入人性和人類生活、尤其是兒童文化及其生活的歷史與現實的一個結果，它使我們認識到教育首先不是一種制度或程序，而是一種以“人”的完善為目的的生活方式。這樣的見解者對現代教育的現實往往懷有激烈的批判精神，但同時也對改善現實的行動懷有堅定的信心。

　　近幾十年來，不論在中國還是西方，伴隨著整體社會環境與兒童生存環境的巨大變遷，現代童年觀的許多方面已經不能詮釋今天的許多童年問題。它至少提醒我們，童年的生活、童年文化無時不在變化，教育者也需要時常檢查自己的童年觀是否脫離了不斷豐富的童年現實。同時，當代兒童教育者所要面對的，不僅僅是對童年生存現狀的貼近認識和理解，還要向人們提供有關當代童年命運的思考。一個真正的兒童教育者，在童年觀的問題上，不但要善于觀察和把握童年的當下現實，而且要深入這一現實的內部，去琢磨它的內涵，思考它的意義，同時也發現它的問題。我們在編撰《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的過程中，大量接觸到了如浙江溫嶺幼兒教師虐童事件等令人痛心的事實，這說明，做一個洞悉兒童文化的教育者，培養一種富有當代意識的教育情懷，對于我們時代的教育來說，仍然是一件多么緊要的事情。

　　我盼望，“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的編撰和出版，也能為實現這一目標，提供一份思想資源和理論參考。

　　(方衛平，浙江師范大學教授，著有《方衛平兒童文學理論文集》四卷等。)

　　對話

　　為當代兒童文化研究建立檔案

　　讀書周刊：請您談談編撰“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以下簡稱“年度報告”)的背景。

　　方衛平：當代兒童及其文化生存、發展環境，都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代國際兒童與兒童文化研究領域也已經有了豐富的拓展和提升。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兒童生存和發展的社會文化背景、中國兒童成長所呈現的歷史特質和文化容量都向當代兒童文化理論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課題和挑戰。近年來，來自不同專業、不同學科背景的研究者們從不同角度對兒童和兒童文化生存、發展現實進行了深入、廣泛的研究和探索，積累了也許是近代以來中國兒童文化研究領域最為豐富的學術成果。這些拓展和推進，引發了我們對中國當代兒童與兒童文化研究現狀更多的關懷與思考。

　　2005年初夏，浙江師范大學發文成立了兒童文化研究院。作為一家以推進中國兒童文化研究事業為己任的學術機構，我們希望以自己的專業熱情和逐漸積累起來的專業眼光和素養，借助“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這一學術平臺，逐年收集、整理、呈現年度中國兒童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并與校內外兒童文化研究專家攜手合作，以前沿觀察和學術評析的方式，向當代兒童文化研究界乃至整個學術界報告我們的思考和分析。我們希望以此來積累中國兒童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共同推進、提升相關學科的整體建設及其學術水平。

　　讀書周刊：編撰“年度報告”基于什么樣的設想？

　　方衛平：兒童文化研究涉及許多領域，具有很大的學科跨度�！澳甓葓蟾妗本幾�的基本設想，一是關注年度兒童文化研究中的重大理論問題研究；二是關注與當代兒童生活密切相關的新政策、新思潮、新問題的研究；三是重視多學科研究成果的整合和整體呈現；四是力求表達選編者和有關專家、研究者的立場和思考。為了實現上述設想，年度報告分為文件報告、學術前沿、熱點聚焦、年度中國兒童文化研究論文索引等若干板塊。其中，“學術前沿”板塊，從諸如兒童文化理論研究、兒童政策研究、兒童社會學研究、兒童教育學研究等方面梳理各年度內兒童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論成果�！盁狳c聚焦”板塊則根據每個年度現實兒童生活的實際，聚焦于例如留守與流動兒童、兒童災后心理危機干預、媒介與兒童發展等年度熱點話題，跟蹤當下兒童生存現狀。

　　讀書周刊：“年度報告”的原創性體現在哪里？

　　方衛平：我們在每個研究領域、每個熱點話題，都安排了一篇由相關領域專家執筆撰寫的述評文章，這也是年度報告最具原創性的部分。從2007年開始，我們就組織院內外、校內外的專家學者參與這項工作，希望通過高質量的年度述評文章，呈現兒童文化研究各領域的學術面貌，分析年度兒童文化研究各領域的進展和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研究趨勢預測，給出相應的研究建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年，我們還逐年聘請了浙江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華東師范大學等高校的有關專家學者撰寫相關領域的年度述評文章。這些專家學者專業素養和智慧的融入，不僅加強了我們研究院與國內同行的專業聯系，同時也保證了“年度報告”的整體編撰質量和學術水平。

　　讀書周刊：作為主編，您希望“年度報告”在兒童文化研究中起到哪些作用？

　　方衛平：我在《2007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的“前言”里寫過這樣一段話：這是一部旨在為中國兒童文化研究領域逐年留下思想印痕和學術成果、具有文化積累性質的大型資料集、可供檢索的專業工具書，同時也可視為是一部力求表明選編者理論觀察、批評立場和思考、建設性意見的年度學術報告和藍皮書。我們期望以專業的精神和持續的努力，為中國兒童文化研究留下一份具有歷史價值的文獻索引和學術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