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精神現象學的自我維度——訪著名哲學家張世英

張世英先生近影 楊曉華 攝

　　張世英，著名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1921年生于湖北武漢，1946年畢業于西南聯大哲學系。曾在南開大學、武漢大學任教，1952年迄今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主要著作有：《論黑格爾的邏輯學》、《解讀黑格爾〈精神現象學〉》、《黑格爾〈小邏輯 〉譯注》、《論黑格爾的精神哲學》、《天人之際》、《進入澄明之境》、《哲學導論》、《境界與文化》、《中西文化與自我》、《美在自由》等。張世英先生是在海內外有較大影響的黑格爾研究專家，他在豐富積累的基礎上對中西哲學的比較研究既有歷史的厚重，又有獨立的批判精神，向為學界推重。耄耋之年，先生依然筆耕不輟，獨創性地提出了“中華精神現象學”的宏大哲學命題，并進行了體系化的初步嘗試，近日，本報記者就此問題在其北京家中采訪了張先生。

　　楊曉華：在最近發表的文章中，先生提出，中華傳統思想文化未經自我主體性的洗禮，因此應該吸納西方主體性哲學的精神，伸張自我的獨立性和創造性。先生這一主張是基于怎樣的哲學架構？

　　張世英：2007年，北京大學心理學系的朱瀅教授出版了他的佳作《文化與自我》。他在書中說，美國哲學家Searle代表西方對自我的看法，我的“新的萬物一體”的哲學觀代表中國對自我的看法。西方人的自我觀是“獨立型的自我”，強調自我的獨立性和創造性；中國人的自我觀是“互倚型的自我”，強調自我與他人的相互依賴。

　　朱瀅教授對我略有誤解。我所主張的“新的萬物一體”觀，是在繼承中國傳統的“萬物一體”“天人合一”思想基礎上，吸納西方“主客二分”、彼此分明、重自我獨創的思想因素，而建立的一種“萬物不同而相通”的，既肯定每一個體的獨立自由，又肯定人與之間互相支持、隸屬的新的精神境界。我的自我觀并不代表中國傳統哲學的自我觀。但是朱教授確實對我有所啟示，那就是我上世紀80年代以來提出的“新的萬物一體”“新天人合一”觀，太強調“超越”“主客二分”，容易讓人誤認為我主張“新的萬物一體”觀不需要“主客二分”的環節。所以我自己在反思，我說“超越”，說得太早了，我們必須彌補“主客二分”這樣一個弘揚自我獨立性和創造性的階段，激發人們的理性自覺，爭取進一步的個性解放，也像西方文字那樣，“我”字大寫，做一個大寫的人，實現中國人精神歷程的新的覺醒。2010年9月到2011年7月，《北京大學學報》連載了6期我寫的《“東方睡獅”自我覺醒的歷程——中華精神現象學大綱》，對這一觀點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論證，很快要結集成書了。

　　楊曉華：您最早的學術焦點集中在黑格爾哲學，為何后來會轉到中西哲學比較，特別是轉到對中西哲學中主客體關系的研究上？

　　張世英：我的哲學研究以上世紀80年代初為界，大體上可以分為前后兩個時期。80年代改革開放之前，我主要研究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的西方哲學史和黑格爾哲學，主要是按照當時左的教條主義模式，批判西方哲學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當時的論著大多打上左的烙印。

　　改革開放之初，學術界關于“主體性”問題的討論中，有對“主體性”概念的誤解之處。為了探討這一概念在西方近代和現當代哲學中的不同評價，我的學術興趣逐漸轉向現當代西方哲學，特別是德國現當代哲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的研究，意欲在中西比較的視野中探索一條哲學的新路子、新方向。努力的結果就是，我提出了 “新的萬物一體”的哲學觀，即“萬有相通的哲學”。

　　從柏拉圖肇始到黑格爾作為集大成者，西方哲學一直在發展和深化“主客二分”的哲學思想，這種思維方式的要旨是，作為主體的人和作為客體的外部世界是一種彼此外在的關系，因此主體要發揮自己的“主體性”，認識和征服客體，達到主體和客體的對立統一，這反映到政治、文化領域就是強調自我，突出個性解放。在這種思想的激勵下，西方沖破了中世紀的宗教蒙昧，沖破了專制桎梏，迎來了自由、平等、博愛的新時代和自然科學的大發展，實現了歷史的飛躍。但是西方的現當代哲學家如尼采、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等，認為人的現實生活世界不單純是“主客二分”的對立統一，而是知、情、意(包括下意識和本能)相結合的人與物交融合一的活生生的整體。單純的“主客二分”導致了極端的自我膨脹和極端利己主義，應該予以揚棄。

　　中國的傳統哲學中，“天人合一”的觀念長期占主導地位，這種思維方式比較缺乏主體與客體的區分，也就缺乏認識和征服客體的興趣，導致中國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難以在科學上特別是自然科學上取得根本性突破。明清之際，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后，“天人合一”不斷遭到批評，五四運動提倡“科學”與“民主”可視為是對西方“主-客”式的“主體性哲學”的召喚，一部中國近代史可以看做是向西方近代學習和召喚“主體性”的歷史。

　　我由此得出結論，要在中囯“天人合一”的思想傳統的基礎上，吸取西方“主-客”思想的精髓，而又超越舊的“主客二分”的階段，進入“后主-客的哲學”或者說“后主體性哲學”的階段。

　　楊曉華：先生的這一哲學結論從理論上是符合辯證法的，從實踐上看，過份張揚個性主義的西方式現代化，也的確導致嚴重的社會危機，這一判斷也是準確的。為什么會覺得這樣的觀點講得太早呢？

　　張世英：我說的“太早”，是指中國當前講“超越主客二分”還言之過早。朱瀅教授做了一個“文化與自我”的調查實驗，結果說明，中國文化，甚至包括當前年輕人的思想，還是依賴他人的習性太強，缺乏西方文化強調的個人獨立。這使我大為震驚�？磥�，中國人要從“互倚型自我”中走出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主客二分”的階段不能跨越。過去我強調不必亦步亦趨緊跟西方人，現在看來，我們還是要補點課，盡管還是不要亦步亦趨。西方已經進入了后現代超越“主客二分”的階段，中國則還要通過“主客二分”的思想激發人的獨立性和創造性。

　　孔子對中華文化的貢獻主要在于“仁”德的學說�！盀槿视杉骸薄叭收邜廴恕薄叭�軍可多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等思想包含著個體精神的閃光，但是從根本上講，他的思想是要個體服從專制統治秩序�！懊窨墒褂芍�，不可使知之”的觀點明顯地是扼殺個體自由自主的思想。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是一個思想的黃金時代�？上У搅饲貪h大一統以后，思想禁錮越來越成為執政者的統治手段。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是把原來孔子思想中那點有主體意識的東西都抹殺掉了。

　　楊曉華：但是自我的存在畢竟是一個物質的事實�？v觀中國歷史，還是有不少“硬骨頭的人”，先生列舉過的屈原、司馬遷、嵇康、李贄等等都是，他們在那樣的晦暗年代，仍然以自己微薄的血肉之軀樹立起了主體性自我的尊嚴。

　　張世英：中國人不是沒有對自我的伸張，只是稍一有點自我覺醒，就被壓制。每一個時代都有人強調個性解放：先秦的屈原，“舉世皆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對人格獨立的追求灼灼可見，最后自投汨羅江；漢代司馬遷，為李陵寡不敵眾投降做了辯護，漢武帝認為其意在誣陷其寵妃李夫人，處之以宮刑；“竹林七賢”之一嵇康，提倡“越名教任自然”，結果被綁到刑場，太學生3000人請愿，也沒能挽救，臨死還彈琴而歌；明代李贄反對獨尊孔儒，最后被誣陷入獄，在湖北麻城自殺身亡。

　　除少數精英外，中國歷史上絕大多數人的自我都處于湮沒或半湮沒狀態：或湮沒于貴賤等級森嚴的社會群體，或湮沒于自然的渾沌整體。

　　所以我認為，中國人的主體精神、自我意識在歷史上一直是匍匐前行，追求自我解放的啟蒙過程漫長而艱辛。

　　楊曉華：中國歷史上的專制制度十分堅固和殘酷，因此士人表達獨立思想的空間十分逼仄，另外一方面，在文學、書法、繪畫等藝術領域，中國官僚士大夫階層幾乎全部參與進來，蔚為壯觀，世界罕見。

　　張世英：西方近現代的美學思想，大多強調通過藝術把人的自我從世俗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以表現自我。你看梵高的名畫《向日葵》，那個向日葵像火焰一樣，變成了光芒四射的太陽。為什么這樣？表現主體的力量，自我的力量。

　　中國的美學思想講“隱秀”，所謂“情在詞外，意在言外”。中國的繪畫講求“天人合一”，人湮沒在自然中。越是“天人合一”就越美。中國人強調“美在意象”“意在象外”，形象的背后是意，讓你進入一種與自然合一的高遠境界，美不美？確實美，但過分湮沒了自我。

　　西方的觀點是美在自由，中國的觀點是美在意象，這兩種美學價值觀很不一樣，各有優缺點，我主張中西互補。但這里不能詳談。

　　楊曉華：先生所認定的中西思維方式的差異，除了思想本身的邏輯之外，是不是還應該有一個生產方式上的根據？

　　張世英：這是與生產方式有關。一般認為古希臘存在發達的商品經濟，而中國長期以來是小農經濟居于統治地位，這是導致東西方思維差異的生產方式的根源。但是，我們需要更進一步思考，為什么希臘那時會有發達的商品經濟？而中國的商品經濟就難以達到那種程度？我認為，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原因，就是地理環境。過去這話不能講，會被扣帽子，認為是地理環境決定論。

　　希臘面臨的愛琴海，有一群星羅棋布的小島，小島之間，人們你來我往，商品交換自然比較頻繁，商品經濟也就比較發達。商品經濟發達，人就不封閉，跟外部世界不斷交流，不斷面對差異化的外部世界，使得他們的自我觀念較強。希臘戴爾斐神廟入口處刻著一句銘文：“認識你自己！”。

　　中國是個大帝國，西北、西南都是山，基本上隔絕了和西方的交通。東邊大海，面對廣闊的太平洋，一片汪洋，不像愛琴海那樣，小島、港灣密布，便于頻繁交流。所以，這樣一個大的封閉的地理環境造成了封建集權的大帝國，也造成了地域分割的普遍的自給自足的農業小生產。所以，在中國，皇帝的觀念、家族的觀念，自然就比較發達，而自我觀念難以舒展。

　　楊曉華：按照先生的思想邏輯去推論，1992年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對中國思想文化的影響就會非常深刻。因為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建立，意味著幾千年來中國人第一次較為徹底地投入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的大潮中。

　　張世英：我們討論主體性自我的發展狀況、東西方差異，背后就有經濟問題、生產方式問題。中國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局限性，制約著中國人自我觀念的成長和壯大，而主體觀念的進步和提升，看來不僅僅是人的精神、文化的需要，也是經濟權利的訴求和表達。

　　五四運動輸入西方近代建立在“主-客”思維方式基礎上的“主體性”精神，以“民主”和“科學”精神，突破雙重羅網，一是封建社會群體的三綱五常的羅網，一是作為自然整體的“天”的羅網，閃現了一點主體的解放，可視為是“東方睡獅”的如夢初醒，“中國式的文藝復興”。但是中國的“五四運動”晚于西方文藝復興數百年，步履緩慢，頻遭阻斷。幾千年來缺乏獨立自我，盲從外在權威的意識太根深蒂固了，五四精神有待進一步傳承和發揚。

　　改革開放，特別是市場經濟的發展，是“幾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人的主體性，得到越來越強勁的生產力手段(如網絡技術)和生產方式(如市場體制)的支撐和充實，其獨立性和創造性將不斷增強，最終實現中華精神在更高境界上的覺醒和成熟，這將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楊曉華：如此看來，先生對中華文化的復興是充滿信心的�？煞窈喡悦枋瞿�心中的中華文明的氣象和格局？

　　張世英：我對中華文化的前途是樂觀的。世界潮流浩浩蕩蕩，中國已經和世界不可分割地連為一體。中西文明在本質上是互通的，無非是步伐上，速度上不一樣。中西文明的終極價值提煉到最后，是可以互相映輝、互相補充的。

　　我強調中西互補。西方人過分強調自我，變成猶太裔法國籍學者萊維納斯所說的“自我專制主義”，后現代哲學對這種自我膨脹的個人主義、“主客二分”思想給與了深刻批判，因此西方人應該學學中國的萬物一體觀。中國在長期歷史中過于壓制自我，需要向西方學習，強調自我，張揚自我，但不只是尊重我的自我——這就走上了“主客二分”的老路，還應該尊重他人的自我，這樣是新的“天人合一”。

　　中國的前途是光明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同時必然是文化的復興和創造性人格的復興，必然伴隨著“東方睡獅”主體性自我的偉大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