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抬得太高

——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副教授王曉漁專訪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龍應臺的這把野火，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一直燒到了今天，已成燎原之勢。無論是大陸，還是臺灣，甚至凡是有華人的地方，都能見到野火的影響。二十多年來，野火已經成為一個時代的共同符號�！边@是龍應臺代表作《野火集》再版時的內容簡介。

　　一提起龍應臺，人們仍會想起上世紀80年代她那篇擲地有聲的文章——《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除了寫雜文，這些年來，龍應臺的散文集亦受到眾多讀者歡迎。2010年11月15日，第五屆“中國作家富豪榜”發布，龍應臺以260萬元的版稅收入，榮登作家富豪榜第16名。且不說網上隨處可見的龍應臺語錄，甚至，有人開始討論，為什么她不能拿諾貝爾文學獎。

　　龍應臺的作品為何經久不衰？她的作品好在哪里？或者存在一個被神話了的龍應臺？

　　●《野火集》有態度但欠分析

　　羊城晚報：今天我們談到龍應臺，繞不開她早期寫的那篇《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有人認為它是上個世紀80年代臺灣的一個情緒縮影。

　　王曉漁：對，當時我讀到這篇文章的時候覺得很過癮，它說出了我想說的話。說它表達臺灣80年代的情緒，這個沒問題，但這篇文章在臺灣轉型中到底有多大作用，不宜高估。在臺灣轉型最為重要的一二十年，龍應臺只在臺灣生活了大概三年時間。和很多經歷過那個年代的臺灣朋友聊天，他們會覺得有點奇怪，你們怎么會把龍應臺和《野火集》的作用抬到那么高的位置？這本書在當時的臺灣很暢銷，但轉型的主要動力是社會運動，對于這一維度，內地至今很陌生。

　　今天我重讀這篇文章，仍然覺得親切，文章里說到的現象，于今天的大陸而言，非常熟悉。比如文章開頭引用包德甫的《苦海余生》，提到他在臺灣的一段經驗，車子把小孩撞傷了，過路的人很多但沒人停下來救助，這就和我們之前的小悅悅事件非常類似。文章還講到毒食品、開車不按基本交規、往淡水河排垃圾……當時臺灣也有歌曲講到這些，比如楊祖珺的歌《超級倒霉小市民》就唱這些現象。

　　羊城晚報：《野火集》給您的閱讀感受是什么？

　　王曉漁：90年代不僅讀龍應臺的文章，也讀了很多其他作者的雜文，類似的批評讀得多，雖然感同身受，但也發現雖是作者不同，但文章過于相似，就是表達一種態度。當然，表達態度也很重要，但讀得多了就不太愿意再讀。當時報紙雜志上雜文挺流行的，但都是表達態度、觀點、立場，基本是表達“對不對”，深入分析“為什么”的文章不太多。只有態度、觀點和立場顯然是不夠的。

　　●“心靈雞湯”風格類似《讀者》

　　羊城晚報：1986年龍應臺離開臺灣去瑞士，其后她寫了很多散文。像《孩子你慢慢來》、《親愛的安德烈》、《目送》，都很受讀者歡迎。

　　王曉漁：一開始見到她的文章還是會讀一讀，但后來有點讀不下去了。尤其是母子間的通信，我個人不喜歡讀這種，而且也確實沒有讀到太多新的東西，都是一些人生哲理，像心靈雞湯一樣。

　　羊城晚報：2010年，龍應臺以260萬元的版稅榮登中國作家富豪榜16名，為什么這些書如此暢銷？是因為心靈雞湯才流行嗎？

　　王曉漁：龍應臺的散文和《讀者》風格很相似，通常是一件或幾件小事加上人生哲理。當然，也與她的影響力有關。如果一個人只寫心靈雞湯，大家可能會覺得此人比較低端，但一個人之前寫過《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大家就會覺得，原來她除了有金剛怒目的一面，也有柔情百轉的一面啊，那會更加對她寫的東西感興趣。

　　羊城晚報：有些散文還是不錯的，比如《目送》那篇散文我自己挺喜歡。

　　王曉漁：直到現在，我都覺得她的文章是適合中學生、大學低年級學生以及非人文專業讀者的理想讀物。龍應臺的基本價值觀沒有太大問題，其他心靈雞湯的作者可能會把雞湯變成成功學、厚黑學，這點龍應臺沒有。跟其他公眾讀物比起來，她的東西算是比較理想的讀物，但現在把她的位置抬得太高了，變成華人世界的大師，這就夸張了。我看到有人討論為什么她不能拿諾貝爾文學獎，就有點離譜。當然諾貝爾文學獎也不值得神話，但這種討論還是比較離譜。

　　羊城晚報：她的散文讀者很容易接受，其實里邊的道理也都比較簡單。

　　王曉漁：龍應臺的文字，讀者接受起來非常容易。這種文字風格，表達的基本是正常的價值觀。在一個正常的社會，需要這樣一批作者，在一個不正常的社會，更加需要這樣一批作者，但我們不要把這些作者抬到可怕的高度。

　　內地這種書和這種作者相對比較少，尤其缺乏原創的親子讀物，給父母看的書籍未必適合子女，給子女看的書籍未必適合父母，但《目送》適合父母和子女一起閱讀。如果中國父母希望讓孩子看些本土的讀物，龍應臺大概是為數不多的作者之一，所以說中學推薦她的讀物還是挺好的。國外相當多這樣的書，類似《窗邊的小豆豆》之類，成人和兒童讀了都會很喜歡，不會覺得幼稚，也不會把早熟當做早慧。

　　●文章讀來痛快但仍顯單薄

　　羊城晚報：她的文章很多排比句、反問句，氣勢很足，似乎感性更大于理性思考。

　　王曉漁：《野火集》還是立場大于分析的。比如路上沒人扶起小朋友，我們可以譴責，但為什么會這樣？如果我們在現場，能保證自己當時會立即去救他嗎？如果不分析背后的原因，我們太容易做出道德批判。有人往淡水河扔垃圾的時候，你跟他說要環保，他肯定也知道不該污染環境，即使扔垃圾的人，如果看到媒體報道其他環境污染的事件，可能也會義憤填膺。但他們為什么還要往淡水河扔垃圾？這與是不是“生氣”沒有太大關系。

　　羊城晚報：20多年過去，今天再看《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我的感覺是，現在的中國人很容易生氣，尤其有了微博后，情緒特別容易起來，但然后呢？

　　王曉漁：《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對“生氣”有個界定，不是鼓勵民眾之間互相生氣，而要向公權機構說不，這點值得肯定。問題是這篇文章很容易引向國民性批判。文章開頭講到，生氣的對象不是某位人士，“而是臺灣1800萬懦弱自私的中國人”。我們聊天時也經常說，十三億中國人如何如何。這又變成素質論，中國人素質有問題，確實可以列舉出沒有公共精神等等一系列現象，但根源是國民性問題嗎？今天內地游客去臺灣，發現臺灣跟龍應臺描述的30年前的臺灣，好像是兩個世界，如果是國民性的問題，那為什么會發生這種改變？她說“1800萬懦弱自私的中國人”，但沒有說國人為什么會懦弱自私？

　　另外，生氣到底有沒有渠道和空間？文章最后提到：“你現在就去告訴你的公仆立法委員、告訴衛生署、告訴環保局：你受夠了，你很生氣！”但問題是怎么去告訴？公共平臺何在？生氣變成了投訴和上訪。

　　當然，投訴和上訪似乎比忍氣吞聲、逆來順受多一些捍衛個人權利的精神，但在制度沒有變化的情況下，投訴和上訪有可能解決個別的問題，但沒法阻止問題的不斷發生。所以現在再回頭看《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就只是情緒，讀來覺得痛快，但仍然顯得單薄。

　　●歷史寫作有太多的“悲情敘事”

　　羊城晚報：龍應臺也寫歷史，您怎么評價她對歷史的敘述？李敖對她有專門批評，說只看到現象，沒有看到原因。

　　王曉漁：她的歷史寫作，有著太多的“悲情敘事”，不斷放大一些細節，突出悲情的一面。里邊很多以小見大的地方，小細節被升華成大事件，比如“每一條航線翻起的白浪，畫出的是一個民族的命運；每一個碼頭的揮別和出發，預言的都是個人的、難以掌握的未來”，這種句子偶爾為之，似乎有歷史的沉重感，多了就變成文化苦旅。動輒揮一揮手一個時代的縮影過去了，很容易就變成這種描述。歷史本身已經夠殘酷了，無需放大，無需升華，無需抒情，也足以打動讀者。

　　羊城晚報：之前龍應臺出新書的時候，說自己寫的是“文學作品”，不是歷史著作。臺灣作者張大春寫了篇批評文章，說這是“速食史學”，也就不是史學，至于是不是文學，也該問問文學是不是有門檻。

　　王曉漁：確實有點尷尬，要么你寫跟個人記憶相關的，可以寫得很文學，比如齊邦媛的《巨流河》，我很喜歡這部作品。雖然齊邦媛也抒情，但她寫得比較節制。龍應臺大概意識到別人會批評她太過抒情，所以里邊有很多注釋。她1952年出生，沒法寫1949年的經歷，所以要通過母親建立和那個時代的聯系。這是有個人經驗的內容，但她不滿足于這樣，當然，如果僅是“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不足以展現那一段歷史。

　　我個人覺得她不適合寫歷史類的東西，她似乎是靠文學經驗來彌補她的歷史感，這是非常不夠的，甚至會有偏差。不過，通過她的寫作，很多不為內地讀者熟悉的歷史事件進入視野，這也是好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