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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九十年代廣東致麗工廠的一場大火,讓尚在讀書跑到現場的潘毅思考:社會主義國家怎么會出現資本主義國家才會出現的殘酷問題?她一直帶著這個問題,走進了中國勞工問題研究領域。她說,這么多年,她的每本書都是扣緊這個問題在問。
潘毅,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副教授、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她的研究具有廣泛的國際影響,著有《中國女工》、《我在富士康》、《大工地》等書。
其實今天的中國已經出現了一個階級分化的情況
青閱讀:您寫《中國女工》是通過對打工妹的生活做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完成的,這種調查怎樣進行的?
潘毅:以往我們都會用一到兩年的時間扎進這個田野去,一步一步地細微觀察每個個體,每個工人都有不同的想法,雖然在同一個生產線上,有一些對郭臺銘不滿,有一些覺得還可以,有些認為要學習郭臺銘……可是我們不但要看他的差異性,還要看他在一個生產關系結構里,共同性在哪里,他們作為一個整體階級形成的過程。所以我們的視野和看問題的方式和其他人不一樣,其他人還沒看出中國已經有一股階級力量存在,而我們看到其實今天的中國已經出現了一個階級分化的情況。
青閱讀:去年7月出版的《我在富士康》是通過講故事的方式來寫這一群體的生活,這樣紀實性的寫作與之前學術性的寫作有什么不同?
潘毅:寫《我在富士康》的初衷,是因為富士康員工不斷跳樓,我們著急把這個現象展示給大家。調研的過程主要是在訓練學生,所以寫法上沒有理論的規范。壞處就是不夠深入、不夠深刻,好處就是淺白,能引起關注,肯定是比《中國女工》能引起媒體的關注。如果理論修養比較好的話,就算是寫故事,懂的人會看出來的,不一定要把學術“大!碧С鰜。我現在的追求就是,有理論素養,又不需要用“大!,可以直接講出去讓人懂。我還在學習這個狀態。
青閱讀:《大工地》也是采用了這樣的方法嗎?
潘毅:寫《中國女工》時我還在處于讀博士的階段,比較喜歡追求前衛的理論解釋現實,這讓你面對中國現實的時候有一種超前甚至脫節的情況。等我博士畢業,當我真正想要為打工群體做一些事情的時候,我發現這本書不能對應中國當下最現實的問題,也沒有把中國最宏觀的問題講清楚。所以后來從這本書到《大工地》,有一個明顯的轉變,《大工地》更加樸實一點,沒有玩更多的理論,當然,更多的也是通過建筑工人的小故事來幫忙解釋填補,我認為更加切合中國的現實。
我認為必須有立場有視野你才能看到問題
青閱讀:2013年之后,內地悄然掀起打工者書籍的出版熱,對此你怎么看?
潘毅:其實不僅是出版熱,近幾年有很多研究課題研究新生代農民工,我在90年代開始研究的時候還很少有人研究,從這個角度來說,當然是好事情。書寫得越多,引起大家的關注一定是越來越多?墒俏疫有一點期待:希望他們能做得更正宗、更扎實一點。從調研的角度,希望他們能多做一點。如果是采訪的話,其實《打工女孩》的作者有一些個案跟得是比較深的,她可能是選擇了成功的案例,我認為這種深入探訪是可以學習的。另外,我認為必須有立場有視野你才能看到問題,像《打工女孩》她的立場是一個美國中產的立場,很明顯。我們作為中國人寫小說也好、做社會學研究也好,到底你的視野是什么?很多人看到打工者的困難,但你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是不是有思考?你關心什么批判什么?你會不會為這個群體尋找出路?如果光呈現現象,是不夠的。
青閱讀:在最近熱門的幾本有關打工者的書中,作者絕大多數是女性,為什么恰恰是女性作者較早地介入這個題材?
潘毅:(想了一會兒)不知道是不是有偶然性,但我認為女性介入有一個視野,不僅看到階級的問題,還看到了性別的問題。女性作者的性別和階級的問題交叉到一起,能看到一個個體如何要承擔在中國父權社會的問題。
青閱讀:最近我關注了幾場寫打工者書籍的新書發布會,但幾乎都存在著主角缺失的情況,打工者自己會看這樣的書嗎?你希望他們看些什么?
潘毅:替他們發聲本身不是問題,因為打工者沒有時間來整理呈現(自己的生存狀況),他們的勞動強度這么大。其實我們有一本書叫《失語者的呼聲》,大部分是女工的日記,比較靠近他們的聲音,甚至是有一些打工者參與書寫。這些年我走過來,發現有一些不現實,必須靠記者靠學者,才能把他們的問題呈現出來。重點是我們的作者立場是什么、關懷是什么。要呈現出不同的聲音,因為一定沒有一個真理,我們只能是靠近真實。采寫/張知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