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批評的世紀風云——文藝批評家李希凡訪談

　

　　●回顧20世紀我國文學批評的歷史風云，真正值得關注的，是不同觀點之間理論立場和對現實的不同態度。

　　●沒有論爭就沒有學術進步，直面的批評有助于雙方提高，即使扭曲的批評也需要在新的批評實踐中糾正。

　　李希凡一以貫之地堅持著自己的批評方法，對于20世紀歷次參加的批評活動，依然保持著自己角度的理解和個性的鋒芒，在回憶中也有嚴格的自我批 評。他指出，回顧20世紀我國文學批評的歷史風云，不要過多地去揣測背后的所謂“個人恩怨”和不可告人的“歷史秘密”，特別是對人物做評價時，有些人刻意 去搬弄是非，夸大宗派情緒，從細節上去捕風捉影，沒有大歷史的觀念，導致了嚴重的歷史失實和扭曲。其實，真正值得關注的，是不同觀點之間理論立場和對現實 的不同態度。

　　追求大歷史觀

　　孫偉科：您被稱為20世紀新中國重要的文學批評家，您如何評價自己在歷次重大文學批評中所扮演的角色？

　　李希凡：談不上什么“重要”，只是在那個時代搞文藝理論批評的人中間，我寫得比較多而已，特別是從聲名鵲起的“兩個小人物”開始，約我寫稿的報 刊也多，雖然也有“遵命文學”，但觀點都是我自己的，錯了也怨不得別人。不過，從1954年到“文革”前，我有些文章和觀點暗合了當時的政治要求，所以得 到了推薦，引起了反響，那也是歷史的產物，并非我的自覺。比如1954年我和藍翎合作寫批評俞平伯先生的文章，因為受到毛澤東同志的肯定，從此“一夜聞名 天下知”。而有些文章則未必那么合時宜。比如對《三國演義》中曹操形象的評價，1959年4月到9月我寫了四篇為《三國演義》辯護的文章，有三篇發表在 《文藝報》上。我認為小說中對曹操這一人物藝術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也是符合歷史真實的，也有大量的文獻資料可以證明。但是，要在歷史學上為曹操翻案的學 者，則認為《三國演義》歪曲了曹操形象，這是將歷史與小說混為一談的說法。把正確評價歷史人物曹操的翻案文章做在打倒《三國演義》上，顯然是不正確的。像 《三國演義》里的曹操這樣一個內蘊豐富、復雜而生動、深刻而又個性鮮明突出的封建政治家的藝術形象，它是千百年來封建階級政治斗爭中有深廣概括意義的典型 人物，決不像歷史學家們所指責的那樣，羅貫中只是用“畫白臉”丑化出來的，只是在寫曹操的“謗書”。它雖然有“藝術夸張”，但也概括了這位“超世之杰”的 全部經歷。至于所謂“尊劉抑曹”的思想傾向，也不始于《三國演義》，早在魏晉唐宋時期就廣泛流傳于民間。歷史學家可以為歷史人物的曹操做出正確的評價，卻 不該也絕難做到為小說戲曲的藝術典型的曹操“翻案”。雖然那時我是單打獨斗，今天我依然堅持這樣的觀點，和吳晗同志的關于歷史劇的爭論，關鍵也在這里。

　　和文藝理論家何其芳在典型論上的分歧雖然尖銳，但也還是學術上的爭論。何其芳認為阿Q精神是“人類普通弱點之一種”(雖然是借用別人的話)，還 說什么愛哭的女孩子，就是林黛玉的“典型共名”；一個男孩子喜歡很多女孩子，又被許多女孩子喜歡，就會被稱為“賈寶玉”，這“突出的性格特點”，就是賈寶 玉的“典型共名”，我認為這就是抽象的人性論。沒有階級社會的階級壓迫和剝削以及它們統治下的文治武功、上層建筑、意識形態，人類哪來的這樣屈辱的“精神 勝利法”�，F在老莊的學說很受關注，但如果人類只停留在“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那倒決不會產生阿Q的“人類普通弱點”，可人類也不可能取得今天 的發展。如果這種所謂“共名”現象，就是這些偉大文學經典的意義和價值，它有什么思想意義？這是違背馬克思主義文藝典型論的，這是基礎觀點之爭。錢谷融先 生最近又重提他的《論文學是人學》，批評我的觀點，在1957年我曾寫《論“人”和現實》做過答辯，馬克思主義講的是“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人類也從不 存在脫離社會關系的抽象的人性，高爾基所謂“文學是人學”，也是馬克思主義文學觀的“人學”。

　　當時有領導勸我不要使用“抽象人性論”來題名、定位這種觀點，我沒有同意。我說這不能改，因為這是論爭的核心命題。在“文革”評紅熱時期，人民 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紅樓夢評論集》第三版，其中的后記和附記，是我寫的，序言是藍翎起草的，我也做過修改，簽了名，對俞平伯先生又一次進行了“批 判”，對何其芳同志的反批評，更帶有個人情緒。我和何其芳的分歧始于1956年春季，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召開一次學術討論會時就有了，那次會由何其 芳同志領銜，已寫成一批文章，對《紅樓夢》討論中諸如歷史背景、思想傾向、寶黛典型意義問題發表了“總結性”的意見，自然主要是批評我們的觀點�？傊�，在 他們的研究中，《紅樓夢》的思想以至賈寶玉的性格，都是“古已有之”，何其芳的《論〈紅樓夢〉》和其他文章把所謂“市民說”、“資本主義萌芽說”評價為 “教條主義加牽強附會”——你說我是“教條主義加牽強附會”，我就說你的“典型共名”說是“修正主義加人性論”。我的《紅樓夢評論集》后記和附記，對何其 芳的反批評有報復情緒和粗暴之處，我也不喜歡他的批評的刻薄和拐彎抹角罵人的文風。這是歷史舊賬，沒有任何人授意。

　　圣人說出的很多哲理，似乎都有“普世”價值，譬如孔夫子、孟夫子的教育思想，至今都很令人信服和受到推崇，但當我們還原歷史真實時，也不能忘記 他們曾明確地講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這也就是說：在他們心目中，民，是氓，是奴隸，不是應該受教育的對象。我 認為對圣人的思想，也不能“抽象”地歌頌。我和何其芳同志關于典型問題爭論持續了近20年，是我主動挑起的。我記得，20世紀80年代陳涌同志有過一篇對 雙方的片面性都有批評的文章。

　　孫偉科：呂熒是新中國早期很重要的美學家，他有獨立的識見與人格，他特色鮮明的理論實踐對您的文學批評有何影響？

　　李希凡：呂熒是我學生時期在文藝理論家中崇拜的偶像，我在1948年就讀過他的《人的花朵》，那真是美文學的評論。后來在山東大學讀書時，呂熒 先生是我們文藝學課的老師。他講授的文藝學，在當時就已有系統的理論體系，貫穿著鮮明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例證、分析都出自他自己的研究心得和體會，這些都 是我們當時已有的文藝理論教材中難以見到的。我那時是文藝學課代表，與呂熒還是接近的。我的第一篇文章《典型人物的創造》，本是一篇學習筆記，呂熒布置的 作業，是被呂熒推薦到《文史哲》上發表了，這也是《文史哲》第一次發表學生的文章，自然是一件新鮮事。1951年11月發生了《文藝報》借讀者來信批評呂 熒教學的事件，說呂熒的教學是教條主義的，違反了毛澤東文藝思想，題目叫《離開毛澤東思想是無法進行文藝學教學的》，《文藝報》始終沒有去山東大學調查核 實，實際上文章作者并沒有聽過呂熒的課，此文的內容舉例都不符合呂先生講學的實際，不能服人。而《文藝報》是文聯作協的機關報，威信很高，這在山東大學就 造成了一場批判運動，使呂熒蒙受打擊。呂熒堅持自己觀點，沒有聽校領導的勸阻，嚴詞拒絕做違心的檢查，以辭職憤然告退，終其一生，再也沒去大學執教。 (1953年，呂熒曾應雪峰邀請，做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顧問，月薪200元，不知這是否是為了挽回《文藝報》的影響。)呂熒的耿直脾氣和個性預示了他后來 的命運。由于呂熒受到沖擊，我又在后來校方組織的批判中違心地批評了我的老師，所以使我當時不得不調整了方向，更多地關注古典文學領域的文學研究和批評。 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上海文藝出版社大量出版美學著作時，他們接受了我的建議，由我編輯一本《呂熒文藝與美學論集》，出版時，我寫了一篇《回憶與哀思》作 為編后記，以彌補我的錯誤和缺憾。其實，那時高校的文科教學中，舊的意識形態的遺存還相當嚴重，老師們的馬克思主義學習也剛剛起步；如果真有點教條主義的 缺點，倒還是正�，F象。假如連馬克思主義的詞句都沒有了，或者看見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就認為是生硬套用和教條主義，那么，還怎么學習和堅持馬克思主義呢？

　　沒有論爭就沒有學術進步

　　孫偉科：因為批評胡適、俞平伯等人的紅學觀點，您也成為大家眼中的紅學家，不再是一個小人物了。

　　李希凡：關于紅學家，我實在不敢當，盡管我寫過(包括和藍翎合作)關于《紅樓夢》的三本書，100多萬字，但都是文藝評論，沒有一篇是做考證 的，我也反感對小說情節、人物做索隱和考證，因為《紅樓夢》的感人的藝術魅力，主要是它的藝術形象、藝術境界、文學典型的創造，決不只是俞平伯先生講的那 些“小趣味兒和小零碎兒”，更不是胡適所謂的“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而是偉大的現實主義對封建社會的真實反映和藝術形象的深刻概括和創造。顯然，小說的 價值在其深刻的思想內容和完美的藝術表現上，所以，我將自己的主要精力用在了思想藝術和人物形象的分析研究上。當然，我過去輕視考證工作也是錯誤的，而且 曹雪芹的身世經歷，特別是《紅樓夢》，只是一部未完成的杰作，確實也需要科學的考證工作。

　　某些紅學史家認為，毛澤東所領導的那次思想批判運動，也包括所有的批評文章都是對“紅學才子”俞平伯著作的“誤讀”，這也是不實事求是，因為有 許多文章都是出自名家，有的還相當精彩，說理性很強，而且切中了新紅學的要害。在真正的文學評價上，“新紅學派”雖在考證作者曹雪芹的家世上有他們的貢 獻，但他們認定小說是作者自傳，并斤斤計較于小說的瑣細，對于《紅樓夢》博大精深的思想藝術，卻始終真的在“誤讀”或完全沒有讀懂�！靶录t學派”的研究是 趣味研究，是為了“消夏”，為了他們“瑣屑”考證的愛好，他們是按照“洋文學”的標準，哪能瞧得起東方文學，更不會讀懂《紅樓夢》的博大精深。無論是在胡 適還是俞平伯的心目里，《紅樓夢》就是閑書一部，不入近代文學之林。如果沒有1954年的“評俞批胡”運動，《紅樓夢》深廣的思想藝術價值是不會得到重視 的，“紅學”也不能有今天這樣的繁榮和發展，持續地具有“顯學”地位。

　　在文藝批評中，我從來也不是什么大人物，我也沒有把論爭對手對于當作大人物，那樣的話，可能我就不會喜歡論爭與論辯了。同時我還堅信，沒有論爭 就沒有學術進步。不怕稚嫩，不怕匆促，展開批評是對著者的最大尊重。即使扭曲的批評也需要在新的批評實踐中糾正，直面的批評有助于雙方提高。是的，論爭是 學術爭鳴的重要方式。

　　我參加的論爭很多，大多數是向不同觀點的挑戰。1980年黃秋耘同志(他也是我國當代著名文學評論家，已于2001年不幸去世)在《文藝報》第 一期上發表了評價當時“新人”佼佼者張潔小說《愛，是不能忘記的》的評論文章《關于張潔作品的(評論)斷想》。張潔的小說描寫了兩位革命者在現實中“錯 過”了不能實現的銘心刻骨的愛，假想成能在天國實現……而黃秋耘則把這種病痛的愛上升到社會學的高度，試圖使這種超現實的愛情完全擺脫社會道德和革命情誼 的“精神枷鎖”連在一起，實現絕對自由，不受良知的譴責。這是我很以為怪的，記得列寧曾引過一位詩人的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 可拋�！倍�秋耘同志是老共產黨員，怎么會有這樣廉價的“人道主義”感情，我想到了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想到了小說主人公保爾·柯察金和麗達，于 是我“不識時務”地在當年的《文藝報》第5期發表了《假如真有所謂天國……》，引來了某些新興作家的不滿，幸虧主編馮牧說了作家和批評家都要保護……我向 來不怕挑戰，這篇文章仍收編在馮牧、閻綱、劉錫誠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評論叢書”《李希凡文學評論選》一書里。自認為我與黃秋耘的商榷，是充分說理的。

　　紅學不能成為俗學

　　孫偉科：您認為，紅學中的“自傳說”完全違背了文學創作的規律？

　　李希凡：1954年紅學運動中的大批判有其消極面，即把學術方面的意識形態問題搞成群眾性的批判運動，卻同時也開啟了馬克思主義紅學研究的新起 點。1954年最集中批判的觀點就是唯心主義和自傳說。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對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考證，解開了作家之謎，但把《紅樓夢》和作者曹雪芹聯 系起來，已早有確證，并不始于他。而他的考證卻混淆了素材與創作的關系，認定《紅樓夢》是寫曹家家事的——“賈政即曹頫”、“賈寶玉即曹雪芹”，把這部偉 大的文學作品完全歸結為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如果《紅樓夢》真是平淡無奇地記述家事，曹雪芹如何能創造那么多個性化的典型人物和優美的藝術意境，感人至 深、動人心魄？自然《紅樓夢》問世以來，很長時間都停留在索隱抉微的泥潭里，這是舊紅學的誤讀。新紅學反對捕風捉影的索隱，可事實上他們的考證不過是改變 了索隱對象罷了！新紅學有許多觀點，根基都是自傳說，研究《紅樓夢》，似乎是為了編一本曹雪芹的傳記。更是對曹雪芹卓越創作才華的貶低，是對《紅樓夢》藝 術畫卷反映的廣闊生活內容的漠視。將《紅樓夢》說成是作者的“寫實自傳”，“感嘆身世”或為“十二釵作傳”，“懷念閨友閨情”，甚至說曹賈兩家的歷史“可 以互證”，“二者符合的程度是驚人的”，是“作者精裁細剪的生活實錄”，等等，還說這是研究《紅樓夢》“最有意義的收獲”，這些觀點豈非都是唯心主義的主 觀臆斷和穿鑿附會的產物，完全不符合文學創作的規律。如此紅學之路，必然越走路越窄。對此魯迅早在30年代就有過尖銳的批評：“……現在我們所覺得的卻只 是賈寶玉和馬二先生，只有特種學者胡適之先生之流，這才把曹霑和馮執中念念不忘記在心里兒，這就是所謂人生有限，而藝術卻較為永久的話罷�！�(《且介亭雜 文末編·〈出關〉的“關”》)實際上魯迅先生早在20年代小說史的講課中，就給予《紅樓夢》以崇高的評價�！爸劣谡f到《紅樓夢》的價值，可是在中國底小說 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點在敢于如實描寫，并無諱飾。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傊� 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后，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被打破了�！�(《中國小說史略》)我只能跟著說，因為我永遠說不出魯迅對《紅樓夢》這種真知灼見的評論語言 的，也因為我沒有偉大作家深入作品的敏感和體驗，魯迅是無可逾越地表述了《紅樓夢》在中國文學史上的獨有的價值。而所謂“如實描寫，并無諱飾”，所謂“都 是真的人物”，用現代文學術語來說，就是“現實主義”。所以，盡管《紅樓夢》有多姿多彩的藝術創造，魯迅還是肯定地說：“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纏綿，倒是還在 其次的事”！時隔七八十年之后，我們有些紅學家卻偏偏要用這“倒是還在其次”，去否定那首要的“如實描寫，并無諱飾”，這可能也是迎合時代思潮的需要吧！

　　孫偉科：當前“揭秘文化”借強勢媒體大肆流行，其中有些揭秘完全是主觀臆造的“謎案”，實際上是在“炒冷飯”，是在“博眼球”。您和幾位紅學家多次發表過批評意見，這些“揭秘文化”的實質是什么？

　　李希凡：我認為，揭秘紅學雖喧鬧一時，卻此路不通。這些揭秘頗有綁架紅學的意味。是的，直到今天，紅學依然是顯學，紅學中的許多問題至今還是熱 門話題，比如，作者是不是曹雪芹，《紅樓夢》后四十回作者是不是高鶚的問題�；仡櫄v史，從新紅學的自傳說謬誤，就已經發展到了“宮闈揭秘”，《紅樓夢》簡 直不再是文學杰作，而成了“索隱大全”，完全否定了《紅樓夢》作為一部偉大的文學杰作的深廣的社會意義和光輝的時代精神。

　　紅學研究，近幾十年無論作品思想藝術的深入探討，作家身世和版本研究的發掘和考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同樣有回潮和災害，如某些強勢媒體 和背后商業利潤所驅使的“揭秘”文化流行，使紅學這一顯學成為大俗學。近些年來，各種不負責任的觀點，各種沒有根據胡編亂猜的觀點，借助于炒作需要，制造 了一個又一個所謂的文化熱點，這實際上是紅學發展中的透支。只是很多人還沒有看到這種透支的危害，這種危害不僅是學術上的，更是對民族優秀精神文化遺產 的。

　　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仍有強大生命力

　　孫偉科：20世紀中國文學批評的重要歷史成績和經驗是什么？請您對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在新中國的實踐所取得的成績和經驗，試談一二。您批評的方法是什么？

　　李希凡：有些人認為，新中國幾十年的文學實踐，似乎不證自明地馬克思主義錯了，把馬克思主義視為庸俗社會學和單線思維、機械決定論。這是不符合 實際的。至今我們黨的文藝政策仍然是“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這都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精髓，不少作家還在努力實踐。當然，如何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的辯 證關系處理好，也是當前重要的理論任務之一。

　　的確，在新中國成立后十七年文藝思想領域，毛澤東和文藝界的領導以至我們這些黨員文藝工作者，都犯有或大或小的錯誤。但是，意識形態學說是馬克 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正如鄧小平所說：“文藝是不可能脫離政治的”，這也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意識形態里的矛盾和 斗爭是復雜的，又是深層次的，而且大量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屬于精神世界里的問題，既不是用階級斗爭的大批判方式可以解決的，也不能整齊劃一地歸屬于政治上 的左右派�？赏耆�否定上層建筑包括文藝的意識形態性，恐怕也是個人的主觀好惡。譬如關于《紅樓夢》，過去由于毛主席講過，它是一本反映階級斗爭的書，后又 為極左路線在“文革”中的“評紅”加以夸大利用，有過消極的影響。但不能因此而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甚至《紅樓夢》中反映出來的階級矛盾的存在、紅 樓人物的封建觀念的存在和影響。不然怎么理解鴛鴦的反抗，金釧兒、晴雯被逐慘死，榮寧二府幾十個貴族主子，役使二三百家奴，有不少生活的糾葛，那不是階級 矛盾是什么？連年輕女奴間，都有著鮮明的等級差別。曹雪芹本想構建一個大觀園“理想國”，但無情的貴族社會現實的種種矛盾沖突，逼迫他只能寫出女主人公們 的“勘破三春景不長”的悲劇。我是一個階級論者，從一開始，我們就是從社會意義上分析《紅樓夢》的，可能很幼稚、很淺薄。而且《紅樓夢》并不只是寫了社會 矛盾和階級斗爭，曹雪芹也不可能有明確的階級觀點，他是在深刻描繪封建貴族生活和人物的復雜矛盾關系中寫出社會真貌和它的深邃的文化底蘊的。即使毛主席多 次講到《紅樓夢》，也不只是講了它對階級斗爭的反映，他是看到曹雪芹筆下的“真的人物”——“大寫的人”“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的深刻表現。而且他對《紅 樓夢》創作藝術也有許多獨到的理解，是自成一家的。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批評，就是重點關注作品的社會意義和思想意義。

　　前些年有一種觀點，叫“五四”以后一部分知識分子背離了“五四”精神，脫下了皮鞋，穿上了草鞋，走上了一條救亡壓倒啟蒙的路，其實他們所要的不 過是資產階級民主自由、資產階級個性解放的“啟蒙”。至于廣大苦難人民如何從階級壓迫、階級剝削下解放出來，獲得生存權、溫飽權，自己成為社會和國家的主 人，這已經是輝煌近一個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啟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如果沒有脫下皮鞋，穿上草鞋，深入中國最廣大的農民群眾，用工人階級思想啟 發他們的階級覺悟，依靠他們，組織武裝力量，用這些“啟蒙”論者的話說，發動一場農村大變動，哪來的人民共和國的今天！在中國，啟蒙本來就是救亡的啟蒙， 沒有廣大人民的覺悟，哪有鋼鐵般堅強無畏的人民解放軍！沒有人民群眾“個性解放”的啟蒙即反抗壓迫的自由，怎能推翻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并把它的主子美帝 國主義趕出中國！今天的所謂新啟蒙，哪會理解救亡與啟蒙的這種辯證關系！

　　從1987年應《紅旗》雜志約稿寫的紀念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54周年的《偏離方向不會有社會主義文藝》開始，到 1999年12月答《文藝理論與批評》記者問的《關于建國初期兩場文化問題大討論的是與非》，22年間，我寫過三十幾篇從各種角度闡述毛澤東文藝思想和我 們黨新時期文藝指導思想的文章。

　　孫偉科：1954年和1963年都是紅學的特殊年份，今年恰值曹雪芹逝世250周年，您有些什么寶貴的回憶值得與大家分享？

　　李希凡：1954年的回憶文字已經很多了，這里就不贅言了。1963年文學界醞釀紀念偉大作家曹雪芹逝世200周年，要舉行一次較大規模的紀念 活動，這可能是作家協會提出的，由社科院文學所承辦。這次活動得到了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的關懷，開紀念會、辦展覽，發表紀念文章，據說有關領導胡喬 木、周揚、邵荃麟同志還參觀過預展，談過不少意見。但是，由于曹雪芹逝世究竟是壬午還是癸未，曾發表不少文章展開爭論，并無定見，因此就把這個活動放在了 壬午和癸未之間，又曾在讀者中掀起一次閱讀《紅樓夢》的熱潮。當時，我的上級、文藝部主任陳笑雨向我傳達，要我寫一篇紀念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盡 管自《紅樓夢評論集》結集出版，藍翎被錯劃為右派后，我從沒有單獨寫過“評紅”文章，也未再讀《紅樓夢》，但往事非煙，終難忘卻，這時我的小女兒出生，我 記起舊誼，也并不知道藍翎對我有很深的“忌恨”，女兒起名為“藍”。紀念文章《悲劇與挽歌——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寫出后，文字雖然是新寫，但觀點仍 然是我們原來的基本觀點，寫完后，就先寄給藍翎一份小樣，請他看，無非是表示我仍然堅持1954年的基本觀點并無改變，沒想到他并不喜歡。這篇文章經過林 默涵同志審稿，吳冷西同志簽字付印，他們都沒有做任何改動，刊登在1963年10月7日的《人民日報》文藝評論版上。文章并無新意，卻影響很大，可能因為 是發表在《人民日報》上，我接到很多青年朋友的來信。對于曹雪芹這樣一位偉大的作家，我真誠地希望，今年也會有一個像逝世200周年同樣隆重的紀念，以表 明我們對優秀文學遺產及其作家的珍視和尊重。

　　可貴的自我批評

　　孫偉科：在評價20世紀中國文學批評時，特別是對人物做評價時，有些人刻意去撩撥人間恩怨，搬弄是非，夸大宗派情緒，從細節上去捕風捉影，沒有 大歷史的觀念，導致了嚴重的歷史失實和扭曲。其實，真正值得關注的，是不同觀點之間理論立場和對現實的不同態度。對于堅持歷史主義的態度，您有什么要說的 呢？

　　李希凡：20世紀的中國文藝界是風云變幻的，但革命文藝也有很大的發展，涌現出一大批優秀作品，不過，道路也不是平坦的。那個時代我只是作為一 個普通編輯業余寫作發表意見的。在“反右”斗爭中，的確有30年代的恩怨是非在作祟，但不能說都是宗派之爭，只能說黨的領導有責任，因為全國“反右”都擴 大化了。我是革命文藝的熱情歌者，寫過近百萬字的文藝作品的評論，大都發表在《人民日報》《文藝報》《光明日報》《戲劇報》上，雖然有些人曲解那個時代， 甚至全盤否定那個時代的文藝，可當時的那些優秀作品在群眾中已經成為“紅色經典”，至今還是影視屏幕上改編再現的對象。

　　由于我喜歡直來直去的論爭，所以在年輕氣盛的時候也犯過幼稚病和粗暴的錯誤。我信奉馬克思主義，也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去分析文藝作品和創作現 象，在這個過程中有得有失。我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其實有時候是一些教條主義觀點在作怪。比如我在《文匯報》上對王蒙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的 批評，我不認為首善之區的北京存在官僚主義，而作家對現實生活矛盾的敏感，正是這篇小說的可貴之處�？晌揖褪怯眠@種條條框框評論了這部作品，還給作者扣上 了一頂大帽子，叫做“企圖用小資產階級思想改造黨”。眾所周知，此文受到毛澤東的批評。這次批評對我的觸動很大。后來也還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有些雖然是 黨發動的“運動”，但文章是我寫的，責任仍然在我。

　　回顧歷史，我的成長有許多曲折，但我從來不后悔自己的選擇�，F在有一種傾向是，在反思歷史還原真相的時候，有些人故意神秘化那段歷史，似乎背后 還有什么見不得人的東西。流言是殺不死人的。只要生活在群眾中間，慢慢地讓群眾認識你，流言也好，謠言也好，不攻自破。我在最近剛剛出版的《李希凡自述 ——往事回眸》中，回顧了我歷次參加文藝論爭的情況，以及我所堅持的觀點和反對的觀點，包括我和一些同志在理論上的分歧和爭論等，我沒有什么要隱晦和隱瞞 的，也用不著用“揭秘”去分析什么不可告人的動機。如果堅持歷史主義的態度，從大環境和小環境的結合看，不難理解盡管是因素復雜但并非不可知的歷史真相。 (孫偉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