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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悵望山河》:為普通人重構環境觀

    http://www.rjjlock.com 2013年05月21日10:45 來源:山東商報

      大地一次次震動,災難接踵而至……山川傷痕累累,江河枯竭,湖涸淀干,鄉關望斷——失敗和失誤,付出的代價已經太多。面對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朱幼棣先生的《悵望山河》給了普通讀者以科學眼光思考的可能。朱幼棣,學者、作家。曾為新華社著名記者、國務院研究室司長,F為東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研究員。朱幼棣在經濟、地質、能源、醫藥、文學甚至書法等諸多方面有較深研究,《悵望山河》是繼《后望書》后又一部力作。有關《悵望山河》出版的詳細情形,記者專訪了該書的責任編輯馬春華。

      記者 張雙

      關于編輯心得中國北方,北京天津,幾乎所有的河流都斷流了。幾十年里一再在治水和治污、缺水和調水、水災和抗旱中輪回。

      土地山林也是不可再生的資源。僅僅過去幾十年,人們便徹底遺忘了:“千島湖”原是沃野,千年古城、無數村鎮,淪為澤國。

      記者:您是什么時候開始著手《悵望山河》一書的編輯工作的?如何與此書結緣?從編輯到出版歷時多久?

      馬春華:了解朱老師是從他的上一部著作《后望書》開始的,惋惜于那些逐漸消失的文化遺跡,而《悵望山河》可算是朱老師的“再后望”,不同的是此次關注的是祖國的大山大河。這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此書即將出版之際,不幸再次發生,2012年9月7日云南昭通發生了5.7級地震。悲痛之余,更覺此書的社會價值和意義重大。記者:山與河是大地的構成,本書對祖國的山河進行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在作者看來,我們的山與河出現了怎樣的危機?作者的研究、結論是否帶給您震撼和深思?

      馬春華:朱幼棣先生在本書的后記中講述了他寫作的初衷,痛心疾首于因為政績、經濟,乃至于錯誤的認知而對環境的破壞性開發利用。尤其是數十年來移山填河的大工程,在缺乏科學態度的前提下頻頻上馬,按照他的說法是“‘功在當代’,愧對子孫”。

      就我個人而言,編輯《悵望山河》的前前后后,也經歷了朱先生自述的“一個人的科學覺醒”的過程?梢哉f,這本書自始至終貫穿的是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堅持思想獨立、不盲從、不附和的思考,這對我來說是最大的震撼。震撼之余,其間對于地震預測、水利工程和人與環境的探討和講述,也令我這個自然科學的門外漢有機會一窺門徑,非常難得。

      關于地震預測山與河,組成了大地構造,組成了遼闊的風景。祖國的山河也是我們信仰與理想的支撐。

      周總理說“李四光是一面旗幟!”——大震已經過去,解讀龍門山大斷裂,許多問題仍需求證和回答。

      記者:汶川地震、蘆山地震,牽動了全國人的心,作者對地震也有獨到的考察,書中對此問題的探討有哪些獨到之處?

      馬春華:朱幼棣先生在書中也提到了,“聽一聽李四光的聲音”?梢哉f,對于地震預測和地震的判斷,朱幼棣先生基本上接受和繼承了李四光的態度,即與其強調地震的不可知性,不如通過分析具體的地質條件變化來預測地震的發生。

      在我看來,書中對于這個問題的探討有幾點特色:其一,通過一個個的具體事例,強調地震預測是有規律可循的,也是可以實現的;

      其二,堅決反對某些專業人員的“不可知”論調,一條條敘述地震預測的依據;

      其三,用普通人可以看得懂的語言解釋地質專業問題。在我看來,第三點最為關鍵,因為這也給了我們這些普通人思考地震發生成因乃至“地震預測是否是偽命題”這種問題以可能,否則,盡管地震的災害會帶來切膚之痛,對于地震研究卻總是隔行隔山,只能任由某些“專業人士”操弄公眾的認知,以至敷衍塞責。

      記者:在朱老師看來,我們要如何應對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其中最大的困難是什么?

      答:其實這個問題在前面的回答中已有觸及。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的成因,一方面有著中國快速工業化副作用的客觀因素,另一方面也有著決策輕率,對環境缺乏敬畏,對科學缺少尊重的主觀原因。

      如果說,我們不能把科學發展由口號變為工作中的現實,那么對環境的破壞性開發和利用將無法遏止,山與河對于人類的激烈報復也將綿延不絕。

      關于環境問題2012年“到武漢看!薄氨本、天津大水”“云南昭通地震”,災難接連不斷。過去五十年,黃河、淮河、長江的水渾了,海河斷流了,河流不再有生命的流量。完整生態系統的無序開發,導致流域調度失靈。

      記者:您期待此書達到怎樣的目的?引導人們如何思考環境問題?

      馬春華:《悵望山河》 這本書雖然討論的是非常專業的地質、水利、環境問題,但其敘述方式絕不佶屈聱(áo)牙,對歷史的回顧、對作者經歷的敘述、對錯誤觀點的批駁,條縷清晰地廓清了人們對于相關領域的疑惑。

      可以不夸張的說,通讀《悵望山河》 將為一個普通人重構自己的環境觀,更加理解科學態度對于我們國家的意義。新文化運動之后,我們常說“賽先生”不是問題,“德先生”才是問題,然而事實是否真的如此?

      在我看來,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科學更是一種人生態度,也就說,應該與每一個人切身相關,而不是退入專門的機構成為謀生的工具,借用古人的說法,就是“道”的層面,而非“器”的層面,如果經過近百年的熏陶洗禮,我們的科學仍僅僅是一種“器”,那么只能說,我們的國家和民族距離真正的現代化依舊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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