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之維上的漢語韻律

馮勝利近影

　　嘉賓簡介：

　　馮勝利，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北京語言大學長江學者。1977年考入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兩年后入中文系，受教于中國訓詁學名師陸宗達教授。1986年赴美留學，受業于賓夕法尼亞大學西方語言學泰斗拉波夫教授，獲語言學博士學位。曾任美國堪薩斯大學東亞系終身教授，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中國語言習用教授、中文部主任。馮勝利融合東西方學術精神開創了漢語韻律句法學研究，并被認為是基于漢語語言事實和特點而做出的語言理論研究領域的重要突破，為漢語研究走向國際前沿提供了重要支撐。

　　記者：漢語被譽為世界上最富音樂性的語言之一，在中國文化史上，對漢語韻律的認知和探討，代不乏其人，但是把韻律作為句法來研究的確是別開新境。我的問題是，為什么這一語言學上的覺醒如此姍姍來遲？

　　馮勝利：整體上來說，漢語比起別的語言顯得更為整飭和均衡，這使得漢語的韻律文學分外發達。但是，當我們用現代語言學的知識和方法去審視這一深厚的傳統時，我們需要提出的問題是，是什么因素支撐著漢語的這種整飭和均衡？我認為，就是韻律。

　　在中國傳統的音韻學中，對韻律的認識，主要屬于小學的內容，是為讀經服務的。即使是許多接受了現代語言學思想的語言學家，比如趙元任、呂叔湘、羅常培等先生，他們的漢語韻律研究，也主要是一種對語言現象的觀察和總結，并沒有進行徹底的探究和高度的概括，尤其沒有從句子的組合、演變，以及韻律語法學科建立這一更高的語言科學系統上去加以論證和提升。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狀況？因為我們一直缺乏一種重要的理論工具，或者說我們的學術思想中缺乏走向這一路徑所必須的思維方式或工具。

　　記者：這是怎樣的思維方式？導致這一缺乏的原因何在？

　　馮勝利：這種思維的精華我們可以歸之為一套“公理-演繹系統(axiomatic-deductive system)”的科學思維或者學術思維。進入我們學術視野的首先是大量的現象的存在。對這些現象加以歸類和概括，這是研究的第一步，這一步我們不存在問題。有了概括以后，需要進一步提煉一個廣泛適用的原則，這一步相對要困難一些，但我們努力后也能做到，在很多情況下，這幾乎是我們的最高境界。但是真正富有挑戰性的，真正有難度的，是我們在這些原則的基礎上進行理論構想和推測，構建一個全新的公理-演繹系統。研究語言就是要構建語言體系的模式，研究電子就是要構建電子場的模式。真正深入的學術研究，不應該在這種通理性概括的獲得上止步，至少還有兩個重要的步驟。首先，我們可以根據前面構筑的模式，進行事實的預測。假如這種設想的模式是對的，它就不僅能夠推導出很多符合這種模式基本原則的新的事實來，而且可以成功地預測不符合原則因而不可能存在的諸多現象。更進一步的步驟是去檢驗這種預測，根據這種預測，按照既定的方位判斷，去尋找現象或者事實，以驗證這一預測。后面的這兩個步驟，我們的研究中太缺乏了。

　　胡適算是接受了西方的學術訓練，他曾發聾振聵地提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但是這種求證，還是滿足于事實的尋找、現象的爬梳。今天我們對此稍加反思，就可以明白，這里根本沒有反映出演繹的思維，結果只是強調眼見為實，看到的才是最根本的，而未能進入用一套公理-演繹體系對某一假設或學理進行證明，并運用這種證明進行預測和有目的地去發掘更新的事實。所以，即使是像胡適這樣大名鼎鼎的學者也沒有建立一個完全意義上的現代學科。

　　記者：中西思想文化的接觸和交融，從鴉片戰爭以來，經歷了多個回合，從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到五四運動，再到新中國成立后向蘇聯學習，為什么這種演繹邏輯的思維形式引進起來如此艱難？

　　馮勝利：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復雜到你只要說出一種原因，就很容易被認為是片面的。但這個問題的確太值得探究了。

　　我覺得，在整個近現代史上，我們學習西方總是受到各種現實條件的制約。五四運動使得我們學習西方深入到文化層面，但最后 “救亡壓倒啟蒙”，民主和科學的引進并不徹底。就科學而言，“科學”這個詞，我們真正理解了嗎？你問一個普通人，科學和技術的區別是什么呢？除非專家學者，一般人很難答上來。我拿這個問題問哈佛的一個普通大學生，他想了一下說：科學是腦袋里的，技術是手上的。這個回答是準確的�？茖W就是要用理性思維來解決問題，摸得著的東西就變成了技術。李約瑟那樣大部頭的《中國科學技術史》，講的也主要是技術。馬克思思想的傳入，是我們學習西方最大的成果，影響深遠。但是其思想在很多人那里變成了教條。

　　這些問題促使我從更深的角度反思，我們的思想傳統中是否有一種和現代演繹性思維特別沖突和矛盾的東西存在？我覺得，這種傳統可能就是從老子以來的辯證思想�！暗揽傻�，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一切事物都變動不居，在進行陰陽轉化。然而，對公理-演繹系統來說，A就是A，B就是B，不能輕易就進行這種對立轉化的，否則就違背了同一律。西方人也有辯證法思想，黑格爾就有，但是黑格爾的辯證法是在他的演繹邏輯體系中存在，起根本作用的最終還是絕對精神。當然，這不是說辯證法沒有作用。相反，它在處理人的問題上，比公理演繹法有用得多。由此可見：中國的學術的長處在“人學”。

　　記者：作為一個深受中國文化熏陶，并曾親炙國學名師的學者，當您留學美國的時候，您如何實現這一艱難的轉變？

　　馮勝利：到國外，你才會真正體驗到，在多數西方學者的眼里，中國的學術得不到重視。比如在我留學和工作的賓夕法尼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哈佛大學的東亞系里，如果你的專業是中文，你要研究中國的歷史文化，你必須學習日文，但如果你的專業是日文，就沒有必要學中文，其中的含義就是，中文的學術對日本歷史文化研究并不重要。這反映了西方學術界對中國學術的偏見。

　　陸宗達先生是章(太炎)黃(侃)的再傳弟子，所以我是從乾嘉的學術傳統中走出來的。但是我在美國大學讀書時，國內大學的學分對我一點用處都沒有，我必須重新開始�？墒情_始的時候，我覺得他們那一套和我們的訓練完全不是一回事，甚至水火不容。比如喬姆斯基開創的形式句法學，是西方語言學的前沿，他的基本框架體現的是公理-演繹式的數理邏輯的科學性，里面的重要原理和規則很多都像幾何中的公理和定理；句法分析就像進行計算和推演。比如，格位(Case)在西方語言學中是一個重要的概念�！癏e likes me”這樣一句話有主格、有賓格，反映了名詞和動詞的不同關系。但是在漢語中，“我喜歡你”“你喜歡我”，“我”和“你”做主語和賓語都是一樣，沒有格位變化。當我向導師提出這一問題的時候，導師說：那你就設想一個漢語專用的“空”格位。我實在難以接受，這不是無中生有嗎？但是為了拿到學位，我必須學會他們的理論。于是，我就把原來所學的東西徹底放棄，權當都沒學，一切從零開始。

　　記者：您最后選擇的博士論文是從韻律句法的角度研究漢語，在這樣一個較大的語言層級上進行韻律研究，對西方學者來說也是新課題。您是如何確定這一論題的？

　　馮勝利：我非常幸運，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給我們授課的教師都是學科創始人。拉波夫是社會語言學的創始人，柯勞克是歷史句法學的名師，里博曼是節律學的創始人。正是從他們給我的知識和思想中，我開始不斷關注和反思漢語的韻律問題。我注意到，韻律對漢語的影響和歐洲語言不一樣。西方的前沿學者研究韻律，主要是在詞和短語層面進行，但是漢語不止在這一層面。我做了很多語言現象的概括和分析。比如，我們可以說“看報”，但是不能說“閱讀報”，可以說“講學中南�！�，但不能說“講數學中南�！�。為什么不能說？是韻律在管語言的長短，韻律如何管？其中必有重要的規則。

　　長期的積累和思索后，有一個晚上，我突然意識到漢語是用動詞指派核心重音，正是核心重音制約著句法的結構。

　　堅持這一研究很不容易。很多人善意地提醒我，以前從事這一研究的很多人都失敗了，勸我放棄。但是我相信我的直覺。如今，關注和進行韻律句法學的人越來越多了，以致有人說她是今天語言學的顯學。我對韻律的研究也已經深入到漢語的“文體學”“語體學”等不同的領域，收獲頗豐。

　　記者：盡管理論上的這種覺醒很晚，但在語言韻律的運用方面，漢語世界的傳統是深厚的，在古文中體現得更加明顯。但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這對我們韻律豐富的語言傳統是不是一種阻斷？

　　馮勝利：“五四”時期提倡白話文，實際上就是把語言功能的兩翼折斷了一支，折斷的就還要長出來，才能飛。提倡白話文是要“我手寫我口”，做到口說和文章的一致。但這是違背語言功能的。語言有自己多方面的社會功能，這集中體現在語體上�？谡Z比較隨便、通俗，多是非正式場合的表達方式；而在正式場合，語言就要講究規范、嚴肅，必須和口語拉開距離，就像便服和制服。所以，你可以看到，摒棄了古代文言文這種正式語體后，我們今天的正式語體不僅又獲重生，而且相當發達；其中很多字、詞又重新從古文中移植過來。其實，語體中還有一種體式就是莊典體，專在表示莊嚴神圣、祀神祭祖的場合使用，在港臺地區尤為明顯。

　　更耐人尋味的是，當我們從韻律的角度區分出不同語體特點的時候，驚喜地發現，口語語體、正式語體和莊典語體，正好和中國文學的源頭《詩經》中的風、雅、頌相互對應。嚴格的理論預測和語言的歷史事實，在這里達到了完全統一。

　　“文與言畔，非茍而已�！边@是黃季剛先生的話，誠哉斯言。但是在一個變革的時代，一個要打破舊的秩序，要打破階級、職業等局限，拉近人們心理距離的時候，白話文的提倡和變革，也許不可避免。當大家認為要猛烈拋棄舊文化，甚至連原來的語言都不想使用——當時知識界要推行世界語，大家不會顧及語言的規律了。這就像地震發生時，我們還會在此安靜地談論語言規律的問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