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涌豪：知其歷史文化，才能更知其當下

　　

　　汪涌豪：知其歷史文化，才能更知其當下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汪涌豪所著的《知日的風景》，是他多年來利用赴日講學、擔任客座教授的機會觀察日本社會文化，陸續寫就的系列文章，以當代日本的世相、人物與書情為切入點，輔之以相關歷史文化背景的考述，對一系列人事物象作了詳切生動的解讀。與坊間諸多談日本文化的作品不同的是，汪涌豪在論述中對日本紛雜世相背后的傳統根由作了深入剖析，冷靜地究問日本文化的根源。

　　這里我們刊發滬上書評人顧文豪應本報特約與汪涌豪對談今天我們該如何看日本。在汪涌豪看來，我們不能就日本當下的政經談政經，就日本新出的小說論小說，也應該更有力度地深入到日本的歷史文化中去，了解其中的東西。

　　禮儀起于飲食，食事背后有文化根源

　　顧文豪：您的《知日的風景》出版后，未經宣傳即告售罄。讀者反映書中很多東西他們都不知道，一些分析也顛覆了他們的認知。我很想就如何理解日本，再聽聽您的看法。

　　汪涌豪：這不是因為我多聞見，只是多留意而已。我初識日本是在1998年，在那里待了兩年。那段時間，日本人稱為“價值觀改造期”，可見社會變化之劇烈。幾年后再去，這種改造的負面悉數浮現。所以紙上留痕，也就易見聲色。

　　其實，因受限于篇幅，每一題下還有許多內容未及展開。譬如說到“食魚民族”，那里的千門萬戶如何高張魚旗為男孩慶賀，武士又如何因魚不懼受刀而獲得切腹的勇氣，乃或以魚為題材的俳句、落語、繪畫如何豐富有趣。許多西方人甚至認為，日本人的聰敏全賴食魚，日本文化的精髓也與此有關。你乍聽之下，覺得有些言過，但再想想，從布列塔尼貝隆生蠔，到里海魚子醬、挪威熏三文魚，西方經典美食無不保持著原初精細到笨拙的生產方式，他們對日本魚生料理有高度認同，原本可以理解，即如伊森伯格等人將其與動漫一起，標舉為日本軟實力的象征，也并非全無來由。

　　再如日本人的禮貌，許多細微處也未一一例舉，因為一旦例舉，就需追加說明。譬如他們視鞋臟為失禮，你不一定猜得中，那是因為鞠躬首先看到鞋的緣故。其他如諺語之所以多嘲笑石榴和青蛙，是因為其好開口，可用以暗諷多言者失禮。

　　顧文豪：我明白您的意思，禮儀起于飲食，食事背后有文化。和許多讀者一樣，我感覺您非常關注所寫事象背后的歷史文化。

　　汪涌豪：其實，自彌生時代吸收從朝鮮傳入的漢魏文化，到“大化改新”吸收隋唐文化，明治維新吸收歐洲近代文化，雖說日本從未離開過向外獲取。即就禮貌而言，由中川忠英所輯《清俗紀聞》分禮樂射御書數6卷，實錄江浙閩一帶的禮俗可知，其人之知書好禮，也與對中國禮制的汲取大有關系。但誠如著名史學家、日本古代史研究第一人津田左右吉所說，日本文化基于日本民族的生活和獨特歷史展開。自十七世紀“水戶學派”興起后，日本人又刻意凸顯這種不同。這種努力的結果是，一種基于島國根性、稻作文明與神道信仰的獨特文化最終于成型。今天，源自中國的禪宗被按日語發音讀作“Zen”，同樣發端于上古中國的漆器被寫作“Japaneselacquer”，都是這種文化廣有影響的表征。而一般人的感覺，日本處處可見中國痕跡，但仔細辨認又天差地遠。所以我常說，這種文化與我們固然不能稱為異體，但也絕非同體，甚至不是互體。

　　三島由紀夫說過：“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反常的”，因為他們的文化中，原就包含有這種反常的因子

　　顧文豪：不過，許多日本文化研究只流于表面，如談日本人的國民性，只知道照搬《菊與刀》而不能贊一辭、辯一辭，這是否也是一種遺憾？

　　汪涌豪：本尼迪克特確實了不起，既非專門家，也從未到過日本，僅領受中情局的指派，就能寫出高水準的名著。但也因為這個緣故，許多論說不免過于簡單，不夠深入。有些重要判斷則非她的發明，日本人自己早有論定。如關于日本人性格的矛盾分裂，和辻哲郎就有準確的揭橥，他稱日本人性格中，“靜穆的激情”與“好斗的恬淡”常常糾纏在一起，是所謂“在忍從中隱藏爆發”。關于這方面，還可參看荒木博之的《日本人的行動樣式》等著作。個人的感覺，他們談得都比《菊與刀》要好。由此切入，確實有助于人理解日本人及其背后的文化。

　　舉個例子，日本人普遍重視家庭，常把“家族”一詞放在嘴上，但另一方面，親屬間的匿殺虐待又很普遍，特別是對老人的虐待與冷漠，直接導致了這些年老年犯罪激增，是為作家藤原智美《失控的老年人》一書所說的“老齡化社會的噩夢”。筒井康隆的《銀齡的末日》更寫到為爭取一個“天壽”名額，那里的老人竟同意采行相互處死的殘酷制度。今天，他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將不得不面臨“孤獨死”，可前首相、財務大臣麻生太郎是怎么說的？他稱這些老人是無法養活自己的“不合格的人”，為減輕國家負擔，應允許其早點死掉。你聽了一定震驚，這也太冷血了。但如果看過今村昌平據深澤七郎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楢山節考》，說的是信州山中從來有一種“參拜楢山神”的習俗，規定年過70的老者都要由家人送入楢山等死，誰到年齡不死，并還牙口好、身體壯，會被認為可恥，也就是說，那個地方原本就有棄老的傳統，你就釋然了，原來這背后仍然是特定的歷史文化在起作用。三島由紀夫說過：“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反常的”，因為在它的文化中，原就包含有這種反常的因子。

　　日本人不愿正視侵略歷史，與他們文化中缺乏這種認識能力有關

　　顧文豪：由此想到，近代以來，日本與亞洲各國的相處始終不睦，有些時候還迭生齟齬甚至沖突，這是不是也與他們特殊的歷史文化有關？

　　汪涌豪：當然有關。日本人是謙遜與狂傲的雜合體，政治上神道天下觀與大陸經略野心的融合，學術上近代漢學與東洋史學的導向，都讓“日本人特殊論”與“優秀論”深入人心。并且，與后來體認到不能全盤“歐化”不同，他們較早就確立了“唐化”不行的想法，后見宋亡于元，明亡于清，對中國就更為輕視，明言“崖山之后無中國，明亡之后無華夏”。在他們看來，自南宋陸秀夫負少帝投海，明崇禎吊死煤山，足以表明中華正宗已不復存在。至于對原本歸服于以中國為核心的冊封——朝貢體系的亞洲其他國家就更輕視了。加上整個社會缺少對普遍性原則的體認與尊重，力即正義的實用主義盛行，導致其未能形成明確而統一的是非觀念，一如其神話中，天照大神既非永遠正面，素盞嗚尊也非永遠邪惡。而信徒甚眾的凈土宗，甚至還有惡人更易往生極樂的說法。由此，不承認世界存在有普遍真理，未學會用普遍的道德原則改化沒有嚴格教規的神道的影響，終使一種集團心理和盲從力量得以無限張大，內省與反思的文化嚴重缺乏。最后，一種極為荒謬的認識出現了：他們自認為日本是亞洲第一個戰勝白人殖民者的國家，通過戰爭極大提升了黃種人的地位。顯然，這種荒謬的認識是與他們長久積下的歷史文化意識相關聯的。也所以，西方研究者認為，日本人之所以不愿正視侵略歷史，是與文化中本就缺乏這種認識能力有關的。

　　今天，中日兩國乃至日本與亞洲各國的情勢已自不同，但一部分日本人仍不忘強權。日本人論及二戰，所謂“戰爭”特指對美開戰，對中國只稱“事變”；論及戰爭結局，又多用“終戰”，而非“敗戰”或“投降”，意識深處仍認為其發動戰爭的初心是基于容讓的“凹型文化”，如此漠視普遍真理，缺乏內省反思，其底里還與日本文化中那種不執著是非的“流轉意識”有關。正是基于此種意識，他們�；乇苁欠�，并對罪惡抱持“隨波流去”的態度。

　　研究今日之日本，需更有力度地深入到日本的歷史文化中去

　　顧文豪：您對今天如何更好地了解日本，還有什么具體的建議？

　　汪涌豪：本來，比之西方戰后不久即成立專門的研究機構，我們不僅起步晚，水平明顯落后，即與日本對中國的研究相比，差距也不小。當然，眼下的日本正向內收縮，成為比任何時候都要內向的國家，學生不肯出國、智庫難聘外人的情況在在多有，大學里的中國研究就更遭冷落。年初有家刊物，居然登載《現代媚中派人名辭典》，將從演歌家谷村新司與優衣庫首席執行官柳井正等人一網打盡，充分反映了其國民的情緒對立與心胸狹隘已到了何種程度。

　　但盡管如此，那里終究還有有識之士。如已故溝口雄三就曾在《中國的沖擊》一書中，對日本停留在過時的“近代化史觀”，回避中國的政經發展表示憂慮，他明確提出應“深入到中國的歷史中去”。

　　我想，我們也不能就日本當下的政經談政經，就日本新出的小說論小說，也應該更有力度地深入到日本的歷史文化中去。今天，雖說在日留學、就職和從事研究的外國人中，中國人為最多，但倘若我們的學生僅僅出于哈日而了解那里的流行文化，我們的學者僅僅為了維持生計而只以中國學甚至中國語為自己的專攻，那么即使身在其中，知見仍將昧于行外。須知，天藍水清、愛貓喜狗的淺表介紹，代替不了對日本歷史文化的認真釋讀與深入研究。關鍵是要真正的進入和深入。

　　所以，我愿再度重提上世紀20年代留日學生汪公紀的話，吁請所有關心中日關系的讀者，能做到知日最是重要。如此既知其當下，又知其歷史文化，并因后者而對前者有更真切的認識，更智慧的應對，我們一定能把握歷史先機，擁有光明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