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時代的“城市文學”

以薛憶溈寫深圳的《出租車司機》為例

http://www.rjjlock.com 2013年07月29日10:33 來源：新京報

　　在書評周刊的夏季好書評選活動上，在場的一位嘉賓拋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為什么沒有好的城市文學？他拿出九九讀書人不久前出版的《格蘭塔》一書做反例�！陡裉m塔》是英國的一本老牌而又新銳的文學雜志，中文版從《格蘭塔》雜志各期中摘選出18個有關英國的故事，以雜志書的形式出版，定名為《格蘭塔：不列顛》。

　　或許，類似“中國為什么沒有好的城市文學”這樣的問題太過武斷而刺耳，在我們的文學寶庫中，關于城市的書寫未必算少。遠的有張愛玲、蘇青、施存蟄、老舍，近的則有王安憶、陳丹燕、孫甘露、王朔、韓東、苗煒，還有近年來“重新”被文學界發現的“迷人的異類”薛憶溈……只是，當我們將“城市文學”放置到整個現當代中國文學的宏觀視域中去時，我們必然能夠同意，當代中國作家對于城市的書寫，在體量上確實不能算多，在豐富性與深度上，確實也仍有待提升。

　　本期我們采訪了薛憶溈，他為我們奉獻了“深圳人”系列小說——“深圳人”是此前很少在文學上被加以整體探究的一個群體。我們也便借機，順著“城市文學”的話題說了開去……

　　薛憶溈和他筆下的“深圳人”(1)

　　過去一年中，在書評周刊的編輯會上，關于“城市文學”的討論出現過好多次。我們當然并不認為中國缺乏城市的書寫者，當我們討論當代“城市文學”時，我們談到了王安憶、陳丹燕等人筆下的上海，王朔、葉廣芩筆下的北京，池莉筆下的武漢和遲子建筆下的哈爾濱，他們構筑的城市給我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閱讀記憶。但我們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相比“鄉土文學”，“城市文學”在當代中國文學中所占的比例是相對微小的，它的聲音是相對薄弱的。而對照當今中國快速城市化的事實，越來越多人正離開鄉村、在“城市”這一生存空間上演他們的人生故事，我們不得不承認，當代文學對于這一時代最劇烈且最具普遍性的變化，并沒有做出足夠及時、豐富和有力的回應。

　　當我們看到薛憶溈打著“深圳人系列小說”旗號的短篇集《出租車司機》時，我們自動調動起了閱讀經驗中有關喬伊斯的《都柏林人》或白先勇《臺北人》的存儲，它們同樣有著為一個城市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群”代言的宏大視野。而薛憶溈的小說，也自然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新打量“城市文學”，思考與之相關的種種問題的良好契機——有關它的定義、它的本質、它的歷史、它在現下某種程度上的滯后或缺席，以及與它相關的諸多誤解……

　　薛憶溈的“深圳人系列”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個案，它無疑應被納入“城市文學”的范疇之內，但它又確鑿無疑地與我們慣常理解的“城市文學”產生差參。在“深圳人系列”中，薛憶溈極少提到在眾多“城市書寫”中最引人注目的城市地標，也回避了這座城市的歷史與公共記憶。在此，“深圳”成為一個面目不清的場所和背景，成為一種制造壓迫和不安的來源，成為一個讓作家筆下的許多小說主人公想要逃離的地方。有趣的是，這些以深圳為背景的小說雖然并沒有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作為一個明確地域的深圳，但它們卻無疑幫助我們理解了“精神上”的深圳——這個精神上的深圳和當下中國的許多城市有著如此強大的相似性，它足以成為任何一個處于快速發展中的，每天吸納著無數移民卻并沒有很好地承接他們、讓他們找到精神皈依的當代中國城市的縮影。

　　本期，我們圍繞“城市文學”的主題，刊發了作家薛憶溈的專訪以及《出租車司機》的評論文章，記者還就此采訪了上海作家陳丹燕，北京“中生代”作家苗煒以及文學研究者叢治辰。當他們談論“城市文學”時，他們談到了空間維度上的城市，歷史維度上的城市以及精神向度上的城市。作家和評論者們共同意識到，文學的最終出路是返回單個人的內心世界，這“內心世界”的復雜風景，為環境和時代所局限，也在尋求突破環境局限的努力中，呈現出動人的千姿百態。

　　【對話薛憶溈】

　　關于《出租車司機》 突然之間，所有人都看懂了“城市的詩意”

　　我認為“出租車司機”這充滿悖論的職業隱喻了“深圳人”的共同身份，很能夠表現那座無根的城市的特點。

　　《新京報》：你在一篇文章里稱“深圳人”系列小說是你“用十六年時間孕育而成的十二胞胎”。在完成這次奇特的分娩后，你有些什么感受？

　　薛憶溈：十六年前，當《出租車司機》(系列小說中的第一篇作品)在《人民文學》雜志上登出來之后不久，我接到一位權威小說選刊編輯的電話。他稱贊很少見到作品能夠將“城市”寫得那么有“詩意”。他說他想選用這篇小說。他用的“城市”和“詩意”這兩個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三個星期之后，這位編輯又打來了電話。他告訴我小說沒有選上，因為雜志的二審說“看不懂”。對一個羽翼未豐的寫作者來說，這權威的“不懂”當然會引起高度的警覺。我當然要去想問題出在哪里：是出在“城市”還是出在“詩意”，或者是出在“城市的詩意”？我沒有想通，所以我沒有退縮。三年之后，一個小小的電腦操作錯誤讓《出租車司機》通過《天涯》雜志再次面世。奇跡接踵而至：它被從《新華文摘》到《讀者》(當然也包括了那家選刊)在內的幾乎所有選刊選用。突然之間，所有人都看懂了“城市的詩意”！這真是神奇的進化。后來，“深圳人”系列小說陸陸續續刊出，一路上叫好聲不斷。最后的一篇《神童》是在今年第三期的《收獲》雜志上刊出的。我有時候覺得，“深圳人”系列小說這十六年的市場反映是一個社會學的案例，它從審美趣味這個特殊的角度見證了中國社會的轉型。文學作品的命運是寫作者與閱讀者較量的結果。

　　《新京報》：為什么選擇《出租車司機》做小說集的書名？

　　薛憶溈：《出租車司機》是“深圳人”系列小說中第一篇作品，也是其中最出名的作品，它當然最適合做小說集的書名。更重要的是，我認為“出租車司機”這充滿悖論的職業隱喻了“深圳人”的共同身份，很能夠表現那座無根的城市的特點。出租車每天都在城市的迷宮里穿梭，它不斷接近街景，又不斷拋棄街景，它與城市的關系充滿了不確定的因素。出租車沒有固定的目的地。它總是在等待著下一個目的地，再下一個目的地。出租車司機表面上掌握著方向盤，實際上他卻無法主宰出租車的方向。在短篇小說《出租車司機》中，憂傷的主人公是通過逃離城市和職業來逃離“出租車”設定的這些悖論的。

　　關于深圳 在地標和歷史貧乏的城市，只有關注普通人的內心

　　“地標”通常是語義貧乏的符號，是對城市的簡化，更何況作為“中國最年輕的城市”，深圳的“地標”通常都帶有快餐的風味，深圳的歷史也缺乏沖突和痛感，沒有觸及靈魂的參照性。

　　《新京報》：我知道，在全部作品中，除了《出租車司機》一篇屬于“在場寫作”之外，其他作品都是在遠離深圳，甚至遠離中國的地方完成的。那么，你為什么還執著地將小說的空間圈定在深圳呢？

　　薛憶溈：首先，所有這些作品都深深地根植于我的在場經驗。如果我沒有在八十年代末定居深圳，如果我沒有十三年的深圳經驗，“深圳人”系列小說不會成為我的創作業績中一個板塊。要知道，小說集中幾乎所有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他們不是媒體上歌頌的改革者和弄潮兒，他們是我在深圳遇見的普通人。他們的嘆息和迷惘驚動了我的感覺，刻畫了我的記憶。是的，我在2012年初離開了那座城市，隨后的十年在那里的停留累計不到兩個月，但是，我的在場經驗并沒有中斷：我與深圳還保持著松散的聯系。深圳的報紙上還不時會出現我的近照和動向，我還曾經為那里的報紙寫過一年的專欄。而遠離讓我用記憶去打磨從前的在場經驗。那些原型通過這種打磨獲得了美學的形式。那些搖擺在我記憶中的深圳漸漸凝固成了文學中的“深圳人”。

　　《新京報》：“深圳人”系列小說沒有呈現一般城市寫作容易堆砌的城市地標或者城市的歷史，它們關注普通人物的內心，用你的話是關注“個人情緒的震顫”，為什么選擇這樣的視角？

　　薛憶溈：“地標”通常是語義貧乏的符號，是對城市的簡化，就像榮譽是對生活的簡化一樣。更何況作為“中國最年輕的城市”，深圳的“地標”通常都帶有快餐的風味，深圳的歷史也缺乏沖突和痛感，沒有觸及靈魂的參照性。關注人物的內心是我全部作品的風格。這種風格對于呈現“深圳人”似乎更是得天獨厚�！皞�人情緒的震顫”是所謂新現象學的說法。當生活面臨著轉機或者危機的時候，人的內心會有各種奇特的反應。這些反應是觀看生活、認識生活的最佳角度。我突然想起了一個成語，這可以說是“乘人之�！�。

 

　　關于“城市文學”

　　中國城市發展如此之快，文學怎么可能跟得上？

　　文學是對人生存狀況的認知和呈現，地域等等只是它的外延，不是它的內涵。人才是文學之本。

　　《新京報》：你怎么看待“城市文學”這樣的一個概念？

　　薛憶溈：我不喜歡這個概念，盡管現在經常聽到人說中國文學正在轉向，轉向“城市文學”，甚至還經常聽到人說我的作品是這種轉向的代表之一。我不喜歡這個概念。我不喜歡給文學加上地域、職業或者性別的定語。所有那些定語都是狹隘和霸道的，它們輕則是學術的花招，重則是政治和集團的偏見。魯迅的文學屬于哪一種文學？托尼·莫里森的文學又屬于哪一種文學？文學是對人生存狀況的認知和呈現，地域等等只是它的外延，不是它的內涵。人才是文學之本�！俺鞘形膶W”就像“鄉土文學”一樣，一旦成為時髦，成為主流，成為文藝政策扶持的對象，就很容易喪失它的同情心和辨別力。文學是孤獨的事業。文學風格是寫作者的財富和氣質。重要的是要堅持個人的風格，“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我看來，文學永遠都只有一個方向：就是去認識人，尋找人，發現人。而指引寫作者的羅盤必須具備三種“原件”：考究的美學，批判的精神和悲天憫人的情懷。我們應該將那些多余的概念統統扔掉。

　　《新京報》：那你怎么看待現在的中國文學與城市的關系？有人認為中國的文學跟不上中國城市的發展，你怎么看待這種現象？

　　薛憶溈：中國的城市發展如此之快，文學怎么可能跟得上？……有不少的統計數據說明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了，中國的城鎮人口已經與農業人口持平了。因此，大家也就開始關心起中國文學的“城市化”問題。其實中國文學早就開始了自己的“城市化”進程。只是這種“開始”在“鄉土文學”受官方保護和學術偏愛的年代不容易被讀者看到。以我自己的《遺棄》為例，那應該就是一部有強烈城市意識的作品�，F在大家每天都在熱議過快的城市化進程給中國帶來的問題：空氣的問題、飲水的問題、食品的問題、交通的問題、醫療的問題、教育的問題、家庭的問題、人際關系的問題……這些問題在24年前出版的《遺棄》里都已經暴露出來了�！�…我相信，《遺棄》并不是個案。我相信，早在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中國有更多的寫作者就寫下了思考和反省“城市化”進程的文學作品。只是它們不夠幸運，沒有能像《遺棄》那樣在“城市化”的狂潮中留下痕跡�！哆z棄》本身也是被冷落了許多年之后才被讀者看到的。我想，問題還是要從體制上去看。如果我們的文學體制誠懇地保護創作的自由，文學就會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辨別力。文學就不僅會跟上時代的發展，甚至還能引導時代的發展。

　　城市的悖論

　　我的作品都像是城市生活的挽歌

　　“深圳人”系列小說中的作品讓人看到了城市給人帶來的折磨和痛苦，最突出的包括《小販》和《神童》兩篇。我相信將來會有更多的人選擇遠離，選擇“遺棄”。

　　《新京報》：“深圳人”系列小說將你對城市的感覺更徹底地呈現了出來。你怎樣理解城市的特性？

　　薛憶溈：城市本來是為了生活的方便、安全和樂趣而發展起來的，但是它現在卻變得很不方便、極不安全、也了無樂趣了。它成了生活的污染源，精神的壓力源。城市是人類歷史上的又一個悖論，它強化了歷史的荒謬感和人的異化感�！吧钲谌恕毕盗锌吹搅顺鞘薪o人帶來的折磨和痛苦，最突出的包括《小販》和《神童》兩篇。我相信將來會有更多的人選擇遠離，選擇“遺棄”。城市的悖論不可能解決，只可能逃避。

　　《新京報》：本雅明有提及過，就是文學對于城市的敘述在本質上都是反城市化進程的，你認同這個觀點嗎？

　　薛憶溈：我當然認同這個觀點�！吧钲谌恕毕盗行≌f就是我的認同。小說集中的每一篇作品都帶有濃厚的“懷舊”情緒，都像是城市生活的挽歌。幾乎所有的“深圳人”都在想要逃離自己的城市，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逃離自己的城市。這個觀點肯定了文學的批判功能。

　　《新京報》：在你的閱讀視野內，讓你印象深刻的關于城市的書寫作品有哪些？

　　薛憶溈：首先要提的是喬伊斯的《都柏林人》。在我看來，那是關于所有城市的“必讀書”。它激起了我寫作“深圳人”系列小說的野心。當然還有他的《尤利西斯》，我從那里知道了城市與個人關系的許多奧秘，比如廣場和臥室是城市生活的兩個最極端的空間。高端的廣場代表的是歷史的抉擇，低端的臥室代表的是個人的困惑�！队壤�西斯》最后死守住的是低端的臥室�！吧钲谌恕毕盗行≌f同樣遵循類似的立場。當然還有許多的隨筆作品，如本雅明的那些作品。當然還有布羅茨基。他的《一座被更名的城市的指南》對彼得堡(列寧格勒)地標和歷史批判可以“拿來”，值得“拿來”�！案�名”是飽經浩劫的中國讀者熟悉的革命手段，現在又成了“城市化”進程中的商業行為。它對一座城市心理的傷害可能要過很多年才會反映出來。

　　采寫/新京報記者 于麗麗

 

　　誰是真正的“深圳人”？

　　【評論“深圳人”】

　　誰是真正的“深圳人”？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推出的“深圳人”系列小說集《出租車司機》為中國現代都市文學提出了新命題。城與人的關系是現代都市文學的永恒主題，都市發展的程度是一個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指標，盡管現實中的城市與文學想象中的城市不可能重合，讀者卻常常將兩者互為參照，重構自己心目中的“那座城”。但是，如果帶著這樣的觀念去閱讀薛憶溈歷經十六年之久創作的“深圳人”系列小說，一定會在“深圳”的迷宮中迷路。

　　都市繁華背后的恐懼

　　關于城市的書寫是一種精神的返鄉。所以，指向過去成為都市小說的重要向度。讀者往往在作品中發現許多“返鄉”的路徑，如熟悉的巷道和著名的老店。在文學作品中，“北京人”代表著遠逝的故都遺韻，“上海人”代表著百年的世紀風華，“香港人”代表著本土的殖民風情……而薛憶溈筆下的“深圳人”卻不僅指向未來，還試圖囊括“所有”：“幾乎所有人都是真正的‘深圳人’”，小說集的護封上留下了薛憶溈自己對“深圳人”的解讀。

　　像許多其他快速發展的中國城市一樣，深圳的現代化過程是一種跳躍式的發展，在迅速都市化的同時進入到后大都市的階段。喪失時間向度的深圳只能在當下和心理的空間中建構。

　　我們在小說集看不到深圳的“地標”，也幾乎看不到“社群”。薛憶溈筆下的“深圳人”甚至全都沒有名字，僅使用代詞(如他、她、我、父親、母親、姐姐、妹妹等等)來指代。如果說“地標”提供了物理空間的位置感，那么“名字”則是社會性存在必需的認知符號。薛憶溈刻意抹去這些回歸的“路徑”，殘酷地將他筆下的“深圳人”放逐到一個個完全陌生的空間，使他們都喪失安全感與歸屬感，讓他們都面臨著迷路的威脅�！段拿ぁ分械摹拔拿ぁ笔亲钔怀龅拇�表。小說的敘述者最后“終于明白了她害怕的不僅是去‘醫院’，而且還包括‘去’醫院。她說她從來沒有一個人上過街。她說她害怕迷路�！痹谌珖�白領最集中的城市里，薛憶溈讓一個文盲說出了這座城市(以及所有城市)繁華后面的恐懼。這恐懼不是來自物質的匱乏和犯罪率的上升等等，它是城市本身的痼疾。薛憶溈在“文盲”的身上設置了一個深刻的悖論，讓她從城市的內外兩個向度呈現現代城市的恐懼和墮落�！盁┧懒恕笔俏拿さ目陬^禪，更是現代都市人的集體體驗和日常的精神狀態。

　　薛憶溈的“深圳人”：孤立、禁閉和逃離

　　沒有地標，沒有邊界的深圳是一個巨大的迷宮，充斥著不穩定的倫理關系：《母親》中的母親為了一個性幻想而不去送父親去邊境那一邊上班；《父親》中的父親在婚禮后的第五天，就遭遇婚姻帶給他的巨大羞恥，開始對婚姻充滿恐懼；《女秘書》將與老板在一起的私生活簡單地視為她工作的一部分；《兩姐妹》中的最“可靠”的男人變成最可恨的男人，他曾經“百依百順”的女人變成了“那個女人”，她的沉淪沒有激起他的任何同情。

　　城市這座現代迷宮，不僅因地理空間上的復雜引發對迷路的恐懼，同時也激發無限的想象與窺視的欲望。薛憶溈筆下的“深圳人”基本沒有生活在其他都市小說寫作中經常出現的公共空間。小說集中的故事都發生在隱秘的公寓、宿舍，或是半封閉的空間，如樓道、小區、甚至出租車里。人物與人物之間充滿對對方的窺視、互窺、試探、揣測，猜謎與揭秘成了都市人際關系的日常模式。薛憶溈回避“深圳特色”的地標和公共空間，而將注意力集中到一個個更私人的空間，同時也褪盡了“深圳人”的公眾形象，將他們還原成一個最原始最質樸的身份：父親、母親、兒子、姐妹，準妻子、準丈夫……這樣的逼近不僅有利于展示人物內心的隱秘世界，也有利于對生存狀況提出最殘酷的拷問。在《同居者》中，最親密的接觸也無法撬開心靈的黑洞。作品避開通常的婚姻倫理，殘酷地揭示人類生活中最近的接觸與最遠的距離之間的荒謬關系。這種荒謬關系也是《劇作家》的靶子。這篇作品將敘事的迷宮與窺視欲望相結合，追求最大的戲劇性效果，是“深圳人”中顯得最“雕琢”的作品。

　　《物理老師》、《同居者》、《神童》三篇都屬于成長小說，都涉及了青春型的自我如何走向成人的自我認知。人與人之間無法理解的主題在這里繼續深化。這些作品讓我們看到新興都會的人際關系充滿了不確定性，只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充滿了偶然性、短暫性，隨時都面臨解體的可能。每個人被城市“禁閉”，每個人也都自我“禁閉”。每個城市人都孤立無援，無所歸依�！凹摇币呀洸辉偈莻鹘y意義上的避難所，甚至反而是矛盾斗爭最激烈的風暴中心，荒誕感成了“深圳人”的宿命，也就成了“所有人”的宿命。

　　薛憶溈的“深圳人”系列小說當然是基于他十多年的深圳生活經驗的。而他對深圳“去歷史化”的表現，無形中解構了這座城市的凝聚力，讓“深圳人”都具有“逃離”的精神取向，都面臨著重新選擇，面臨著再一次的無家可歸。薛憶溈對城市未來的理解理性而殘酷：“幾乎所有人都是真正的‘深圳人’”，他想將別處變成我們所有人的此處。

　　有人說，“城市，象征地看，就是一個世界”，而二十世紀以來的“世界”實際上又“已變為一座城市�！睆某鞘袝鴮懘蜷_一條通往世界的路，借城市小人物的日常精神狀態表現世界性的普遍憂慮，薛憶溈的“深圳人”系列小說借實際存在卻又難以產生地方感的深圳，隱喻了“看不見”的城市的普遍命運。

　　□陳慶妃(華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眾議 城市文學 City iterature

　　城市中的人都是有限溝通

　　在很早完成城市化的其他國家，城市文學不會是一個鮮明的印記，而中國之所以分得這么明顯，是因為它有一個強大的鄉村文學在那里對抗。有人為黃河邊的中國嘔心瀝血，但看不到有人為城市做同樣艱苦而重要的工作，因為對于中國來說，太平洋邊上的上海，遠遠不及黃河邊的中國重要。

　　城市文學寫什么？

　　中國的城市文學，我認為有兩種，一種是描寫城市和城市生活的文學，還有一種是描寫農村城市化進程的文學。后一種形態的城市寫作，以為在寫城市，但其實是寫一種物質的欲望。像當年那本女性主義色彩濃厚的寫上海的書，對于在上海生活多年的人看來，這本書敘述的更像一個小市鎮的孩子到大城市看到并追逐物質的經歷。當然，這個過程，抽離好惡來看，也非常有趣。它寫出了中國當下的一種現實，農村萎縮，農民進城成為新的城市人，田園價值觀崩潰，失去根的人來到城市，首先接觸到城市的物質，然后要面臨一些文明的沖突。在鄉村，沒有市民的公共空間，他不需要遵守市民公共道德，但是到了城市，就不同了。換一個角度去看，這種城市寫作也很有趣，是一種歷史的進程。

　　茅盾寫《子夜》，盡管用了階級分析的方法，但在我看來，它也屬于成熟的城市文學的體系，因為它在寫城市由什么的人構成，它的金融系統怎么運作，等等。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單就上海而言，城市化停頓了很多年，這個停頓的過程中，城市是要向農村看齊的，都市的氣氛被當做是反動的，農村的價值體系是革命的，直到后來，才有所平復。所以九十年代出現的城市題材作品，會觸及懷舊，因為這個城市的形態曾經衰退，如今再出發，自然會以過去為參照物。其實，上海城市文學中的懷舊從太平洋戰爭開始就已經開始。我以為對城市的追憶，是承接三十年代上海城市描寫和表達的最自然的抒發。

　　另外，賈平凹的《廢都》，王安憶的《天香》，金宇澄的《繁花》也都是有意思的城市文學的文本。有個年輕作家，路內寫的《云中人》在我看來，它反映出的精神也是非常城市化的，在城市中，年輕人群體其實是被都市文明擠壓得很厲害的一個群體，他們特有的頹廢和彷徨感是一種典型的都市青年的狀態之一，很像三十年代，巴金、丁玲、茅盾、施蟄存、劉吶鷗等人筆下的青年主人公，被擠壓，非常憤怒。其實我們的城市文學還是有承接，有傳統，有發展的。只是不夠強大。

　　相比，那些著筆于物欲和商業層面的寫作更是城市化過程中的東西，他們即使每個字都在寫我是上海，也稱不上是成熟意義上的城市書寫。成熟意義上的城市寫作，是一種立足于工業世界觀的寫作，它不是田園的，而是工業化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非常工業化，我寫《成為和平飯店》的時候，慢慢發現故事里所有的人物關系都是工業的，經濟的人物關系，他們都不能非常了解對方，個體是封閉，獨立的，人和人之間，是在一種有限的，虛弱的溝通下，奮力尋找一種聯系，幾乎所有的城市文學，他們在描寫人際關系時，會發現他們之間的溝通都是不完整溝通。田園文明下對于自然的描寫，也被替換成對于人造物以及對于被人造物所包圍的人的描寫，可以說工業性元素是城市文學最重要的基礎。

　　中國城市文學缺什么？

　　中國城市文學的發展，會有漫長的路。它一定要突破田園意識形態障礙，另外，對于城市文學，中國的作家也顯然是準備不足的。美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城市寫作，受到很多社會學家、哲學家的研究成果的支持，而在中國，因為特殊的社會形態，國外的研究成果不能完全代表本土的現實，而產生于本土的城市調查，城市分析，城市哲學很少，更多是批判和田園哲學分析下的種種誤解，總之，它是不被鼓勵的。我們是一個非常悠久的農業國家，農業文明過于燦爛，這難免會影響到城市文明的發育，當然，任何一種文明不可能長生不老，面面俱到，它是會變化的。

　　當年曹錦清先生寫《黃河邊的中國》，帶回成箱白酒去田野調查，上海的老市長汪道涵常請他去談調查的情況，也給予許多切實的支持。他與我先生有許多討論，他們對許多問題的討論就發生在我家客廳里。我得以旁聽。后來，我先生將這本書稿在他工作的出版社出版印行。他們確定書名時，正是晚飯后，我端茶給他們。他們問我，一個書名，兩個詞不能缺少，黃河，中國，書名如何才能起得好看？我隨口說，那就是黃河邊的中國，或者中國里的黃河。他們就笑。

　　本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于麗麗

　　關于城市的文學，在另一條路上

　　我有一陣住通州，每天開車走高速上班，在分岔口，會看見兩個指示牌，一個指向北京，一個指向山海關，我開車，當然是朝北京方向走，但我覺得小說應該背道而馳，往山海關那個方向�，F實是一條路，心里想著的另一條路是虛構。

　　“城市文學”可能是評論者經常使用的一個概念，對寫作者來說，寫作中會動用自己的生活經驗寫作，生活在鄉村就會寫鄉村，生活在城市就會寫城市，是很自然的。就我個人趣味來說，我不太喜歡現實主義小說，無論是寫鄉村的，譬如“陜軍東征”那一批，譬如白鹿原，也不太喜歡描繪城市的小說。當然，也有喜歡的，譬如《蓮花》，我就覺得挺好看。

　　生活在北京，也通過一些文學作品完成對這個城市的一些認知。譬如老舍和王朔的作品，包括劉恒的《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那種明褒暗貶，裝傻充愣的語言方式，思維方式，非常市井氣，是你對這個城市的一種認同。很多人的作品里，這種北京腔調非常強烈，但我自己在寫作的時候，還是避免北京腔調，會提醒自己別那么油滑，別那么毫無節制地聊。上海的一些作品中，我看過小白的《租界》和金宇澄的《繁花》，覺得有趣，特別是《繁花》，盡管我不懂上海話，用普通話讀也挺有意思。我們這代人中很大一部分，不像老一輩和中國的土地有那樣深的情感，而我們在年輕的時候，會看薩特，弗洛伊德，會看外國小說，所以和土地沒有那么深的連接，在我們這代人的精神生活里，他可能和尼采更有親近感。小說從某種意義上，它是更高的精神生活的產物，更多要訴諸內心。

　　如果給城市文學下個定義

　　在中國，城市文學之所以成為問題，恰恰是由于鄉土文學的傳統太過于強大。針對鄉土文學，才有城市文學，而實際上，如此抽象地討論關于“城市”的文學是很可疑的。一個“城市文學”的概念，無論如何精辟，怎么可能既包容上海的十里洋場氣派，又指涉北京的千年帝都韻致呢？

　　大家談到城市文學，總是要以西方的文學傳統為參照，會談到波德萊爾，談到巴爾扎克，但是往往忽略了中國城市的傳統與西方未必相同，而城市文學自然也不可一概論之。何況同一座城市，每時每刻也都在發生變化。所以重要的可能不是作為概念的城市文學，而是作為一個個文學現象的城市文學，是城市與文學具體而微的互動。

　　以新中國成立至今這段歷史時期來看，城市文學大致經過這樣幾個階段：首先，是以社會主義現代化藍圖為指導，書寫工業化的城市生活；其次，是在新時期之后，一些具有獨特城市文化的城市如上海、北京，在其文學表達當中逐漸尋找和確認城市自身的歷史淵源和主體身份；后來，隨著消費主義時代的到來，城市文學一方面大量書寫欲望與物質生活，另一方面又呈現出多樣化的發展態勢，對于城市底層人群的書寫，對于城市新居民的書寫，都逐漸出現并成熟起來。

　　其實無需去向世界文學搜求，新中國成立以來諸多城市文學寫作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寫出了自己所在城市的獨特精神面貌——盡管是以個人的理解，卻成為讀者們想象該城市的最佳入口，在某種程度上也參與鑄造了該城市的文化。比如寫北京的王朔、陳建功、劉心武、汪曾祺、葉廣芩；寫上海的王安憶；寫武漢的池莉。這個名單還可以開出很長，我不過是隨手列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