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與翟永明對談 稱詩歌可以離日常很近

　　詩歌和電影，都可以小清新，都可以文藝范兒，但在大多數時候，這兩樣事物通常各走各路，如果讓詩歌和電影進行碰撞，會產生怎樣的火花？在剛剛結束的南國書香節上，詩人翟永明和導演賈樟柯就進行了這樣一場跨界的對話。

　　詩歌與電影之初體驗

　　詩人總會看電影，導演也多少讀過詩，且來看看這兩位大家的跨界初體驗。

　　賈樟柯：在我的閱讀里，詩歌占了很大比重，那些詩句真的給了我很大的精神愉悅。我有一件很難忘的事，就是有一年冬天我們家鄉刮大風，我一個同學的媽媽失蹤了，這場大風過后，大家分頭去找，看他媽媽究竟去了哪里。原來我們巷子里有一堵墻倒了，他媽媽剛好經過那堵墻，被壓在下面了。從此以后，一遇上刮大風的日子，我的心里就很沉重。從聽詩、讀詩到后來高中開始寫詩，閱讀經驗里，我讀得最多的是詩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肯定有很多想抒發的時刻，詩歌是非常好的載體。一直到我自己拍電影之后，常規的電影都是敘事性的故事，好的故事里一定是包含有詩意的，故事本身、人物的命運一定是推進到某種詩意的時刻，我們才能感同身受，才能有一種美感。

　　翟永明：賈導說得挺對的，好的電影、故事都是有詩意的，這種詩意不僅僅是我們說的文學語言，它肯定也是電影語言的呈現，賈導的電影從剛開始的《小武》，還是其他的電影都有這種詩意，通過他的鏡頭的詩意來呈現給大家的。我跟賈導在《二十四城記》里也有合作，這部是他做得比較極致的電影，我和他合作也能感受到賈導和別的導演完全不一樣，而且他也一直比較喜歡詩歌，他是一個跟文學有很深淵源的導演。

　　跨界“交往”初印象

　　賈樟柯和翟永明早年便有過合作，在賈樟柯的《二十四城記》中，翟永明擔任了部分編劇工作，但她卻說，這項工作對她自己的提升更大。

　　賈樟柯：電影界是很封閉的一個行業，因為行業內分工已經很細密，然后它又跟工業在一起，所以我們的生活環境實際上跟詩人接觸的機會不多，但是我自己是一個詩迷，就像歌手的粉絲一樣，我有我喜歡的偶像、喜歡的詩人。這個時代我們基本上已經不談哲學，大家都是談柴米油鹽，談孩子，談物價，談掙錢。但是在詩人的圈子里你會發現哲學的話題仍然是茶余飯后他們爭論的焦點，如果你沒有交往到眾多的詩人的話，可能不會理解這一點。但這對我來說特別受益，因為我覺得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對人的理解，除了道德層面的、法律層面的、社會層面的，也應該有哲學層面的。

　　2007年，我準備在成都拍一個《二十四城記》，半記錄、半虛構，所謂半記錄是指我們采訪了將近100個工人，同時我們根據這些工人的講述虛構出四個人物來，這個虛構就由翟姐來做，因為她是成都人，也能幫我把關成都的語言，編劇的工作就是翟姐幫我編。整個影片在剪輯的過程中，我覺得特別需要詩歌，這是一個很直接的訴求，因為我里面除了人物的講述以外，還拍了很多人物的肖像，我覺得特別需要詩歌來把意境呈現出來，翟姐看了初剪之后，幫我選了幾首詩，最后選的幾首詩提升了整個主題和美感。

　　翟永明：我跟導演的交往就從賈導開始，我們1999年在成都搞過一個活動，是詩人和電影導演的對談活動。那時候賈導剛拍了《小武》，讓我印象特別深，覺得特別棒，有一種“還有這樣的電影”的感覺，于是我就推薦了賈導。在那次活動上，我跟賈導就開始熟悉起來，這是第一次。最直接的交往就是《二十四城記》，《二十四城記》讓我對賈導的思維方式和工作方法有了新的認識，我雖然住在成都，對拍攝《二十四城記》的那片地方也很熟悉，但是那一片相當于成都的廢地，大多數成都人都遺忘了，包括多年生活在另外一個圈子里的我。通過賈導拍的這部電影，我重新認識了這樣一個群體和這樣一個地方，對我的震動也是蠻大的，其實拍《二十四城記》我沒做太多事，但對我的思維、認識挺有幫助的。

　　深度碰撞：現代詩歌與電影的詩意

　　藝術源于生活，藝術高于生活。對大多數人來說，前者可以用“電影”代入，后者則應該用“詩歌”代入。但在賈樟柯和翟永明眼里，電影并不僅僅是敘述家長里短，詩歌也不光是流于精神層面。

　　翟永明：我覺得大家對詩意的理解還停留在古代社會，覺得只要進入工業化就完全沒有詩意了，覺得當代詩人寫的跟日常生活有關的詩歌是完全沒有詩意的，這是非常狹隘的對詩意的理解。因為我們今天的生活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我們今天所說的詩意跟古代也不一樣，每個時代有它那個時代的詩意，如果是比較敏銳的詩人，他應該在他所處的時代、在他身邊能找到詩意。

　　大家都認為詩歌應該是一個高度抽象的、高度虛構的、高度富有詩意的藝術形式，應該跟日常生活拉開距離，跟每天即時發生的新聞是有距離的，我自己在寫作里也有這樣的體會。我曾經寫過《雛妓》，這個題材是我之前從來沒寫過的，我當時很困惑：是直接寫一篇文章來談我的感受，還是應該用詩歌的形式來寫我的體會？最后我是用詩歌來寫，我寫了一首詩，我在那首詩的后半部分，把我對于寫作的疑惑寫了進去。但那首詩寫完之后，我自己挺喜歡的，我忽然覺得這不是一個問題。我覺得不管是我們每天發生的事情也好，一個即時的新聞也好，只要我們能用詩歌的語言，用非常特殊的詩歌的方式來表達它，它都是成立的。

　　賈樟柯：電影中的詩意是一種精神性的，就是所謂心有靈犀的東西，就是一種被感染的時刻，那個時刻究竟是什么達到的？有可能是語言達到的，有可能是音樂達到的，也有可能是它們一起作用達到的。

　　電影的問題是里頭長期沒有日常生活，而且是當電影里出現日常生活之后，它在受眾的范圍內也不是很受歡迎的，中國人看電影有一個對劇情戲劇的訴求，所以通俗故事加傳奇故事是電影目前最受歡迎的形式。但是電影除了擅長拍攝這些傳奇之外，電影本身的媒介特點是非常有感染力去呈現日常的，因為再也沒有一種藝術形式可以這樣直觀地把生活本來面目還原。從電影的產業來說，反映日常生活、世俗生活的電影越來越受到市場的排斥，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堅持能在電影里出現生活中真實的遭遇，我們對真實還能有直接的反映，變成全世界都要解決的問題，也變成全世界電影工作者都在堅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