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譯，一個沉重的話題

　　1840年，大清國被迫打開國門，1853年，日本也被卷入現代世界的體系中。

　　從時間上看，我們開放早，條件佳，且有更多傳教士來華。早在明末，因利瑪竇等人的不懈努力，西學東漸已成規模，湯若望帶來數千本西方書籍，其中3000本到清初時尚存，《四庫全書》中，收錄了大量漢譯西方著作。

　　然而，1895年的甲午之敗成了歷史的分水嶺。直到此時，我們才發現，中國嚴重缺乏翻譯人才，仍靠傳教士口譯、中文謄抄來學習先進文化，而日本此時翻譯西書已達數千種。

　　今天看嚴復的《天演論》，完全是再創作，可它卻是“名著”，影響了一整代中國人，而不懂外語的林琴南，居然成了“翻譯家”。

　　誤譯、錯譯、不譯、硬譯……這使我們與世界發展的大潮總有一層隔閡感和陌生感，使我們對先進文化的吸收難以做到普及和通透。對翻譯的忽視，曾讓我們付出慘重代價，可直到今天，它依然沒得到應有的尊重——翻譯稿費之低，鼓勵了低質量翻譯，翻開許多譯本，佶屈聱牙、難以卒讀不說，其中硬傷、差錯比比皆是，即使是一些著名翻譯家，一些著名出版單位，也推出了頗多粗糙之作。

　　與翻譯數量少、質量差同步的是盲目跟風，《舊制度與大革命》被領導關注后，一下冒出10多個新譯本，有的竟比初譯本質量還差，在此大潮中，鐘書峰也推出了自己翻譯的該書唯一全譯本。透過這本下了大力氣的書，有太多的話題引人深思：翻譯究竟該怎樣做？如何提高翻譯水準？翻譯的價值何在？為此，《北京晨報》特專訪鐘書峰先生。

　　為什么大家不愿做翻譯

　　北京晨報：您重譯過很多經典名著，既然原已有譯本，為何還要重譯呢？

　　鐘書峰：您過獎了，到目前為止，我重譯的只有《社會契約論》等四部經典名著，離“很多”還有很多路要走。

　　我上研究生時，在學校圖書館借了《社會契約論》，可怎么也讀不下去，當時心想，盧梭的東西怎么啰啰嗦嗦、文理不通呢？后來看了原著，才知道是翻譯問題。商務版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也存在類似問題。

　　北京晨報：為什么翻譯過來的東西反而不好讀？

　　鐘書峰：原因很多。有時代原因，例如，當時的參考資料不豐富，國民整體外語水平不如現在，行文風格與今天讀者閱讀習慣有差異。也有譯者原因，有些譯者不敬業，或沒吃透甚至沒看懂原著，有的不具備翻譯該名著所必須的專業背景，例如，商務版《論法的精神》《社會契約論》《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幾個譯者，就欠缺翻譯該類書籍必須具備的法學知識。也有出版社原因，編輯把關不嚴或欠缺相關知識而無法把關。還有利益原因，我們在評職稱或者統計學術研究成果時，翻譯作品無足輕重甚至根本不予考慮，導致大家普遍不愿搞翻譯。

　　鐘書峰：精神追求，就是真迷茫

　　鐘書峰 　1969年5月出生，現任廣東省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檢察院偵查二科科長、深圳仲裁委員會仲裁員。譯有盧梭《社會契約論》、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泰戈爾《薩達那：生命的證悟》、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等。

　　譯文咋比原文還難懂

　　北京晨報：許多名著，原文很好讀，譯文反而讀不懂，您怎么看？

　　鐘書峰：我有同感。我雖然愛好翻譯，但我不愿看譯著，或者說無法看下去。目前出版的譯著，確實誤譯、硬譯之處不少。這些問題很難一勞永逸地予以解決，尤其不可能倉促解決。

　　翻譯本身就是犯錯，或者說，翻譯就是背叛，不出問題是不可能的，有些東西甚至是不可譯的。翻譯質量不好，會導致人們不愿讀，會增加溝通交流障礙。但各國翻譯都存在問題，并非中國獨有。我相信，由于我們比前人擁有更為便利的資源與條件，只要越來越多的譯者和出版社秉持這一原則，中文譯著的質量是會逐漸提高的。

　　北京晨報：許多粗糙翻譯當年還是“大工程”，如果能回歸市場，是否有利于提高翻譯質量？

　　鐘書峰：我以為，翻譯質量的高低，主要與譯者水平、出版社的審查機制，以及編輯的責任心有關，與是否回歸市場關系不大。在現有體制下，倘若將翻譯作品列入職稱評定等評價考核體系，有助于提升翻譯質量。 

　　值得推敲的漢譯名著

　　北京晨報：提到名著翻譯，大家會首先想到商務印書館的“漢譯名著”叢書，可感覺一半以上讀不懂，您的感受如何？

　　鐘書峰：有同感，我非常不喜歡“漢譯名著”系列，譯文不像漢語也不像外語，磕磕巴巴，有的竟然不知所云。請允許我以《舊制度與大革命》為例，說明經典名著翻譯中存在的普遍問題。

　　首先，人名或者專有名詞的譯文前后不統一。法國行省“Guienne”，有的譯為“吉耶納”，有的譯為“吉耶內”，有的譯為“基耶內”。又如，法國舊王朝的財政總監“Necker”，有的譯為“內克爾”，有的譯為“內克”。再如“corvées”，一會兒譯為“勞役”，一會兒譯為“徭役”，很不統一。

　　其次，有些術語譯文值得商榷。書名譯為《舊制度與大革命》，就值得商榷，更確切的書名或許應是《舊王朝與大革命》。

　　第三，有些譯文令人費解。比如“沒有一個附屬行政機構，或者說，只有事先獲準方可活動的部門”，令人費解。其實，換成拙譯“未經允許，其他任何下屬，無權擅自行動”，就好懂一些。

　　第四，有些譯文疑欠提煉。

　　當然，有些著作的中譯本問題更多，例如“常凱申”(蔣介石)“孟修斯”(孟子)之誤。

　　靠翻譯沒法養家糊口

　　北京晨報：翻譯稿費太低，是影響翻譯質量提高的一個重要因素，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

　　鐘書峰：雖然有個別譯者談判能力較強，可以爭取到稍高的譯酬，但出版界譯酬普遍不高是事實，根本不能指望依靠翻譯養家糊口，這種局面，與特定時代不重視甚至取消版權有關，但到現在，主要與出版業的盈利能力不強有關。

　　低定價、低印量、低折扣，中國整個出版行業的發展層次很低，一本書創造的利潤空間有限，每個環節分利自然也高不了。出版社掙不了大錢，如何能給譯者高譯酬？沒有高譯酬，又如何吸引好譯者？現在圖書市場，罕見以翻譯為職業的譯者。兩者互為因果，加上其他因素，導致圖書翻譯質量低下�；蛟S唯有先做大出版業，翻譯者的收入才能有本質提高。

　　翻譯出版，是“百年樹人”的基礎工程。譯酬過低，必然影響這一工程的質量。在提高翻譯質量上，國家可以采取不少措施，例如：一是修改個人所得稅法，譯酬、稿酬不必納稅。創作與翻譯是一個長期的煎熬過程，分攤到各單位時間，其數額很少。將長期煎熬所得視為一時所得，違背常理。稿酬納稅在國家稅收中所占比重很小，稿酬不征稅，不會對國家稅收產生什么影響。二是減免出版業稅收，把它作為扶持文化建設的具體舉措。三是改革現行書號制度，目前書號成為尋租的工具，增加了出版行業的負擔。

　　托克維爾說過亂改革找死嗎

　　北京晨報：《舊制度與大革命》被點名后，一下出了10多個版本，您怎么看？

　　鐘書峰：我統計了一下，截至2013年4月30日，《舊制度與大革命》共有18個中譯本，其中不少譯本從翻譯到出版只有三個月甚至一個月。如此違背翻譯出版規律之事，不知道是怎么“翻譯”出來的。

　　北京晨報：這本書走紅后，形成了一個流行的誤會，即所謂“亂改革找死”，這是托克維爾原意嗎？

　　鐘書峰：《舊制度與大革命》被人引用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最危險的時候，往往就是開始改革的時候�！辈簧偃藫�此引申出一個結論：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找死不如等死。對于如此結論，相信九泉之下的托克維爾倘若有知，都會感到無比驚訝。

　　完整原文是“對于壞政府而言，最危險的時候，往往就是開始改革的時候”。就是說，托克維爾是針對壞政府作出的判斷，好政府不存在這個問題。

　　其次，要聯系上下文理解托克維爾的觀點。18世紀大革命前的法國封建王朝，貌似非常繁榮，其實敗絮其中。再次，托克維爾明確指出，法國舊王朝政府“罕見實施最需要實施的改革，或者很快就放棄此種改革”。法國封建王朝是一個拒絕改革的政府，其不少所謂改革，是被逼到墻角時才實施的敷衍。 

　　暴力不是社會發展的最佳選擇

　　北京晨報：古為今用式的讀書法，看來不靠譜。

　　鐘書峰：閱讀《舊制度與大革命》時，難免會聯系社會現實。中國目前的狀況，很難與書中的情況簡單類比，當然，作為譯者，我也希望人們通過閱讀能夠認識到，30多年建設成就巨大，卻也積累了頗多問題，所以要真改革，要主動改革，要加快改革，要綜合配套改革，否則，就會像鄧小平所言，“只有死路一條”。

　　北京晨報：《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有不少討論暴力與革命的內容，您怎么看？

　　鐘書峰：暴力不是社會發展的最佳選擇，而是社會發展的無奈選擇，往往會墜入“革命—專政、極權或者暴政—革命”的惡性循環。從歷史上考察，專制、極權或者暴政社會，遲早都會爆發革命；真正崇尚法治的社會，鮮見爆發革命。但是，倘若不能守住公平正義的底線，無論是哪一種社會，恐怕都無法“告別”革命。

　　不要夸張一本書的作用

　　北京晨報：雖然《舊制度與大革命》是經典名著，但在法國大革命前，它影響不大，當時暢銷書基本都是黃色小說，可見，理論對現實的影響也許沒我們想象的那么大，不知您怎么看？

　　鐘書峰：革不革命與讀不讀書的關聯不大，一本書改變不了歷史。既然宇宙真理并不存在，如果我說能從《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得出宇宙真理，看了能改變我們的命運，讀者朋友千萬不要相信。

　　北京晨報：今天的年輕人非常迷茫，看這樣的書，對找工作沒有什么直接幫助，他們還有必要讀嗎？

　　鐘書峰：有一位大學畢業生因寫了一篇《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書評發表在一家大報上，結果獲得了工作機會。這是個例外，不建議模仿。這本書不是生活指南，為了找工作而讀它無濟于事。不過，閱讀本書會加深對社會現實的理解，引起對自己處境的判斷與思考，有可能間接影響個別人的生活與工作。但更重要的是，工作并不是生命的全部，稻粱謀之外，人們還要有精神的追求，那就不妨多讀書，讀好書。

　　有時候我也難免迷茫，但是我知道，即使迷茫，也還得過日子，人總要有一點精神追求，要相信知識會帶來喜悅。否則，沒有精神追求的生活就是真迷茫了。

　　用翻譯為社會盡義務

　　北京晨報：在翻譯外國經典方面，我們落后于日本，我們是否應在此方面下更多功夫？

　　鐘書峰：雖然我們在經典翻譯上遠遠不如日本做得好，但這不是我們國家近現代命運的根源。

　　北京晨報：在今天，漢譯名著多晦澀，為讓普通讀者讀懂世界名著，是否應盡可能鼓勵重譯？

　　鐘書峰：你所指的大概是名著翻譯作品中常見的歐化漢語，這種譯法實不可取，有些認真的讀者誤以為晦澀難懂是高深莫測，是對自己能不能“打硬仗”的考驗，于是自己根據前后文來臆測猜想，強行讓譯文“自我圓滿”起來，這樣很容易誤讀。

　　從大眾傳播的角度來說，很多經典名著都應該列入重譯的行列。而要讓一般讀者讀懂世界名著的漢譯版，中文譯者的責任就是要夯實專業知識，徹底讀懂原著，用地道的現代漢語進行忠實的翻譯。

　　北京晨報：重譯一本名著獲得的收入很低，支撐您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您不覺得這樣做太虧自己了嗎？

　　鐘書峰：我把翻譯定位于業余愛好，沒有多想其他。從稿酬及名聲兩方面看，翻譯確實不如搞原創。但是，我樂在其中，何況還能通過翻譯為中國的社會發展盡微薄之力，這就足夠了。

　　陳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