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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歲黃永玉自傳體小說出版 自稱文第一畫第四

    http://www.rjjlock.com 2013年09月04日09:30 來源:南方都市報

      編者按:黃永玉先生曾說“文學在我的生活里面是排在第一的,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才是繪畫!北M管如此,但他在藝術上的名聲,會讓我們忽視他于藝術之外諸多杰出的文學創作。自本周起,本版將刊登李輝先生撰寫的“黃永玉的文學行當”系列文章,回溯黃永玉先生特殊的文學生涯,他與文壇的特殊交往,以及一個畫家的文學創作留給我們的歷史回味等。本系列每周一期,逢周二刊出,敬請關注。

      文學— 不應忽視的行當

      說到黃永玉先生從事的行當,人們一般都會脫口而出:“他是個畫家!比缓,列舉出為人熟知的作品—套色版畫《阿詩瑪》;“文革”時期受到批判的“黑畫”《貓頭鷹》;風格各異的荷花;幽默風趣的《水滸》人物……

      不限于此。如果是集郵者,當然會提到1980年那一枚在收藏界受到熱捧的“猴票”;如果是嗜酒者,或者食品工藝設計師,會提到三十年前令大家眼睛一亮的“酒鬼”酒瓶。

      不錯,黃永玉的藝術行當,成就斐然,廣為人知?墒,黃永玉本人在談及自己從事的行當時,卻總是把“文學”放在第一位。一次,上世紀九十年代在題為《我與文學》的一次演講中,一開場,他便開誠布公地對聽眾這樣說:

      文學在我的生活里面是排在第一的,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才是繪畫。我一生的百分之七十的時間都花在木刻上,在學校,我教木刻。為什么我喜歡文學,喜歡雕塑,而繪畫擺在最后呢?因為繪畫可以養活前面三樣行當。文學也好,雕塑也好,都養不活自己的。(掌聲)等我積蓄上可以的時候,就可以搞文學,搞雕塑—費錢又費時間。文學,一支鋼筆就行了,但是稿費太少了。(掌聲)文學給我帶來很大的快樂,我在意大利家里的三樓寫文章,寫到得意的地方,哈哈大笑。我女兒就問我你笑什么,我說寫到了得意的一段,是關于家鄉的事情。文學讓我得到了很多的自由。我不相信別人能給我自由,我相信自己給的。

      此言非虛。黃永玉有理由、有自信可以將自己的文學創作放在第一位而供奉。

      1982年,因詩集《曾經有過那種時候》,他與艾青、流沙河、邵燕祥、舒婷等著名詩人一起,榮獲中國作家協會舉辦的“第一屆全國優秀新詩(詩集)獎”;從《永玉三記》到《永玉六記》,他以獨創的文與畫形式,將寓言、散文詩、漫畫等融為一體,為文壇吹進一股別致、清新之風;1979年,他以長篇散文《太陽下的風景》敘述自己與表叔沈從文的交往史,一經問世,頓時引起人們關注和贊嘆,散文創作由此達到高潮。多年后,此類記敘人物散文的合集《比我老的老頭》,以及游記《沿著塞納河到翡冷翠》,讓更多的讀者開始領略一位畫家的文學風采。

      進入新千年,年逾八旬的黃永玉,將一度中斷寫作的自傳體長篇小說《無愁河的浪蕩漢子》重新拾起,一邊創作,一邊在《收獲》雜志連載。目前已連載五年,達六十余萬字。在已經完成的篇幅里,黃永玉以具有現代漢語之美的個性敘述,描寫自己兒時經歷,欲借此勾畫出廣闊社會背景下的歷史滄桑。滄桑之中,故鄉的風俗人情,個體生命的憂傷,漫溢文學的詩意。我們有理由對《無愁河的浪蕩漢子》以后的敘述和格局,充滿期待,它將會是一部具有民俗史、生活演進史、民族命運變化的長篇巨制……

      盡管如此,藝術行當的名聲之盛,實在太容易讓我們忽視黃永玉在藝術之外的文學創作,哪怕他曾經發表不少令人贊嘆的作品,享有一個杰出文學家的盛譽。

      這一次,我們不妨集中敘述黃永玉的文學行當。

      畫家,作家,哪一種身份最為重要?

      一個熱情擁抱文學的人,藏于心底并影響他感應現實、營造藝術的諸多元素,到底是哪些?一個畫家的文學創作,到底給當代文學帶來了什么?他與文壇的特殊交往,又該留給我們多少歷史回味?

      最初的嘗試

      早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黃永玉就開始發表詩歌、散文、小說,其文學道路迄今已走過將近七十年。

      據黃永玉回憶,他在1943年前后,曾在福建、贛南等地報紙副刊上發表過文學作品。目前,我所查閱到他發表的最早詩歌,是三十余行的《風車,和我的瞌睡》,1947年9月發表于詩人曹辛之在上海主編的《詩創造》叢刊之三《骷髏舞》。

      發表詩歌的同時,黃永玉便開始了散文寫作。1948年從臺北抵達香港后,他發表了散文《臺灣歸來記楊逵》。1950年,他回湘西旅行,為香港《大公報》撰寫長篇游記《火里鳳凰》在副刊連載,集旅行觀感、故鄉記憶、人物特寫于一體,可謂早期創作中最為重要的散文作品。

      黃永玉在第一階段最有廣泛影響的作品,是他的電影創作。1951年,黃永玉在香港為長城電影公司創作兩部電影劇本:《兒女經》和《海上故事》。其中《兒女經》拍攝成功并公映!逗I瞎适隆穭”疽淹瓿,在醞釀拍攝時,因導演費穆的突然病逝而夭折。

      黃永玉的早期創作雖不豐盛,但值得關注。如同后來在藝術創作上呈現形式多樣化和風格豐富性一樣,黃永玉在初期的文學創作中,已經表現出對不同的體裁樣式和風格的好奇與興趣。詩歌、散文、劇本;寫實性、虛構乃至寓言體的運用……受左翼文藝推動和現代木刻傳統的影響,他有意貼近現實,反映香港罷工等社會事件;同時,也受沈從文等前輩文學家的影響,注意藝術克制,追求形式美感,在語言文字與篇章結構上力求凸顯個性化風格,并表現出對幽默的天生偏愛。盡管這些努力并不系統,也未進入自覺階段,但它們卻是藝術才情在文學方面的一種自然而然的流露和凸顯,這也是他日后的文學自覺與豐收的準備與鋪墊。

      文學與美術的聯姻,是黃永玉早期創作中值得關注的一大特點。如果將同一時間黃永玉的文學與美術作品放在一起綜合考察,不難發現,他已經表現出強烈的將文學與美術融為一體的創作意識。作為一名藝術家,黃永玉的美術起步與詩人、作家密不可分,其早期的不少木刻作品,均是為詩、小說而創作的配圖,如賀宜的童話,沈從文的《邊城》、《吹笛》等小說,范泉的童話故事《神燈》,李白鳳、彭燕郊、臧克家、陳敬容等人的詩歌,司馬文森的長篇小說《南 洋漂流記》,端木蕻良《狗爬徑山歌》 連載……

      不可忽視的是,在與文學家保持密切交往、與文學作品對應感悟的過程中,黃永玉的文學興趣和創作欲望為之豐富與激發。我們看到,他的文學創作,一開始就表現出 文學與美術的互補與融合的特點。1947年,他發表的《風車,和我的瞌睡》,有如一首牧歌,風車與水、與田野、與童年樂趣交融,釀就一片甜美與溫馨。創作這首詩卻非偶然。此時,黃永玉不僅為沈從文的《邊城》、《吹笛》等小說創作插圖,還創作了一組民間情歌的木刻作品,另外還創作了單幅《風車》木刻。這一系列木刻,與他的詩有著相同的基調。1950年之后,在香港《大公報》上,黃永玉先后發表《民工和高殿生關系》連載、《猴國之命運》連載,前者為現實報道,后者為政治寓言,但均采取圖文并舉的形式。發表一些人物特寫時,他也喜歡配以人物肖像速寫或者木刻作品。

      這種圖文互補的創作特點,在當時文壇上應為特例。這充分體現出黃永玉文學創作的特殊性,即文學與美術如同一對孿生姐妹,從一開始就相輔相成,結伴而行。幾十年后,《永玉六記》、《水滸人物》、《沿著塞納河到翡冷翠》等作品,恰是一個完美的銜接,并有了新的拓展與豐富。

      “太陽下的風景”

      黃永玉離開旅居六年的香港,是在1953年春天。在表叔沈從文等前輩的建議和鼓勵下,他決定回到內地,投身新生活。他攜妻子和一歲的兒子,告別香港,定居北京,隨之進入中央美院任教。從此,他全身心投入新生活,以美術教育為職業,以美術為主要創作形式,文學創作則漸行漸遠。

      據目前所搜集的情況,在由“嘗試”轉為“沉寂”的十年時間里,黃永玉公開發表的文學作品極其有限,總數不超過二十篇,且主要為散文、美術短評。

      淺嘗輒止—這便是黃永玉在“嘗試”之后轉入“沉寂”的文學狀態。

      一九六四年— 一九七六年,一個特殊的寫作狀態—潛在寫作—在黃永玉身上發生了。一九六四年的“動物短句”(即《永玉六記》中的第一本《罐齋雜記》)、一九七一年前后“干!逼陂g的詩歌(長詩《老婆呀,不要哭》等)、“文革”后期的詩歌(一九七六年《天安門即事》)……十多年間,在政治風暴、社會浩劫的艱難日子里,黃永玉內心的文學欲望找到了特殊表達途徑。他寫作,不是為了發表—當時情形下根本沒有這種可能。他寫作,是為了思想的表達,為了情感的抒發。黃永玉的這種地下寫作狀態,與當代文學史的研究者提出的“潛在寫作”概念,十分吻合。

      在經歷多年的沉寂與“潛在寫作”之后,隨著“文革”結束,黃永玉進入文學創作的高潮。細讀最早發表的散文《太陽下的風景》,不難發現,這篇作品呈現出黃永玉文學創作的多種主題—永遠的鄉愁、文化的感傷、前輩命運的悲歡離合;漂泊的人生況味—這些已經確定了黃永玉日后各種體裁(包括詩歌、散文、隨感、小說等)創作的基調,他在這篇作品中肆意揮灑而出的才情,也早早地為自己豎起了一根標桿。之后三十年的創作,他將《太陽下的風景》里蘊含的多種主題盡情演繹與變奏,將業已呈現的多樣色彩不斷揮灑。也就是說,一九八年前后的詩歌與散文成就,構成了一個堅實基礎和高度,他立足于此,騰挪跳躍,從容前行,文學創作更為豐滿而厚重。

      這是一個文學豐收的季節,“太陽下的風景”漸次鋪開—

      雜文也是黃永玉熱衷的體裁之一。一九八五年前后,他在《新觀察》雜志以“吳世!惫P名開設“吳世茫論壇”。他以反諷、鞭撻等手法,干預生活,針砭現實,嬉笑怒罵,一時轟動京城。一九八九、一九九年前后,他以“老獺”、“姚育水”等筆名,在香港《東方日報》等報紙開設“天荒野譚”等個人專欄,發表雜文約三百篇,說古論今,筆鋒犀利,為歷史留存記憶,為文化提供掌故與見識,雜文儼然已達隨心所欲的境界。

      九十年代定居香港和旅居意大利期間,黃永玉開始了他最為看重的文學創作— 長篇小說。第一部長篇小說是政治幽默小說《大胖子張老悶兒外傳》,描寫1949年開國大典之后的北京文化界以及中南海的生活,小說完成十余萬字,連載經年后因故歇筆。九十年代初期開始創作自傳體長篇小說《無愁河的浪蕩漢子》,其間歇筆約十年,于2008年續寫,至今已完成六十萬字……至此,黃永玉的文學創作,已經形成了四個鮮明特點:其一,“鄉愁”,是他的作品貫穿始終、漫溢詩意的永恒主題;其二,“文化的感傷”,是他描寫前輩文人命運與性格時,最能觸動人心的歷史感;其三,“幽默”與“機智”,構成他的敘述風格中他人無法模仿的個性特色;其四,“營造漢語之美”,讓人們看到了他如何擺脫了文字的政治性污染,還原語言本色的純粹、鮮活,貼著土地生長,在空氣中自由呼吸的那種優美……

      縱觀文學史,絕大多數文學家早在年輕之時就有了明確的文學自覺、激情與目標,創作高潮也很早得以形成。與之相比,有著藝術家身份的黃永玉則明顯不同。與文學結緣七十年,但他集中文學創作并被視為一位文學家,則是在年過半百之后。他以自己的獨特姿態,走著一條與其他文學家不同的途徑,其呈現方式也頗有不同。如果將之納入文學史的范疇予以考察和界定,不難發現,黃永玉的確是一個特例,一個難以復制的“他”。在這組“黃永玉的文學行當”系列文章中,我將盡力敘述出這樣的一個“他”。

      謹套用李商隱《錦瑟》中的詩句,作為首篇的結束:主題變奏七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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