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春芽：真正的藝術不能向“愚眾”獻媚

柴春芽

　　與同齡人相比，70后的柴春芽經歷異常豐富——在鄉村成長，做過《南方周末》的攝影記者，后放棄工作去邊陲支教，成為一名詩人、小說家，又開始拍電影。兩年前，本報曾就其小說創作對這位“70后”作家投以關注，兩年后，他自編自導、講述消逝中的故土的獨立電影《我故鄉的四種死亡方式》 已成為臺北金馬影展、鹿特丹國際電影節、溫哥華國際電影節等多個影展的入圍熱門作品。上海書展期間，這部電影的同名小說由廣西師大出版社推出，柴春芽來到上海進行一系列宣傳活動，并與詩人韓博展開了主題為“城市文明的‘農民心’”的對談，深入探討農耕文明和鄉村信仰消失背后的危機。記者對他進行了專訪。

　　關于如何拍電影，柴春芽之前幾乎一無所知，他并非科班出生，也沒有系統的理論知識，而是憑著興趣、天賦和異常敏銳的直覺來寫作電影劇本，并在拍攝和后期剪輯中完成鏡頭語言的銜接。甚至在影片籌劃很久后，當有人問他要分鏡頭劇本時，他還疑惑地反問，什么叫分鏡頭劇本？

　　也正是這種不按常理出牌，讓他的電影對專業人士來說充滿了帶著驚喜和驚訝的“陌生感”。記者問他是如何學拍電影的，他大笑：“看電影花絮啊，看看別的導演是怎么拍的�！�

　　柴春芽的有意思不僅在于他用“非專業”的姿態做著電影導演的“專業工作”，并且做得挺好，也體現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比起固定在一個地方居住，他寧可選擇到處走走看看，這些年來，他帶著妻兒不知搬了多少次家，“不喜歡這里了，就換個地方唄”；他有著許多想做的事，唯獨賺錢并非正業，只有妻子跟他說家里沒錢了，他才會臨時性地去找一份攝影師的工作，等賺夠了就辭職，重新回到藝術世界。別人看來艱苦的謀生，只是他生活中無足掛齒的小插曲。對這種狀態，他也挺滿足：“我寫小說、拍電影，都不是為了錢，用錢去衡量藝術，這種事我做不到�！�

　　記者：對比于許多人的穩固生活，您的生活可以說處于長期行走中的狀態，也有不少旅者到最后會發覺，在對于世界的游歷中，最后其實還是為了尋找自我，不知道您如何看待？

　　柴春芽：行走是一種從自己視角對外部的世界進行觀察。我喜歡通過這樣的方式觀察世界，又在對世界的觀察中反觀自己。在這些年的行走中，如奈保爾對我的影響很大，他有許多虛構和非虛構的文學，對于非洲、伊朗、馬來西亞等地的各種狀態變化。在我年輕的時候對于自己的追尋已經找到了一部分答案，現在又開始了新一番的行走。近些年，我對于藏區的走訪、調查、體驗，對于資料的整合也帶給了我很深的思考，這些經歷將以非虛構作品的形式誕生。

　　記者：在您所探索的藝術形式中，您認為圖像和寫作之間各自的最大特質在哪？

　　柴春芽：影像是一種直白的形式，是最符合人類生理特質的一種藝術表現樣式，影像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容易形成感官刺激，但其中所能包含的信息量有限。此外，我發現當感官刺激被激化時，受眾的理性思考能力就會弱化，許多沒有內涵的所謂美國大片都是以這樣的形式對觀眾進行狂轟濫炸，往往讓人在觀看時感覺良好，看完卻一無所獲。相對于圖像，文字所能呈現的意義更為復雜，信息量廣闊，并留給讀者以思考的空間，這是圖像所無法替代的。

　　記者：這種對于圖像刺激的警惕是否在您的電影作品里也有所體現？

　　柴春芽：是的，我幾乎是非�？酥频靥暨x鏡頭，盡量減少感官刺激，而讓影片整體舒緩，并且減少大量切換鏡頭的做法，留下寧靜的畫面，讓觀眾有思考的余地。但我們的觀眾似乎習慣了“大片”的方式，在心理節奏上很難慢下來，這也需要一個接受的過程。

　　記者：這是否是一種對于當下浮躁電影市場的不妥協表現？

　　柴春芽：我總覺得，不能因為滿足觀眾的喜好而一味妥協。在籌劃這部影片時，我的投資人對影片沒有任何商業回報方面的要求，這為我施展自我提供了最好的支持。在寫作劇本和拍攝過程中，我也沒有對于觀眾、對于市場的考慮，我覺得妥協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表現，真正的藝術不能向“愚眾”獻媚。

　　記者：現在推出的這部書面作品是在電影拍攝完成后所寫的，并且是以虛實結合的一種跨問題的形態出現，為什么會做這樣的補充？

　　柴春芽：每次回到故鄉，我都能深切地感受到一種農耕精神的消亡，這讓我一直有切膚之痛。在拍攝電影之余，關于故鄉，關于死亡的現象與本質，我還有著更多的思考，在拍攝過程中，也有許多想法未能達成，所以這既是一部總結之書，也是探索和思考之書。這些思考讓我感到不安，非寫不可，所以才會創作這樣一本書。在虛實結合中，我不僅通過作品完成了對于電影攝制中各個過程的總結，也更深入地對于這個主題進行了思考和闡述。作為這個三部曲的主題，下一部也已經在思考中。我在作品中徹底虛構了一個電影導演，并通過他對于電影的拍攝，完成對于人生的體察，這種寫法我感覺會很有意思。

　　記者：在一個訪談中，您曾認為小說在我國是一門“未完成”的藝術，為什么？在您看來，具有完備形式的小說又應該有怎樣的要素呢？

　　柴春芽：小說在我看來就是對人類的想象力造成驚訝的作品，如果不能達到這一點，不能讓人為之驚嘆，小說的意義就削弱了許多。如果沒有博爾赫斯這種作家，我們看世界的眼光會和現在完全不同。我們的很多作家寫現實，就把一切現實拷貝到作品中，這在我看來是很無聊的一件事。此外，我覺得好小說需要具有道德判斷力，我們的許多作品是沒有道德判斷力的，小說里講求權謀，講求圓滑和世故，作家在陳述時是沒有自己的判斷和道德建設的。而許多作家的知識結構單一也是硬傷，這使得他們的思考和寫作都有所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