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布斯與愛迪生

林谷芳：文化評論人，音樂家，臺北書院山長，佛光大學藝術學研究所所長。

　　孫小寧：文化記者，現供職于《北京晚報》。

　　孫小寧：喬布斯逝世，感覺全世界的知名人士都發表了悼念之詞。奧巴馬和喬布斯的傳記作者還把他和愛迪生并列而論，您的看法呢？

　　林谷芳：喬布斯的確是當代的傳奇，他的消逝就是傳奇的消失。在這一切被解構的時代里，浪漫已少，傳奇更消失殆盡，而即便放在聚光燈的檢驗下，喬布斯卻仍締造了傳奇。但話雖如此，把他直接定義成傳統意義上的偉人，則是危險的。

　　愛迪生的發明，直接影響到人類的基本需要，它比較像烹調從生食到熟食或食物生產的改變。而喬布斯帶給人的，還更多是衍生性需要。

　　孫小寧：如何來鑒別此間的差別呢？

　　林谷芳：在早先的時代，科學發明作用的正負非常明顯。盡管任何事在相對世界里都禍福相倚，長短互見，但在過去，這個長短、禍福很清楚。舉個例子，汽車發明出來，改變了我們的生活，讓我們行動更迅速。但汽車浪費資源，造成污染，也是顯而易見的。你在衡量你要不要汽車，以及人類怎樣被汽車改變的時候，它很好衡量�，F在可以說，人類已經基本不可能沒有它，但還是希望它污染少一些，未來最好能完全用電力，盡量往好的方向走。在這一點上取舍很容易。

　　但信息的發明，長跟短在哪里，雖然也可以講出來，卻很不好具體衡量。

　　比如，像喬布斯這種，他改變了世界，但世界因他更好或更壞，卻無從衡量起。你會發現，因為有他，很多人越來越依賴手機，因為可以從中取得諸多方便。但這里也伴隨了許多垃圾，讓我們更難發現真實。當然，它更伴隨了另一種依賴，你看我們有多少時間，手拿著一個蘋果手機玩來玩去，又沒有跟誰聯絡。所搜的信息也許有一兩句話對我們有用，或者觸動我們，但我們搜索它，又花了多少時間，這觸動能有多少真實深刻，也難講。

　　臺灣作家隱地有一次在一個新書發布會上講，他不曉得為什么這個瘦瘦的人喜歡玩的東西，搞得我們大家這么亦步亦趨？我們干嘛讓這個人擺布我們一輩子？這說得有道理，他并不是在否定喬布斯，而是說，在這件事上，人的主體性為什么會這么低？一個出色人物的英年早逝，確實值得我們哀悼、嘆惋，但那種毫無保留的歌頌，仍然顯示出我們社會一個非常大的盲點。

　　孫小寧：對大家為什么迷喬布斯，我開始很不解，后來漸漸有所解。喬布斯做產品就像做藝術品一樣追求外觀內里的完美，所以很多人談到他們對喬布斯產品的喜歡時，感到就像是在收藏藝術品，蘋果產品每種都想擁有。而且，喬布斯確實利用技術促進了電影業、音樂產業的推進。比如一個剪輯師就說，以前得用幾位剪輯師好幾架機器做一部電影，現在用喬布斯的軟件程序，一個人就OK。

　　林谷芳：喬布斯的產品，是改變了人類相當的行為方式。但是不是徑稱他為偉人，他所做的主要都屬于正面的貢獻，這還是另一層次的問題。把喬布斯當成生命公案來看，會更真實、更有意義，公案是面鏡子，你怎樣看就映現了你在怎樣的生命層次。

　　在此，我并不贊成把喬布斯與愛迪生相提并論。愛迪生就像我們前面談的，他的科學貢獻，長短非常容易看到。你晚上沒燈，他就發明了電燈；你無法遠程聯絡，他就發明了通訊。沒有愛迪生，我們的生活就不方便，他的發明沖破了人類生活基本的限制。但喬布斯的發明，更多是刺激了衍生性的需要。沒有喬布斯，我們的生活并沒缺什么東西，行為受限也不多。

　　孫小寧：我現在認為，喬布斯之所以成為這個時代最矚目的符號，一是因為他創立的蘋果帝國，另外還因為在他的行為理念之間，有許多矛盾的地方。比如他強調創新，但卻要強烈地控制蘋果在一個高度封閉的體系之內。因為他不相信，別人可以如他那樣把產品做到極致。他禪修，但也吸迷幻藥。在重回蘋果之后，他開始宣稱只拿企業象征性的一美元，表示他不為錢工作，不久他又要求董事會分他比他們預想還要多的股權。喬布斯是我們這個時代悖論的一部分。

　　林谷芳：世上的英雄豪杰都有想兩者得兼的心態，而他們的確也較常人更有兩者得兼的能力，但問題是，這得兼的欲求，即唯我獨尊，在生命就只會加深執著，而你的欲求擴展也會與別人的欲求擴展打架。(摘自《觀照——一個知識分子的禪問》，林谷芳、孫小寧著，作家出版社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