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登科：努力成為有詩意的人(2)

　　我一直覺得，詩歌創作是詩人個人的事情，詩壇的過分熱鬧不一定是好事，那樣的話，會有更多的人試圖通過它謀取詩以外的收獲。當下詩壇的寂寞是和中國社會、文化發展的現狀密切相關的。這個社會不太關注精神，關注詩歌的人自然也就少了。我的感覺，現在的詩雖然存在一些問題，但在思想上、藝術上都不比上世紀80年代差——這是歷史的必然，而讀者卻寥寥無幾。這不是詩歌的錯，而是這個社會出了什么問題，導致生活其中的人也跟著出了什么問題。

　　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我不擔心詩歌會消失。我相信，一定有一批人會在表現自我體驗的同時，通過詩的方式將中國文化的傳統積淀、延續下去。而研究詩，既要總結詩歌藝術的特征和發展規律，也是為新詩藝術的發展保存精神的火種。我倒不覺得研究詩的人多了，對于中國這個詩民族，只要社會、文化的發展是正常的，再增加一倍的研究者也不為多。詩歌中蘊含著太多的文化、藝術基因，即使從今天開始沒有任何人寫詩了，我們至少還可以研究100年。

　　記者：我也是一個作者，但我越來越不敢在人前說自己是詩人或作家，相反地對文學越來越感到敬畏，而對“文人”的社會屬性的理解越來越離譜，以及對“文壇”這種機構越來越感到可有可無。這似乎是大多數青年作者的一種狀態，這是為什么呢？

　　蔣登科：我說了，文學在本質上就是個人的事情。詩人、作家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了解和表現自己所感受的一切，而不顧別人的看法。但是，很多寫作者還是非常在意別人的看法、社會的關注度，也就是比較在乎文學之外的東西。其實，真正的文學來自寂寞，來自默默的探索，甚至來自生命的奉獻，有些作家甚至在生前無法感受到文學帶來的點滴榮耀。你所看到的現象，不是文學的本真，有責任的作家、詩人應該敢于超越這一切。否則，中國文學何來真正的傳承者？

　　記者：文學評論除了對專業的方法論的解析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環節是對人性的剖析，作為一位有心理學學歷背景的文學評論家，是否更具有獨到的方式和體會？

　　蔣登科：其實，我有時對這個問題也比較茫然。文學評論本身是個心靈性的活兒，包括通過文學作品的解讀，對社會、文化、人性進行關注和批評，但是現在好像越來越像是技術性的活兒了，誰玩得新，誰說得玄乎，就越容易引起注意，甚至引導某種方向�，F在的很多文學批評離開了常識，離開了作品，離開了內化的體驗，普通讀者很少讀，甚至一些作家也很少讀。其價值何在呢？這是需要有識之士去分析評判的，也需要有人去校正。

　　談文化

　　中國人對民族文化缺乏自信

　　記者：各種文化的歷史發展變化可謂是萬變不離其宗，中國的傳統卻越來越被世界大同，文化人越來越像是在蹦床上表演的小丑，而充當“蹦床”的一些文化平臺，往往成了其成為公知、商人、政客的跳板。對此，您怎么看？

　　蔣登科：對于一個民族，具有傳承意義的文化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個民族的血脈。但是，文化又是很復雜的，包含的內容太多太廣�，F在很少有人專門去研究哪些是具有延續性的、獨特的文化，而是把什么東西都套在“文化”這個名稱之下。這也許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的否定、“文革”對文化進行的革命，雖然目標不同、手段有異，效果也相差甚遠，但都對真正的中國文化有所傷害，使很多人不了解傳統文化的精髓，甚至藐視它們的價值。又比如，有些專家也不一定能夠對中國文化擁有全面深入的了解。還有一些人借著“文化”這塊牌子，謀的是文化之外的名與利。在全球化的時代，能夠延續一個民族獨特性的可能也只有作為民族標簽的文化了，如果我們沒有清醒的頭腦和有效的手段，我們這個民族的特色也許就會逐漸被淡化了。

　　記者：丘吉爾曾說：“我寧可失去一個印度，也不愿意失去一個莎士比亞�！弊鰝�假設，在您看來，中國有這樣的“莎士比亞”嗎？為什么？

　　蔣登科：每個優秀的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的“文化英雄”，他們通過自己的創作為這個民族留下了別的民族所不能取代的文化成果。在中國歷史上，這樣的人應該說很多，比如孔子、莊子、屈原、李白、杜甫、王實甫、曹雪芹等等。這些人中，隨便拿出幾個都可以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據重要地位。但是，中國的文化有些具有神秘性，中國的語言對于外國人來說實在難懂，因此在傳播和影響上確實沒有達到應有的高度。令人擔憂的是，不少中國人對自己的民族文化都缺乏自信，一切以西方的東西馬首是瞻。

　　記者：有位文化名人把當下的文化弊病歸咎于網絡，歸咎于民眾，認為是民粹文化嚴重損壞了理性文化。對此，您怎么看？

　　蔣登科：我不知道這話是誰說的，自己也沒有認真思考這個問題。但我個人以為，文化發生變化是必然的，我們現在不可能生活、思想在2000年前，這就是發展變化。網絡也許存在一些問題，但是，網絡使文化交流的速度和自由度提升了很多，使我們的生活便捷了許多。網絡出現在我們生活中，這是無法回避的現實。我個人覺得，真正的文化是大眾創造的，中國的《詩經》就是口述文學的鼻祖，很多優秀的文學作品也和對普通人的關注有關。任何事情，不能首先歸罪于民眾，尤其是在中國這個講究忠孝的國家，即使出問題，很多時候也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不相信和尊重民眾，肯定不是一個文化學者的正確心態。

　　談生活

　　因興趣不同更有方向和重心

　　記者：現在，很多人的生活就是在點擊網頁中度過的，一切熱情和期待都寄托在了點擊率上。在這個“點擊率時代”，您玩新媒體、自媒體嗎？有什么特殊感受和期待？

　　蔣登科：我也玩啊，我有博客、微博、微信。這也是一種生活方式�？茖W技術為我們提供了這些方式，為什么不利用它們呢？但是，我們這代人，因為擁有了相對穩定的生活方式，不會把生活寄托在某一個單一的尤其是流行的方面。我的這些新媒體、自媒體只是發表自己對文學、現實、人生的一些感受，沒有考慮過要從中獲得什么。對我來說，它們只是一種便捷的交流工具而已。

　　記者：在生活上，詩人與普通人有哪些異同？

　　蔣登科：我寫詩不多，算不上真正的詩人，但我接觸的詩人很多，對他們也有一些了解。在本質上，詩人也是人，只是比普通人更敏感一些。不同的詩人其實有不同的個性，有的豪放張揚，有的含蓄內斂。不過，總體說，詩人都追求自由，尤其是心靈的自由。這種自由有時會體現在言行上，如果用普通人的眼光去看，有的人可能就給人放浪不羈的感覺，有的人可能顯得不合群。但是，如果了解了他們，這種言行上的自由不羈，其實是很可愛的，他們不遮掩自己，更不把“刀子”隱藏起來。

　　記者：寫詩讀詩評詩，您覺得自己的生活有詩意嗎？

　　蔣登科：我所理解的生活的詩意，就是生活充滿新鮮感，對人生充滿期待和夢想。從這個角度說，我認為我的生活是具有詩意的。我會為自己喜歡的事情而努力付出，會對自己不喜歡的東西不屑一顧，會為家人、朋友、學生的點滴收獲而驚喜，甚至會為一棵蔬菜、水果的形狀端詳半天……因為有著與別人有所不同的興趣，這使我的生活有著自己的方向，也有著自己的重心，那些郁悶的、不順心的事情在我的生活中是沒有立足之地的，不是說沒有遇到過這樣的事情，而是它們很快就會在我的感覺中消失，被其他感受所代替。當然，我們畢竟生活在現實中，當我們面對一些事務性的工作的時候，與大多數人其實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