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阿拉伯詩人：面對現實的傷口

　　眾所周知，阿拉伯是一個盛產詩人和詩歌的民族。阿拉伯詩歌從賈希利亞時期發展到今天，已有1400多年的歷史。穆圣曾評價詩歌是阿拉伯人的“歷史記錄”；中世紀伊斯蘭教著名學者、文學家賈希茲曾把詩歌喻為“阿拉伯人的檔案”。在當代，敘利亞籍黎巴嫩詩人阿多尼斯說：“詩是人類的命運，詩人是先知�！�

　　在阿拉伯詩歌發展的各個重要階段里，詩人的創作都無一例外地與時代緊密聯系，充分發揮文以載道的社會功能，體現了阿拉伯人不同時期的精神風貌�？梢哉f，了解阿拉伯詩人和他們的詩歌就是在了解阿拉伯世界。時代發展，社會進步，新舊交替無時無刻不在發生，詩人也在不斷地更新換代，如今，又一批詩人出現在今天的阿拉伯詩壇，同時也走進了所有熱愛詩歌的讀者和研究者們的視野，他們被稱為“新生代”。

　　阿拉伯詩壇新生代指出生于1970年以后的阿拉伯詩人，他們大多數是生活在阿拉伯世界的本土詩人，也包括移民或長期旅居異國他鄉(主要指歐美等非阿拉伯國家)的阿拉伯裔詩人和流亡詩人。在全球化語境下，他們不僅具有時代共性，更保留著以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為底蘊的地域特質。他們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逐漸步入阿拉伯詩壇的年輕群體，被當代阿拉伯評論界統稱為“青年詩人” 或“新一代詩人”。

　　阿拉伯詩壇新生代身處阿拉伯社會和文學的現代化進程中，他們在接納和消化現代性的同時陷入了文化傳統、民族性與現代性的糾纏。詩人以其敏銳的直覺、活躍的思想始終站在社會核心價值觀和反思重建文學創作理念的前沿。他們的詩歌創作既有時代共性又有地域特質，不僅是阿拉伯現當代文學的縮影，也是阿拉伯年輕一代思想觀念和精神狀態的體現。

　　回溯歷史，17世紀奧斯曼帝國衰落的同時，代表伊斯蘭文明的阿拉伯國家面對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挑戰，開始了現代化的歷程。然而阿拉伯國家的現代化發展本身并不完美，在它的進程中還不時出現失誤，從而加劇了人們的失落感，對現代化產生失望情緒。

　　2010年底以來，西亞北非地區多個阿拉伯國家局勢動蕩，其影響之深、范圍之廣、爆發之突然、來勢之迅猛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關注。在此次中東劇變中，阿拉伯青年與變革、網絡成為三個關鍵因素。大量青年圍繞著“變革”主題，在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網絡新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成為眾多阿拉伯國家頻頻出現的街頭抗議與示威游行的主要參與力量。

　　通過仔細閱讀阿拉伯新生代詩人的作品，我們不難發現，他們對阿拉伯社會內部早在“阿拉伯之春”發生前就已產生了認同危機，在埃及、敘利亞、伊拉克、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國家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和問題則強化了阿拉伯民族內部許多人的社會政治危機感，使得曾經或正在經歷上述種種沉重打擊的人們進一步加深了對于現實的懷疑。阿拉伯新生代也不免受到低落情緒的影響。當他們步入社會之后，又發現自己處于邊緣地位，“理想主義、努力學習和辛勤勞動所換來的是失業和就業不足、住房短缺和缺乏政治參與”，失望和挫折感的進一步滋生便在所難免。所有這些在新生代詩人的創作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作為埃及本土詩人，諸如“忘記”、“逃離”、“流放地”等詞匯在米爾瓦·迪亞布(1987-)的作品中頻繁出現。她是一位充滿叛逆精神的年輕女詩人，熱愛悠久燦爛的阿拉伯文化，卻又不滿于阿拉伯社會現狀，強烈的歸屬感使她的詩歌里充滿憂傷和掙扎。

　　米爾瓦·迪亞布于2005年創作了長詩《詩人之筆控訴的事實》。面對殘酷無情的現實世界，詩人內心備受煎熬，為了能夠棲身在“無拘無束的軀體”里，詩人的靈魂毫不畏懼邪惡，堅守著自己的信仰。詩人在這首詩里和臆想中的暴虐君王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辯論，她憑借詩歌尋找到自我存在的意義，最終戰勝了暴君，長詩通過戲劇化的情景和對白完成了對自我的認識和闡釋。

　　在與暴虐君王的對話中，米爾瓦·迪亞布明確地表達了對于自由的理解：“自由并不意味著/以信仰的名義/掠奪我的呼吸/控制我的頭腦和想象”“自由不是受控于法院的劊子手/不是劃破我肢體的利劍/更不是無處不在的監獄！”“自由是我效忠的資本/君王也不能將它剝奪/權力也休想引誘我交出自由”。詩人用信仰和權利來突出自由的可貴，這與其所處的社會現實脫不開干系。詩的最后反復出現了三次 “暴虐啊，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的吶喊，突出表達了詩人對現實的強烈不滿。

　　米爾瓦·迪亞布在2006年創作了另一首長詩《逃跑》。詩中 “我”的身份是一位試圖忘卻歷史、擺脫現實、遠離祖國的“逃犯”。雖然詩人沒有明確加以解釋，但讀者不難從詩歌的字里行間發現“我”逃跑的原因：“沉默的油墨”、“被遺棄的呼喊聲”、“世代生活并忍受已久的祖國”、“被他人描畫”的“腳步”等等，這一切表明了詩人內心的壓抑和苦悶。米爾瓦·迪亞布筆下的“沉默”是一種憤怒的控訴，而埃及當下的局勢，正是這種憤怒控訴的“爆發”。

　　埃及詩人阿什拉夫·優素福(1970-)創作題材大都針砭時弊，辛辣諷刺力度極強。他曾寫過一首名為《例外》的短詩，旨在抨擊一些阿拉伯國家雖然效仿歐美式民主體制，但浮于表面，自由選舉有名無實：

　　布什、阿薩德/還有約旦和摩洛哥國王/他們各個既是老子也是兒子//每個規則都有例外/因為穆罕默德·安瓦爾·薩達特的暗殺/阿布杜·納賽爾的兒子消失了

　　該詩以美國總統布什父子開頭，進而以人名和國名概括了一些阿拉伯國家政權更迭子承父業的規律。短詩《例外》結構簡單，寥寥數語卻揭露了阿拉伯政治民主化道路上的不民主現象，具有極強的反諷效果。

　　埃及詩人馬哈茂德·哈伊勒西(1971- )創作的《阿拉伯連續劇》一詩：

　　他扭動脖頸觀瞧/我們仰天長嘯/命運的不濟/女人在長袍里哭泣/男人垂頭喪氣//我們像電影畫面般/緩慢地移動//那個世界正坐在屏幕前/期待黑色幽默上演/它將幫助我們/直到我們死去

　　在詩人看來，電視機屏幕內外的世界有不一樣的生存狀態和體悟感受，這樣的對比頗具諷刺意味。詩中沒有具體事件，但卻形象地再現出阿拉伯人的困苦無奈。

　　巴勒斯坦問題被認為是中東問題的核心，也是阿拉伯詩壇新生代關注的另一個焦點。詩人塔米姆·阿勒巴爾古斯(1977-)在阿聯酋阿布扎比電視臺2007年度“詩王大賽”中名列前茅，他當時的參賽作品《在耶路撒冷》得到評委和廣大阿拉伯民眾的一致好評。這首詩以傳統格律詩開頭，描寫了第一人稱“我們”重返耶路撒冷，經過昔日戀人庭院時的心情。接下來，詩人改用自由詩體抒懷，不斷截取生活片段和意識片段，在鏡頭場景的轉換間逐步推進對耶路撒冷素描式的敘述，營造出一種混亂無助的意境：“白鴿在槍林彈雨中撲打翅膀宣告建國”、“在耶路撒冷，墳墓井然有序，好像一行行城市歷史記錄在泥土上”。經過筆墨的平緩鋪墊，詩人在最后將情思與意境升華到新的高度：

　　突然一個微笑嚇了我一跳，/我不知道它是怎樣溜進眼淚里。//它認真地問我：/在墻后哭泣的人啊，你是不是很傻？//我暴怒了：/被書本正文遺忘的人啊，你不許哭。//阿拉伯人啊，你不準流淚，//要知道誰在耶路撒冷，//但我在耶路撒冷看到的只有你。

　　塔米姆·阿勒巴爾古斯始終關注著阿拉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他呼吁阿拉伯的統治者們“不要將自己置于阿拉伯民族及其敵人的中間，這樣兩邊都不會滿意”。

　　穆娜·凱利姆(1987- )是一位伊拉克女詩人，她曾在詩集《用斷指缺席》中寫道：“謹獻給貧困的人們，我明白詩歌在面包屑面前會感到羞愧”。她在詩集中還描寫了祖國伊拉克，《霍亂時的巴士拉》《暗殺戰爭》等詩表達了她對戰爭的看法，諸如失明、暗淡、死亡、傷口、葬禮等象征黑暗的詞匯散落在詩集的字里行間。穆娜·凱利姆時刻關注著伊拉克，對祖國人民的遭遇感同身受。她在《囈語》一詩中寫道：

　　我的城市疲憊不堪/不再喜歡吃魚//我的城市衣衫襤褸/像稻草人一樣站在士兵面前/救濟貧民的是一杯杯饑餓//我的城市茫然若失/好似一根針/落入戰爭的稻草

　　由于連年戰亂、國際制裁和宗派暴力，很多伊拉克人紛紛選擇遠離故土，移居他國，這其中也包括新生代詩人�，F旅居荷蘭的伊拉克詩人穆法格·薩瓦德(1971-)在異鄉平靜安樂地生活的同時，并沒有忘記伊拉克。他在《醒著的傷口》一詩中寫道：

　　我曾大聲呼喊/戰爭不會消亡/我的鮮血將它品嘗

　　戰爭，對很多阿拉伯人來說，無論從肉體還是精神上都是無法彌合的創傷。阿拉伯新生代詩人關于戰爭、流亡等嚴肅題材的創作源于個人經歷和民族憂患意識。詩人左右不了戰爭，但可以用詩性的文字舔舐自己的傷口，表達愛憎分明的立場。面對阿拉伯世界持續不斷的流血沖突、日益加劇的人道主義危機，新生代詩人當然不會袖手旁觀，詩歌就是他們的利劍。

　　當下很多人認為阿拉伯詩歌在文化轉型中出現了危機。但在新生代詩人們看來，真正陷入危機的并不是詩歌，而是阿拉伯的社會、政治以及文化。巴勒斯坦新生代詩人薩米爾·阿妥耶(1972-)曾接受阿拉伯半島網站采訪，當被問及如何看待阿拉伯文化現狀時，他表示：“我們的民族變得難以被讀懂，這使我在悲觀沮喪的同時，也為之痛苦。我們的民族需要在這段困難時期盡一切可能振興文化，我們懷有希望，因為我們的民族曾一次次從低谷中崛起，為人類文明的進步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阿拉伯詩壇新生代的創作實際上屬于一種文化自覺行為，他們用作品反映了阿拉伯社會邊際人群體在社會變革中因新舊體制交替以及文化沖突而導致的特有狀態：背離傳統、質疑信仰、缺乏足夠的認同感和自信心。

　　一直關注阿拉伯詩歌現代性問題的敘利亞詩人阿布杜·瓦哈比·阿扎維(1981- )認為這代年輕詩人的詩歌包括自我控制、內心斗爭、焦慮、疏離感等特點。而這些特點在他看來，一方面體現了新一代詩人在對概念依舊含混不清的現代性追求中與根基剝離引發失望壓抑的心理危機；另一方面則印證了敘利亞戲劇家賽阿德拉·沃努斯對阿拉伯人現狀的理解：邊緣化生存、處于壓迫之下、顏面盡失。換言之，由于阿拉伯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是緩慢而曲折的，相對于時代發展的主流，包括新生代詩人在內的阿拉伯人總是感到自己格格不入，仿佛是“局外人”。

　　在這一點上，前文提到的詩人詩作都是阿拉伯新生代詩歌“文以載道”社會功能的具體體現。經調查研究發現，阿拉伯國家普遍存在的官僚主義和缺乏民主的權力格局的確令很多青年人在自我實現方面感到無能為力，他們大都處于逃離社會和反叛社會的中間狀態，其中有人選擇屈服，有人選擇逃避，也有人選擇堅決反對且不惜使用武力來試圖改變。而阿拉伯新生代詩人的作品則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以青年人為主體的令眾多阿拉伯專家學者深感不安的異化危機。

　　《阿拉伯人》雜志主編蘇萊曼·阿斯卡利指出，阿拉伯世界在新世紀里發生很多變化，其中以青年人的改變最為突出；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年輕群體，他們或將成為阿拉伯振興事業的生力軍，但也有可能成為前幾代人建設成果的破壞者。詩人、作家是社會的“先知先覺者”，他們通過作品反映出的所想所思很可能就是以后出現的社會思潮的前奏。阿拉伯詩壇新生代群體是現當代阿拉伯文化、思想以及社會精神的載體和媒介，既是阿拉伯的進行時也是阿拉伯的將來時。不得不承認，阿拉伯的未來掌握在年輕人手上，新生代們在價值觀念等方面的漸變如同多米諾骨牌一樣，無疑會給整個阿拉伯社會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突尼斯、利比亞、埃及、敘利亞等阿拉伯國家所發生的種種事件有力地印證了這一點。眾多新生代詩人的文本作品則成為折射阿拉伯青年群體動態生活的三棱鏡，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預示著阿拉伯年輕人的整體走向。

　　雖然新生代詩人自身存在一定的問題，但他們的群體特征和時代共性卻是不應被忽略的，他們在社會政治等方面的訴求需要得到及時的回應與合理的疏導，他們需要得到客觀公正的評價，并且有必要深入挖掘其中蘊含的具有研究價值的文化因子，以便更多地了解把握他們的所思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