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脈·思想的力量——專訪《民國山西讀本》編者蘇華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民國時期。

　　別省軍閥專橫，民不聊生時，山西卻治安良好，政局穩定，教育發達，民族工業居前，文化豐厚，言論自由，氣象萬千。

　　無數名流碩彥紛紛前往晉省，并對之贊賞有加。

　　那是一個值得尋繹值得記憶值得品味的建設時代——舉凡山西的近現代政治、軍事、經濟、鄉村建設和土地政策、平民教育等等，無不可從那個時代尋到脈絡。

　　三晉都市報：您與何遠老師編的這套 《山西民國讀本》(《政聞錄》《考察記》《旅行集》三冊)實在太好，我說什么都蒼白，不如讀者自己讀。民國距今百年，世事隔膜，而這套讀本內容和內涵如此豐厚，讓讀者如此大開眼界、心界。我首先想問的是，您編這套書的目的是什么？又是如何找到這些選文的？

　　答：對我個人來說，編這么一套書，只是想表達吳宓所說的“不知舊物，則決不能言新”(《論新文化運動》，《學衡》1922年4月第4期)這樣一種歷史文化的傳承過程，而不是現在仍環繞在我們許多人腦海里的“人定勝天”和“破舊立新”。所以，呈現在讀者面前的就是一些相對完備的民國山西參考史料。其中有些篇章，我還用“背景”“余音”等編者的話，對民國山西某些節點的來龍去脈進行了一番很認真的梳理，也是意在展示民國時代那批知識分子的知識范圍、他們所秉持的獨立精神、在批判價值下的行為準則及立場。此外，我也有一點鄉情鄉誼鄉賢的私心在里邊：近些年，我們山西的形象在外不是很好，我特別想通過這套書，為山西人“立傳”，使前來山西旅游或公干的外省人士，能看到近世山西的人物、風物和事物均有可贊可談之處。我還想說的是，編這套書，既不是為了蹭“民國范兒”的什么好處，也不是為了研究民國思潮，只是想把外省人士狀寫當年山西的一些事情集中起來，讓讀者溫故而知新。

　　關于這些選文的尋找，也易也難。除了謝泳君十多年前選編的《舊時光》外，其余絕大部分是我自己的藏書以及七八年間尋訪何澄史料時，在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和一些高校圖書館一起復印回來的資料。還有就是山西學人的慷慨襄助。其中，有些是在公眾圖書館找不到的珍貴文獻，如民國年間著名的文史筆記和掌故名家瞿兌之的《大同游記》，就是謝泳君在上海舊書攤上買到的一冊油印本中的一篇。

　　三晉都市報：一套讀本，它的含金量起碼應從選文的目的、視角、尺度與標準去考量。作為讀者，它令我有大的驚喜，也有大的不滿足，仿佛遇到難得的好食物，吃得很飽卻仍不饜足。它已表現出強烈的思想主旨和學術個性，但好像還不夠，我們還想要多點，再多點。

　　答：你這個問題一下就勾起了我的談興。我最早看到的選本是戴安娜·拉維奇所編的《美國讀本》，副標題是“感動過一個國家的文字”(三聯書店1995年出版)。后來，蘇叔陽也撰寫了一個《中國讀本》，但這是兩個價值和尺度完全不同的標本。我印象最深的是現代文學藏書家姜德明選編的《北京乎》(1992年三聯書店出版)，選編起止年代是“五四”到新中國成立前，所選都是現代作家寫北京的散文，與《美國讀本》寬泛的普選相距很大�！睹駠�山西讀本》之所以令讀者有大的驚喜，我想，就是因為我們不再以“文學”來論好壞，而是把它放在一個省的方方面面的層面上來選擇。謹以《政聞錄》所選文章為例，雖然是講政治的歷史細節的，但其中有著太多公眾事務，所以不少讀者反而更喜歡這一本里的內容。

　　你所提到的強烈的思想主旨，在《政聞錄》中體現最多。那時的知識分子確實是知識分子。我說這話并不是說我們現在的知識分子就不是知識分子了，而是說，那時的知識分子比起我們現在的知識分子更普遍地具有其獨立性、自主性和批判性。這“三性”加起來，就是獨立思考的思想性。

　　三晉都市報：克難坡這名字不陌生，多半因為旅游的緣故。但克難坡時代的價值我這一代人怕是完全不了解。相關的資料，目前好像只有 《閻錫山日記》比較詳細。而《政聞錄》中選了不少相關文章，給出了答案。我印象特別深的是背景介紹中西北記者參觀團參觀克難坡時英國記者的話，大意是他去西藏時未能拍到特別憧憬的理想境界，而“此次蒞晉，彼向渴慕之理想境界，即在于此”。

　　答：那是《倫敦泰晤士報》記者福曼到克難坡后的感受。因為這些記者都是從抗戰的大后方重慶過來的。那時的抗戰首都重慶是個什么情況呢？又是上海十里洋場的熱鬧世界了。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的成員看到克難坡兵農合一、村本政治、艱苦奮斗的景象，認為這才是戰時的理想境界和理想境地，是當時國民政府各戰區艱苦奮斗的抗日模范之地。

　　孔昭愷等人與閻錫山談話的6篇文章，實際上是補了真實的歷史一課，即當年的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這個記者團似乎只到過延安，尤以趙超構的《延安一月》最為出名。實際情況是，原班人馬是先到的克難坡，后去的延安！趙超構也是先寫的《山西新姿》，后寫的《延安一月》�？穗y坡為什么被抹去了呢？為什么會有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呢？其中就涉及到非常多的內容。最近我去了一趟克難坡。趙超構在《山西新姿——記窯城克難坡》描述的閻錫山住宅是這樣的：“走過一個矮墻的院落，并排列著三個窯洞，那就是在山西經營了三十多年的大家長的住宅了。除了比較潔凈一點之外，這個住宅簡直樸素到有些荒涼。院落的一角，圍著短短的竹籬，里面稀稀疏疏地長著一些青菜。在進口的門屋上，擺著一具木頭蜂箱，蜜蜂兒三三五五在附近飛舞，看樣子，這蜜蜂也不見得繁盛。三個窯洞中，中間一個是會客的。就在那洞口壁上，我發現一個凹進去的神龕，里面供養著一張花花綠綠的紙條，上面印有‘天地三界十方真靈主宰之位’，神龕的外邊則貼著‘天地交泰’和‘天天須進步，地地要劃分’的對聯�！�

　　但現在修復后的閻錫山舊居根本不是這個樣子。那個二戰區司令部的展廳，更像是消逝多年的一個公社辦的階級斗爭教育展覽屋�，F在，會展和旅游業已成為不少發達地區的一個經濟增長點，難道克難坡就不能好好在這方面做些文章？關于這些看法和想法，我對當地一位搞旅游的朋友講了。他很高興我為他找到了一位當年在克難坡住過、現在還健在的抗日老戰士何澤涌教授，說一定會前去拜訪慰問。我很高興。

　　三晉都市報：《考察記》中，我個人印象特別深的是丁文江和楊鐘健的系列文章。當年，青年何以年紀輕輕就堪重任挑大梁成大器？26歲的丁文江，已任政府工商部僉事，并進行了中國現代第一次野外地質調查；34歲時任煤礦總經理，五年內煤礦產量提高20倍。25歲的平綏鐵路局局長沈昌用短短幾年時間 “將一條最腐敗的鐵路變成一條最有成績的鐵路”(胡適語)。較之當下，簡直不能并論……今人好生慚愧��！

　　答：你注意到丁文江和楊鐘健，這是很了不起的閱讀成績。丁文江早年先留日后留英，他當然知道19世紀初，從事地質學研究的人士并非出于生計需要，而完全是出于興趣。當時英國著名的地質學家幾乎都是財力雄厚的紳士和社會名流，這群“以錘為劍的騎士”，僅僅把地質學研究視為一種消遣、娛樂的方式。直到1835年，英國地質調查局成立，地質學才完成了從業余消遣到科學職業化的衍變。丁文江在民國成立后的北京政府工商部礦務司當僉事，就按照英國的模式成立了中國的第一個地質調查所，這也是把當時最先進的科研組織架構搬到中國的一個實例。而丁文江當年對中國科學和自由、民主的貢獻，我認為相當于我們現在的“嫦娥登月”。他是真正致力于民族強盛的一個大科學家。楊鐘健對山西的貢獻，實在是太多太大。我當時在作者簡介后面有一句話，大意是我們有關地方應該為楊鐘健立碑。后來考慮到這事不是我該管的，就刪掉了。我注意到沈昌，是因為何澄與他熟。而胡適的《平綏路小記》這篇文章恰贊賞了一通沈昌，這也是意外的收獲。

　　在《考察記》中，我最感遺憾的是，沒把清華學校研究院的四大講師之一、人類學家、中國現代考古學家李濟的《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調查》一文收進去。1926年李濟發掘夏縣西陰村新石器時代遺址是中國考古學史上首次正式的考古發掘工作，比后來李濟主持的名聲更大的殷墟發掘要早兩年。最有趣的是，西陰村這次70余箱的考古發掘物中，有一個已半腐、經過切割的小蠶繭，它是不是就是五千年前山西夏縣絲織業的文化遺留？國內外學者為此一直爭論到上世紀90年代。李濟自擬的《山西省歷史文物發掘管理辦法》(1926年)只有五條，拿給你看：

　　一、不得破壞墳墓或紀念性遺址遺物；對歷史文物的報道應著眼于保護。二、發掘所得應為國家保存。三、為促進學術研究，清華學校有權安排出土物公開展覽。四、出土文物的復制，應在清華學校同意條件下由指定單位負責進行。五、出土文物經研究后，由清華的考古學者以中文寫成專題論文。

　　你看，這是不是你所提出的那個時代的學者普遍具有的“強烈的思想主旨和學術個性”呢？在這篇隨筆的后面還有一個“附記”，第一則是簡短的“在介休作的人體測量”。那個時代的學者，做事都有規矩，都有文明的教養，都有規范的科學訓練。

　　三晉都市報：暴殄天物的山西獨有土煉鐵法。太原東社村小學生制服別著牌子，上寫“不娶纏足女”。當時的汾河是可以舟輯的大河。大同的暗娼習俗……我們得以知曉百年前山西的種種市情世相�！堵眯屑�》中鄭振鐸與蕭乾寫大同的文章細致深刻，尤其是鄭振鐸寫煤礦工人生活的內容。今天大同人未必知道那個城曾是那個樣子；高鶴年游記讀來令人不能釋卷……不過我覺得《旅行集》中似以晉北游記為主，晉南一帶沒什么文章收入。不知何故？

　　答：你的觀察很細微。確實，《旅行集》中以游寫晉北，尤其是以記寫大同的妙文較多。這主要是因為當時的交通情況所至。你看早期到大同的學者或游記作者，幾乎都是從北京(北平)乘坐平綏鐵路的火車來往的�？谷諔馉幈�發前，太原到大同的公路也修好了，乘汽車到大同，或從大同到太原的人也多了起來。而南同蒲鐵路的竣工則是在1935年12月底，通車運行只一年多，抗日戰爭就爆發了，怎么會有人到晉南旅行？這是主要的原因。

　　三晉都市報：《旅行集》封面那三姐妹的畫，據說是您從山西當時出產的煙標上選下來的？另外，編者在許多選文后附后的“作者”“背景”特別好，但不少文章作者如呂箸等，沒有任何說明，感覺很悵然。有讀好書缺頁之感。這套選本，特別可貴的一點還有“余音”。我總是搶著先去找“余音”來讀，只嫌余音太少。比如戴昭然與閻錫山對話說，北京報紙�？瘜ι轿鲀日�不滿和有損閻名譽的內容，而閻答，這正是我得益處。報上說錯了，于我無損。說對了，我好照話去改良。譬如本省報沒有一家敢說我的壞處，我鮮有知道改良的地方，于我無所補益。

　　答：是的。當時上海美女的各種廣告畫已經侵入到內地。太原市檔案館就有很多太原卷煙、紡織廠以十里洋場時髦女郎做廣告的藏品。呂箸這個人我思來想去，總覺得是個筆名，他對山西的內情太了解了，好像是個“臥底”。戴昭然的那篇考察記寫得太逗了，我編時就笑得不行。

　　“余音”我寫了很多，但考慮到讀者都是明白人，多了反而有先入為主之嫌，所以刪掉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