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驥伏櫪 壯心不已——訪文化學者馮其庸

　　實地考察很重要。我一向認為除了應該讀書架上的書外，還必須讀保存在地面上、地底下的各種歷史遺跡和文物這部書，王國維當年研 究甲骨文時提出的“二重證據法”，我認為很有道理，這一理論之所以為近代以來的學人所接受，在于它開拓了學術新領域并導致傳統研究方法的變化。進行歷史研 究，除了文獻資料外，一定要實地調查。

　　馮其庸以《紅樓夢》研究名世，著有《曹雪芹家世新考》《石頭記脂本研究》《論紅樓夢的思想》等紅學專著20余種，主持人民文學出版社《紅樓夢》 新校注本工作，主編《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匯�！贰栋思以u批紅樓夢》《紅樓夢大辭典》等；馮其庸在中國文化史、古代文學史、戲曲史、藝術史等方面的研究也卓有 建樹，主編過《中華藝術百科大辭典》等大型文史工具書。特別對中國大西部的歷史文化藝術情有獨鐘，首倡西部之學，著有考證絲綢之路和玄奘取經之路的大型攝 影圖冊和論著，獲得了學術界的高度評價；馮其庸還擅書法、繪畫，為國內外所推重。顯然，“紅學家”的稱號已不足以概括這位大學者的總體成就，應當說，他是 當之無愧的學術大家。

　　趙建忠：農歷十二月二十九日是您90整歲的生日，想不出適當的生日禮物，只有借助《文藝報》的版面刊發此稿，作為對您老人家的又一次致敬。對您而言，節日假日以至生日都是工作日，滿桌滿屋的書刊稿子都在述說這一點。

　　馮其庸：正是這樣，《瓜飯樓叢稿》三十五卷已經出版，目前我正忙于《瓜飯樓叢稿外編》的編校制作，此書將于今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每天忙，有時校稿到深夜，我需要趕時間盡早讓它出版。

　　趙建忠：先生老而彌堅、只爭朝夕的精神常人難及，夠我們后輩終生效法。

　　馮其庸：我習慣了，如果不讀書、不思考、不工作，生命又有什么意義？

　　桑梓情深  回饋故鄉

　　馮其庸1924年2月3日出生于無錫，坐落于無錫前洲街道的“馮其庸學術館”已正式落成并于2012年12月9日舉行了開館典禮。馮其庸不久前曾回到他深深眷戀的故鄉，“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面對鄉親和各界朋友，訴說了自己對故鄉濃得化不開的深情。

　　趙建忠：以您名字命名的學術館已經在您的家鄉無錫正式開館。我想了解一下您在無錫的經歷以及家鄉對您的治學道路、藝術創作都有哪些重要影響？

　　馮其庸：我的學術起點在無錫。我的治學、藝術創作、考訂文物古籍的道路，均發端于此。我20歲之前，基本上已形成了這樣一個思路。我要感謝我的 初中老師丁約齋先生，是他告訴我：“讀書要早，著書要晚�！蔽乙�感謝我的家鄉，我是地地道道的無錫前洲人，準確一點講，我是前洲后面的馮巷人。我20歲以 前沒有離開過前洲馮巷，是這里的山、水、土壤、糧食讓我成長起來的。因為家貧，我在家鄉小學只讀到了五年級，10歲便開始在家種地，凡田間農事，無一不 做。我的雙手結滿了厚繭，左手手指及手背，至今還能看到當年的鐮刀割痕。在當年那樣艱苦的環境下，我還是借書苦讀，經、史、子、集，只要是能借到的，無所 不讀。1943年，我畢業于無錫前洲青城中學，當年又考上了無錫工業�？茖W校。1946年，我考入無錫國專，師從唐文治、王蘧常、錢仲聯、錢賓四、朱東潤 等人，在無錫國專讀書的3年成為我人生的轉折點，為今后的學術生涯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基礎。正是從這里走出，我才能到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開始我學術生涯的另 一個新起點。

　　趙建忠：您覺得今后應該怎樣才能讓學術館發揮更好的學術資源作用？

　　馮其庸：學術館不僅是記錄一個人成長歷程、展覽其學術成果的地方，更要開展豐富多樣的文化活動。我覺得，今后學術館可以定期組織一些學術報告、 書畫展覽，將館內的書屋辦成完善的圖書館，讓年輕人隨便借書。我小學沒有人管，就到處借書看。學術館開館一年多來正是這樣做的，不僅成為當地的一張文化名 片，而且是開展文化活動的實用場所。

　　世界之大，學問之大，我自己只是一小點，做出點成績是應該的，絕不可夸大自己的成就。無錫在歷史上出過許多文化名人，如錢基博、錢穆、錢鍾書 等，他們為中國的文化發展作出過巨大貢獻，他們都是我終生欽佩的學者，對這些學者，無錫方面更要好好去認識、發掘并準確地介紹他們。

　　“知人論世”  求真務實

　　趙建忠：今年全國各地都舉辦了各種形式的活動，紀念曹雪芹逝世250周年，但某些研究者認為，只要認真研究好《紅樓夢》本身就夠了，作者問題可以不必管他。您認為在《紅樓夢》研究中，曹雪芹研究有什么特殊意義呢？

　　馮其庸：在《紅樓夢》研究中，曹雪芹研究的特殊意義，我想這是不言而喻的。清代的章學誠說過：“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之辭也。知其世矣， 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中國學人“知人論世”的治學傳統，我認為在人文學科領域是具有普適作用的，這就是《紅樓夢》研究中，曹雪芹研究或 者再擴大一些說“曹學”的“特殊意義”所在。今年是曹雪芹逝世250周年，也是曹雪芹祖父曹寅逝世300周年，這同樣是個值得紀念的人物。提倡回歸文本無 可厚非，但不能片面化。一部作品你連作者都沒弄清楚，卻去泛論什么創作主旨，那無異于沙上建塔，對《紅樓夢》研究而言更是難以深入。北京是曹雪芹創作《紅 樓夢》的地方，理應對曹雪芹研究多作貢獻。

　　趙建忠：您剛才說的“知人論世”的原則在紅學研究中很重要，但在紅學界紀念曹雪芹逝世250周年的日子里，也仍然存在否定曹雪芹著作權的不和諧 聲音，如提出《紅樓夢》的“原始作者”另有其人如洪昇、吳梅村、冒辟疆等，而這些“新說”的提出者也并不否認“知人論世”的原則，對此您又怎樣看？您認為 《紅樓夢》“著作權”問題的討論還有必要嗎？

　　馮其庸：學術研究中存在不同的聲音很正常，除了你提到的有人認為《紅樓夢》作者是洪昇等清代名家的說法外，據我了解，還有“原始作者”系曹淵、 曹頫、墨香、顧景星等新說，但任何一種“新說”的提出，都應該有客觀文獻證據而不應僅憑主觀臆測，更不能靠曲解文獻甚至編造假材料去剝奪曹雪芹的著作權。 實際上，曹雪芹“著作權”也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現存的很多文獻已經形成了證據鏈，比如永忠的《延芬室集》里提到“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吊雪芹三絕 句，姓曹”，明義的《綠煙瑣窗集》中《題紅樓夢》小序“曹子雪芹出所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惜其書未傳，世鮮知者，余見其抄本焉”，又是 條硬證，特別是甲戌本脂硯齋還有批語“余謂雪芹撰此書，中亦有傳詩之意”，說的就更清楚不過了，小說正文說“曹雪芹于悼紅軒中批閱十載，增刪五次”，這就 是曹雪芹的自我表明。因故事是從石頭上抄下來的，所以這里只好說“批閱”“增刪”。以這些材料，加上這段“自述”，曹雪芹對《紅樓夢》的著作權，還能有別 議嗎？這不明示曹雪芹就是作者嗎？那些欲剝奪曹雪芹“著作權”的人若想立新說，永忠、明義、脂評等文字就是最難逾越的障礙。當年胡適確定《紅樓夢》的作者 為曹雪芹，正是從文獻出發，根據清代筆記、志書等史料，通過乾嘉學派式的嚴謹考證得出的結論。

　　之所以出現“著作權”爭鳴的現象，我想最初還是由于舊時代輕視小說的現象造成，那個時代不僅是《紅樓夢》，其他小說不少也普遍都署化名，比如 《金瓶梅》作者“蘭陵笑笑生”，至今都沒能確鑿考出究竟是哪位“大名士”�！都t樓夢》沒有署真實姓名可能還與這部小說存在“礙語”相關；此外，認為《紅樓 夢》成書過程中存在一個“原始作者”，曹雪芹只是在此基礎上“披閱增刪”而成，清代裕瑞《棗窗閑筆》中曾提出過，他描述說“聞舊有《風月寶鑒》一書，又名 《石頭記》，不知為何人之筆。曹雪芹得之，以是書所傳述者與其家之事跡略同，因借題發揮，將此部刪改至五次，愈出愈奇”�？梢哉f，正是裕瑞的這種看法，誘 發了后來某些人否定曹雪芹著作權的思路。盡管如此，我認為《紅樓夢》“著作權”問題的討論還是很有必要的，因為這個問題如果解決的不好，紅學就缺少學術定 力和操作規范。記得上世紀70年代末，戴不凡同志提出《紅樓夢》作者“石兄說”，紅學界就與他認真進行了一次持久的學術討論，比如《紅樓夢》的素材來源、 人物原型、成書過程等等這些紅學研究方面最關鍵的問題，即以《風月寶鑒》與《紅樓夢》的關系問題而論，其實《風月寶鑒》的很多舊稿內容已經融化進了我們今 天見到的《紅樓夢》，這種情節的轉換，本身就說明了曹雪芹對《紅樓夢》擁有的“著作權”，因此我說《紅樓夢》“著作權”問題的討論還是很有必要的，通過學 術爭鳴，可以澄清很多問題。

　　趙建忠：通過學術爭鳴確實能澄清很多問題，馮先生，《紅樓夢》“著作權”方面還存在一個大問題，這就是后四十回的“著作權”，眾所周知，這個問 題曾引起《紅樓夢》版本系統孰先孰后的大討論，出現過“程先脂后、程優脂劣”的新觀點。您主持的《紅樓夢》新校注本第三版，我注意到署名問題上與前不同， 由原來的“曹雪芹、高鶚著”變成“曹雪芹著 程偉元 高鶚整理”，也就是說，《紅樓夢》“著作權”問題上已不再堅持高鶚“續書”說而僅僅承認他參與了這部著作的“整理”即編輯性質的工作，這是否意味著您的觀 點發生了變化？

　　馮其庸：說《紅樓夢》是由程偉元、高鶚共同整理后出版的，有文獻依據，這就是乾隆五十六年印行的“程甲本”上他們二人的序言，后來胡適發表《紅 樓夢考證》，不相信序言，認定高鶚為《紅樓夢》后四十回作者，這個結論影響了紅學界數十年，我主持的新校本初版也受到這種習慣勢力的影響。當時就有學人質 疑，其后不少紅學研究者重新審視胡適當年立論的內證、外證，發現根據并不很充分，首先我們認為程高序言是可信的，其次對程偉元、高鶚的研究進展很大，糾繆 拓新，再者，從時間上看，數月之內續成四十回大書殊不可能。因而三版時改為曹著、程高整理。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把《紅樓夢》后四十回的“著作權”也歸曹雪 芹，新校注本同時也標明了系“無名氏續”，高鶚續書只是一種可能，這樣改動留下了繼續探討的空間，較原來更為客觀穩妥。至于《紅樓夢》版本系統的先后問 題，我曾為馬來西亞國際漢學會議作有《論紅樓夢的脂本、程本及其他》的長文，你可以參考。很多證據表明，“程先脂后”的觀點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趙建忠：還有卒年問題，也存在不同意見。按照“壬午說”，今年恰好是曹雪芹逝世250周年。您曾根據早年發現的一對書箱上的“芳卿悼亡詩”，判 定曹雪芹卒于“癸未年”，而張家灣發現“曹雪芹墓石”后，您又據此判定曹雪芹卒于“壬午年”，從形式邏輯的角度講，兩者不可能同真，那么，您如何向紅學研 究者、愛好者及廣大讀者解釋這個問題？

　　馮其庸：你提的問題很好。其實，人大國學院為我舉行從教60周年紀念活動時，我曾在小范圍內講過這個問題。2011年第3期的《紅樓夢學刊》刊 載我的《曹雪芹書箱補論》，對這個問題也進行過較詳細的說明，但畢竟是學術刊物，傳播范圍仍然有限，連你這樣從事紅學研究的人尚未釋疑，何況一般讀者？今 天我正好借《文藝報》這個輻射面較廣的媒體再具體說明一下此問題。

　　正如你所說，兩個事實不可能同時存在，我當年根據書箱得出的曹雪芹卒于“癸未年”結論，主要是對書箱上芳卿悼亡詩那句“乩諑玄羊重剋傷”的誤 讀，我原先認為“未”是羊年，于雪芹流年不利，所以到除夕死了。這個解釋的漏洞是，為什么整整一個羊年并未對雪芹帶來厄運，反倒進入猴年的初春，羊年瞬間 即過的時候，卻遭到厄運呢？我現在的認識，認為雪芹確實死于“壬午除夕”，因為壬午年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即已立春。按舊俗，立春以后，已是來年的節氣了，也 就是已入羊年的節令了，按詩句也就是說，雪芹一碰到羊年，就遭厄運，就遭到了剋星而逝世了，這樣解釋，才符合當時的習俗，才是這句悼詩的本意。我今天判定 曹雪芹卒于“壬午年”，并不意味著對書箱文物價值的否定，當年古木器家具專家王世襄先生參與了鑒定，確認那對書箱系與曹雪芹相關的珍貴文物�，F在對這句詩 作出新的理解，是更加證實了這對書箱的可信性。

　　《叢稿全編》  集其大成

　　趙建忠：凝聚了您一生心血的《瓜飯樓叢稿》已經出版。這套叢書體大精深，無論對紅學研究領域還是學術界、出版界，都是一件大事。我想請您介紹一下，為什么書名叫做“瓜飯樓”？這套叢書主要包括哪些內容？

　　馮其庸：因為我童年的時候經常餓肚子，沒有飯吃，以南瓜代飯，為了紀念過去那段難忘的歲月，我的齋名就取名為“瓜飯樓”�！豆巷垬菂哺濉�，計一千七百余萬字，三十五卷，分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馮其庸文集”，收錄的是我的專著和文章。其中對一些重要作家或史實進行了重新考訂，如《羅貫中考》《玄奘取經東歸古道考實》等，1-16卷。

　　第二部分“馮其庸評批集”，是我《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的排印本，還有我評的甲戌、己卯、庚辰三個本子，我都用朱、藍兩色作了批，17-26卷。

　　第三部分“馮其庸輯校集”，是我所編輯、校訂的古人的文字，如《八家評批〈紅樓夢〉》，還有“紅樓夢圖錄”——《曹雪芹家世·〈紅樓夢〉文物圖 錄》，我收集到的有上千張圖片，都是有關《紅樓夢》的圖版。還有《蔣鹿潭年譜考略》《水云樓詩詞》輯校、重�！妒�三樓吹笛譜》，蔣鹿潭是清代太平天國時的 重要詞人，詞的歷史內涵和藝術性都很高，我從初中讀到《水云樓詞》，就一直閱讀和研究它，終于為他做了年譜和重新做了校訂，這是我花力氣最多和歷時最長的 一部書。輯校集里還附了我的學術年譜(葉君遠著)，便于讀者去查找需要的著作和文章，27-34卷。此外，還有《瓜飯樓叢稿總目》一卷。

　　趙建忠：《叢稿》中，“文集”和“評批集”是主體，集結了您的紅學成果，作為當代紅學大家，您在曹雪芹家世、《紅樓夢》版本研究方面貢獻巨大，是什么機緣使您以這兩個研究方向為紅學突破點的？

　　馮其庸：我在紅學方面從實證出發，最早、用力最多的是做了兩件事：一是詳細考證了曹雪芹家世；二是系統研究了脂硯齋評《石頭記》抄本。我“文集”中的《滄桑集》專門談曹雪芹家世，《漱石集》主要談那些脂硯齋評《石頭記》的早期抄本。

　　1975年李希凡和我受命帶領一批紅學研究者校注《紅樓夢》。我考慮到要寫個序言，而這就涉及到了對曹雪芹家世的研究。就算曹雪芹祖籍是豐潤， 也要找出根據，當初本來是想找到證明曹雪芹是豐潤人的根據，但卻意外地發現了《五慶堂曹氏宗譜》，我認真地讀了此譜，同時還找清朝的歷史資料去印證。我從 《清史稿》中找出了《五慶堂譜》上有的二十幾個人的名字，而且記載和《五慶堂譜》上基本一致。更重要的是，我查《清太宗實錄》卷十八，找到了曹振彥的資 料。天聰八年甲戌(1634年，明崇禎七年)，“墨爾根戴青貝勒多爾袞屬下，旗鼓牛錄章京曹振彥，因有功，加半個前程”。這是到現在為止發現的有關曹家上 世材料中最早的一條直接史料，后來我又看到了《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碑陰上刻有曹振彥的名字。這碑是天聰四年的，比《清實錄》的記載又早了4年，由此可知 在歸順多爾袞之前，曹振彥已是駙馬佟養性的部下，當一個教官。曹家上世的史料，一個是屬于歷史文獻，一個是屬于碑刻史料，都越來越明確地證明，曹雪芹不是 豐潤人，他的祖籍應該在遼陽。以后，我又查到了曹振彥的《職官志》。曹振彥在山西、浙江都做過官，我查到山西《大同府志》上面寫著：“順治九年，陽和府知 府曹振彥。奉天遼陽人�！苯淮�得一清二楚，《職官志》上寫的是“奉天遼陽人”，那曹振彥當然就是遼陽人了。后來在《兩浙鹽法志》查到，曹振彥當鹽法道了， 履歷上也是“奉天遼陽人”。這些史料放在一起，曹雪芹是遼陽人，應該是沒有任何問題了。為了考證曹家祖籍，我翻閱了幾十種史籍、宗譜、方志、詩文集，當時 我之所以要重視曹家的史實，就是為了那篇序言要寫得可靠、真實、有依據。

　　在具體校注《紅樓夢》時，更重要的還是要選擇好底本。�？睂W的原則，一定要有一個底本作為依據，然后再采納各個不同的本子參考。從完整性和早期 性來說，現存脂硯齋《石頭記》系統的其他抄本都無法與“庚辰本”相比。庚辰本上有錯別字，抄錯的、抄漏的都存在，但沒有有意修改、歪曲的文字。庚辰系乾隆 二十五年，這時曹雪芹剛剛去世兩年。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發現比這更晚的曹雪芹生前的改定本，所以“庚辰本”又可以說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后一個改定本，是最接 近作者親筆手稿的完整的本子，這在版本史上是有重大意義的，所以我們以庚辰本為底本，因為它最完整。我在“文革”中曾手抄過“庚辰本”，對這個本子的文字 也比較熟悉，1978年我出版的《論庚辰本》，是紅學史上第一部系統研究《紅樓夢》版本的專著。最近，我重檢庚辰本，列出了若干未解決的問題，寫成文章， 以待來者。

　　不僅家世和版本，我對《紅樓夢》的文本也下了很大工夫，《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就是最重要的成果，已經再版印刷多次，影響廣泛，專著有《論紅樓夢的思想》。這些論著都收入《叢稿》中。以上兩種書，現在商務印書館又重新出版了，前者略有增補，無改動。

　　趙建忠：您對于紅學的貢獻，其實遠不止個人的等身著述，您還是這個時代紅學的組織者、推動者，如今雖已退休，仍是中國紅樓夢學會的名譽會長。您對紅學有什么寄望和心愿嗎？

　　馮其庸：其實上面已經涉及了。簡言之，就是希望“求真務實、風清氣正”。我特別關注學術的基礎工作，比如將我主編的《紅樓夢大辭典》作認真修訂就是一個未了的心愿。

　　實地考察  親歷親聞

　　趙建忠：《玄奘取經東歸古道考實》這篇重要文章的完成，是否與您喜歡實地考察有關？

　　馮其庸：我確實喜歡實地考察，曾10次去新疆，兩次穿越塔克拉瑪干大沙漠，3次上帕米爾高原：一次上4900米的紅其拉甫，兩次上4700米的 明鐵蓋達板，發現并確證1300多年前唐代玄奘取經東歸的古道并為之立碑記，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先生講，你做了我們沒能做的工作。學術論文《玄奘取經 東歸入境山口古道考實》，就是我通過實地考察后完成的。我83歲那年還深入羅布泊、樓蘭、龍城、白龍堆、三隴沙，在沙漠考察17天，宿營羅布泊、樓蘭、龍 城等地7天，我對中國大西部的歷史文化藝術不僅興趣濃厚，而且認識到它對國家長治久安的深遠意義，因此，在人大國學院創建之際，我倡議建立“西部學”研 究，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準和支持。

　　趙建忠：這真是一個卓有遠見的有戰略意義的舉措，必將產生深遠影響。記得您還在一篇文章中寫道：“調查研究，也是我自己讀書治學的一個基本的原 則和方法�！�…在文史研究中，調查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往往許多新的思想、新的發現，是來自實地調查�！边@是您治學的經驗之談，您在學術上取得的卓越成 就，想必也得力于實地考察？

　　馮其庸：是的，實地考察很重要。我一向認為除了應該讀書架上的書外，還必須讀保存在地面上、地底下的各種歷史遺跡和文物這部書，王國維當年研究 甲骨文時提出的“二重證據法”，我認為很有道理，這一理論之所以為近代以來的學人所接受，在于它開拓了學術新領域并導致傳統研究方法的變化。進行歷史研 究，除了文獻資料外，一定要實地調查。比方我對于項羽死亡之地的考證，就是運用書面文獻與實地考察相結合的例證。我曾兩次調查垓下，一次調查陰陵、東城， 直到烏江。在此基礎上，發表了《項羽不死于烏江考》一文。項羽烏江自刎是千百年來的習慣說法，但我為什么敢說項羽是自刎于東城而不是烏江呢？因為我實地去 做過調查，歷史的調查再結合《項羽本紀》等文字資料，沒有一個地方說到他死于烏江。只要認真研讀《史記》司馬遷說“身死東城，而不覺悟，豈不謬哉！”這說 得還不明白嗎？東城是地名，不是東西南北的意思，我去過東城多次，后來連東城遺址和城墻都發掘出來了，還立了文物遺址牌子。所以說項羽“身死東城”是無可 懷疑的。對于一切學術的結論，沒有可靠的文獻，沒有可靠的實地調查挖掘，就很難做出完全確定性的結論。

　　《叢稿外集》  異彩紛呈

　　趙建忠：2012年您的集大成巨帙《瓜飯樓叢稿》35冊出齊，年底又為家鄉捐贈了“馮其庸學術館”的全部展品。這真是一個學術大豐收的年份，我 們本以為您了卻心愿可以休息放松了，出人意料的是，您不顧年高病體，又以極大的毅力重新出發，著手編纂《瓜飯樓外集》，這令人驚喜，也擔心您的身體能否承 受。

　　馮其庸：是這樣，起意要編這套《外集》，是因為《叢稿》只能容納我文字化的學術成果。我個人還有大量的書法、繪畫、攝影作品，更何況我愛好收 藏，考訂古物，日積月累，多有精品，包括碑帖、石刻、造像、墓志銘、名家藏墨、青花瓷、紫砂器等等，品類繁富；再有數十年來海內外師友給我的書信手札，數 量可觀。這一批藏品的文物價值、歷史價值、藝術價值非同尋常，倘若不加搜集、整理就將流失淹沒，太可惜了。即便年事已高，病痛纏身，我也要竭盡全力，排除 萬難，使之公之于世。如今計劃，《外集》共15冊。序跋都已寫好。

　　趙建忠：真想不到會有這么多寶貝，能夠出版是一筆令我們大開眼界的精神財富。聽您說這工作量似乎比《叢稿》本身還大，難度更高。

　　馮其庸：何嘗不是，收集、編輯，尤其是每一件每一幅都要考證、說明，出版要求做成電子版，許多器物的拍攝需要專門的攝影棚，幾十種不同的角度和 光線，否則出不了好的效果。幸虧有許多位專家熱心幫助，還有跟從我已15年的高海英這位精通電腦又肯于鉆研的青年助手，當然我自己的辛苦勞累更難以盡述。 追求細節完美和總體大氣是我的一貫風格，病痛甚至累到虛脫都顧不上了。

　　趙建忠：這真是“老驥伏櫪，壯心不已”。用于現時的您再切合不過。我們深深景仰您的精神，期盼《外編》的面世，也切望您有所節制，保護健康。在如此緊張工作疾病纏身之中還能接受采訪是我的幸運，衷心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