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民:文化世家“盛開”齊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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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末人物 2014魅力文化

　　兩千多年來山東文化世家的發展，呈現出馬鞍型兩峰一谷的特點：漢魏六朝為一高峰，明清為一高峰，兩峰之間的隋唐宋金元時期為平谷。這一變遷，反映出齊魯文化在中華文明發展中的滄桑之旅。

　　□　本報記者 陳巨慧 王志浩

　　“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痹催h流長的中國傳統文化浩瀚璀璨，屋檐下的文化傳承代代相銜，濃縮成家族的“遺傳基因”，匯聚成深沉的文化積淀。

　　日前，我國首個家族研究書系《山東文化世家研究書系》，由山東師范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歷時4年編纂完成，孔府、孟府、顏氏、嘉祥曾氏、兩晉泰山羊氏、蘭陵蕭氏等28個大家族的發展史一一深掘，山東文化世家的興衰沉浮躍然紙上。

　　主持這項研究工作的，是山東省政協原副主席、山東師范大學原副校長、齊魯文化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王志民教授。1月18日，本報記者就山東文化世家相關話題，與王志民展開對話。

　　宗法社會的國之支柱

　　記者(以下簡稱記)：家族是社會中的微小單位，《山東文化世家研究書系》緣何以家族為研究主體？

　　王志民(以下簡稱王)：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宗法制農業社會，建立在血緣、婚姻基礎上的家族是社會構成的基本細胞，也是立國之本。從歷史上看，中國的文化世家也是各個時代、各個地域政治經濟文化的支柱。從上古以來，家族就是政權存在的基礎，商周時期，世卿世祿的貴族世家既是政治主體，也是文化上的壟斷者。春秋戰國時期，世卿世祿制瓦解，出現了百畝之田、五口之家的核心家庭制，但秦漢以后，世家大族逐漸形成。漢代以經學作為晉身入仕的條件，而經學傳授又多限于家學私門，文化世家既是國家政治的中堅，也是文化傳承的主體。魏晉時期，實行“九品中正制”選人用人，“中正”的評定內容，本身就有“家世”、“行狀”、“人品”三項，選人要考察家族幾代人的文化背景，人才的選舉與士族家族制結合在了一起。

　　隋唐至清代實行科考，雖然破除了自漢魏以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門閥世族文化壟斷，為庶族士子開啟了晉身仕途之門，但是在宗法社會，一旦通過科舉進入上層，就往往具有代代相沿的延續性，科舉、仕宦、教育形成三位一體，仕宦之家的優越條件，家學、家風的傳承影響，往往使世官、世科、世學有機結合在一起，形成科舉文化世家，這在明清時期尤為明顯。像濟寧的孫氏家族，兄弟兩人一個是狀元，一個是榜眼；清代順治年間的狀元，傅斯年的先祖傅以漸，就是清朝的第一位狀元�？梢�，中華文明的發展傳承，家族文化是一個重要載體。在中國幅員遼闊、地理環境復雜的文化背景下，要深入探求中國傳統文化，不可不探求家族文化，也不可不深入探求地域文化和家族文化的關系。

　　記：但在之前的研究中，家族文化研究著作似乎并不多見？

　　王：是的，在傳統文化研究領域，家族文化的研究向來是被輕視的，近20年來，有一些博士生，以家族研究為課題，但是相對其它的研究來講仍是很薄弱的。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單從學術層面看至少有兩點：一是難度大。解放以后，大學教育和大學老師學科劃分過細，學歷史的不研究文學，學文學的不研究藝術，研究歷史、文學、藝術的，不了解政治經濟。而一個家族的研究必須是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綜合性的，這樣的課題研究往往比較困難。二是資料缺。家族的資料相對比較缺乏，過去比較注重傳統文獻材料，像《二十四史》，而這里面不可能對一個家族有詳盡的記載資料。對一個家族進行研究，需要廣泛地搜集資料，像家譜、碑刻、地方史志這一類的，解放后，續家譜的很少，研究者也很少。但這對于文化研究來說卻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所以，我們經過4年的時間，完成了這樣一個約有1200萬字大型的、集群式的研究著作，這也是國內首次對一個省的文化世家進行全面系統研究。

　　記：家族文化在現代社會中有什么價值和意義？

　　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在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上，要做到“四個講清楚”，要“講清楚中華文化沉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這個豐厚的滋養，從文化的角度來說，家族文化就是一個家族道德的、人文傳統的豐厚資源。我們要充分挖掘家訓、家風中的優秀傳統。在人才培養上，我們可以從這些文化世家中吸取經驗，崇德重教。而在建立一個文明的、和諧的現代家庭方面，山東的歷史文化世家也提供很多有益的歷史經驗和文化啟迪。這些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對山東文化強省建設和社會精神文明建設都會起到促進作用。

　　“文化圣地”上的文化世家

　　記：山東有著“文化圣地”的美譽，山東文化世家與齊魯文化有著怎樣的關系？

　　王：山東文化世家的發展軌跡，反映了齊魯文化在中華文明發展中歷史地位的消長變遷。從歷史縱向看，兩千多年來山東文化世家的發展，呈現出馬鞍型兩峰一谷的特點：漢魏六朝為一高峰，明清為一高峰，兩峰之間的隋唐宋金元時期為平谷。這一變遷，反映出齊魯文化在中華文明發展中的滄桑之旅。兩漢時期的文化以經學為主體，經學大師多為齊魯之人，這為魏晉之后，形成山東文化的高峰期奠定了厚實的基礎�！渡綎|文化世家研究書系》入選的28個文化世家中，六朝時期為7家，大多形成于魏晉之齊魯，興盛于隨遷之江南，而且都是對當時的政治、經濟、學術、文化產生重大影響的顯赫家族，如東晉的政治是“王馬共天下”，馬是司馬氏，指皇帝，王就是瑯琊王氏，他對整個東晉政治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對當時政治的影響相當大的還有蘭陵蕭氏，其家族成長史就是南朝政治、文化發展的縮影。

　　唐宋時期，政治文化重心西移，域內文化世家總體零落式微，自隋至元，入選者僅有四家。到了明清時期，兩朝大力提倡“尊孔崇儒”，山東的“圣地”氣象空前顯現。明清兩朝，特別重視科舉，士人晉身入仕，科舉幾乎為唯一之途，在此背景下，山東域內涌現眾多科舉文化世家�？婆e連第、人才輩出家族各地多有；一家數代名宦，父子、兄弟文名并顯者亦大有人在。一時碩學大儒，詩人名家，多出山東。到清初時，已形成“本朝詩人，山左為盛”的局面。選入《山東文化世家研究書系》的文化世家中，明清時期有16家之多，占了多半。

　　記：齊魯文化源遠流長，圣人賢士輩出，入選的28個文化世家是如何“脫穎而出”的呢？

　　王：山東的文化世家很多，我們有統一而嚴格的標準，入選的文化世家應為山東歷史上在政治、社會、思想學術、文學、藝術等方面有代表性的文化家族；家族中應有在中國文化史上影響重大的代表人物；家族發展的興盛時期，曾對時代社會和文化產生過重大影響；應是家族興旺，功名顯赫，人才輩出，延時較長之家族；另外，還需要文獻豐富，資料可考，便于研究。在寫作方面，我們也提出了具體的要求，一是要寫出家族發展的源流，搞清家族源流，興衰之由。二是注重家族盛世的研究，特別強調和當時政治的關系，和區域地方的聯系，和社會的聯系，涉及到婚姻、交友、仕宦，一定要研究家族的社會關系。三要具體地剖析文化名人，一定要寫出成長和家族文化的關系，不能寫成名人小傳，要寫出家族是怎么對他培養的，成為名人之后，又怎么影響家族的，家族文化又怎么影響區域文化的。四要強調研究家風、家學、家訓。我們是想通過文化世家的研究，反映齊魯文化在各個歷史時期的軌跡、特點、優勢。

　　重家訓得長盛

　　記：家庭是人才成長的第一環境，對于山東文化世家的研究，是否證實了這一點？　　　　　　王：應該說，文化世家是時代人才培育的搖籃。歷史上山東許多文化世家，杰出人才輩出，曾影響了整個時代的政治文化發展，這種情況尤以六朝時期為顯：泰山羊氏，羊祜、羊祉等《二十四史》有傳記的即有34人，另有2人曾為皇后；王粲、王弼等彪炳史冊的文學、思想大家皆出高平王氏；諸葛亮出身于山東瑯琊陽都(今沂南縣)望族，成年后離鄉；蘭陵蕭氏自稱為齊魯“素族”出身，但南遷后，發展為人才輩出的顯赫世家，齊、梁時代，榮登“兩朝天子”的寶座。這在六朝時期由北南遷世族中，俱為少見。

　　記：俗語有“富不過三”、“官不過三”之說，山東文化世家如何得以繁盛如此之久？

　　王：山東文化世家，大多注重家訓的傳承，而家訓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多將立德、立言、立功、勤政、清廉等德才要求作為主旨，這對人才價值觀念的養成影響甚大。山東歷史上眾多的文化名人中，政治上多出忠直清廉之士，文化上多出經學、文學大家，與此關系頗大。例如，新城王氏堪稱明清時期齊魯地區最具代表性的科舉望族。明清兩代，新城王氏共出進士30余名，不僅仕宦顯赫，而且多有著述傳世，王漁洋則為清初“詩壇領袖”，而且為官特重“清、慎、勤”。這與新城王氏嚴厲的家教與訓及“門庭清肅”的家風不無關系。新城王氏家訓中，勸諭性強，同時還有相當的強制性，王之垣的《歷仕錄》《百警編》《攝生編》《秉燭編》，王象晉的《清寤齋心賞編》，王漁洋的《手鏡路》等，都講了勸諭子孫做官的技巧和做人的道理。

　　明代臨朐馮氏，則是一個顯赫的文化世家。自明中期馮裕中進士后，臨朐馮氏延續七世，直至清初，其中，文化影響較大的有馮惟訥、馮惟健、馮惟敏、馮琦、馮浦等。臨朐馮氏一族，共有進士八人，武進士一人，舉人、貢生多達十數人。前后七代人中，有三人的作品被采入《四庫全書》，可見馮氏家族的影響之大。由于世代修習理學，臨朐馮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濟世思想和忠孝觀念，儒家思想印跡深厚；世代的躬耕實踐與理學傳承，也使臨朐馮氏修身處事體現出驚人的一致性，他們秉性剛直，不懼權貴；廉潔無私，清白自奉；平易近人，寵辱不驚；躬行實踐，崇實黜��；注重事功，眼光超卓；樂善好施，不計嫌隙。

　　記：山東文化世家對于社會與國家的影響體現在哪些方面？

　　王：一個科甲連第、人才輩出的文化世家，往往成為一個縣、州或更大區域內的文化地標，其顯赫門第以及通過仕宦、聯姻、交游、著述、教育等形成的文化傳播力深深影響著一個地域的文化發展，提升了區域整體文化形象。

　　比如清代諸城劉氏家族，清朝時出了11個進士，42個舉人，149個監生，59個庠生，可謂人才輩出，功名稱盛。其中，官居一品者三人，二品者一人，為郎中等中級官職者多達數十人，劉統勛、劉墉父子宰相，更是盛極一時。清王朝三代皇帝對其家族都高度稱譽，康熙皇帝給劉氏賜匾“清愛堂”，乾隆將諸城劉氏譽為“海岱高門第”，嘉慶皇帝則盛稱“相國家聲著……懷舊仰高風”，使劉家名噪全國，躍升為清代具有全國一流聲譽地位的名門望族。又因諸城劉氏子弟仕宦者愛民如子，深受百姓擁戴，老百姓在民間故事中經常指稱諸城劉氏為“天下第一家”。

　　再如兩宋時期山東章丘李氏，是一個典型的文學家族，不僅李格非、李清照父女二人的文學成就讓這個家族享有盛譽，他們各自的婚姻也是提升家族知名度的重要因素。李格非于宋神宗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中進士，受當時社會上重科舉、重才學的擇婿風氣影響，他先后被兩位聲勢顯赫的王姓世族大家選做女婿，他的女兒李清照更是嫁入權傾一時的宰輔趙挺之家。與名門望族的通婚，使憑借科舉仕進成為新興士族之家的章丘李氏，極大地提升鞏固了社會聲望和地位。

　　儒學是與時俱進的

　　記：在歷史的長河中，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齊魯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無法替代的巨大影響力，如今，齊魯文化是否依然擁有不可或缺的現代價值？

　　王：齊魯文化在中華文明中的貢獻可用三句話概括：一個是中華文明發源地，第二是軸心時代的文化重心，第三是兩千多年以來中華文化的圣地。這是其他區域文化無法替代的地位。在中華文明的起源時期，這里發現了最早的新石器時代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文字和龍山文化時期的城市群以及金屬器等，展示出山東是中華文明最早的發源地之一。而在被當代學者稱為中華文明“軸心時代”的春秋戰國時期，山東地區是中華文明的“重心”所在。秦漢以后，中國的文化重心或移居中原，或西入關中，或南遷江浙，齊魯的文化地位時沉時浮，但作為孔孟的故鄉和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兩千多年來，齊魯文化始終以“圣地”特有的文化影響力為民族文化的傳承、儒家思想的傳播以及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建設作出了其他地域文化難以替代的特殊貢獻。

　　孔子學說是中華文明“軸心時代”民族智慧的結晶體，它的元典精髓是超越時代的，但我們必須結合時代的發展去批判地吸收和繼承。對待馬克思主義是這樣，對待孔子思想和儒學也是一樣。我們必須要隨著時代的思想去發展。任何偉大思想只有與時代需要相結合，才有無限生命力。

　　記：齊魯文化是否面臨沖擊？

　　王：歷史上的齊魯文化是數千年來齊魯大地的先人創造的寶貴遺產，我認為，對待遺產，不存在沖擊問題。我們對待歷史上形成的文化傳統應該實現“轉型”，也就是批判繼承，吸取精華，為今所用。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講的“豐厚滋養”。歷史上，齊魯文化具有特殊的文化地位，山東人在民族文化上有特殊貢獻，我們當代山東人在建設文化強省的時候，也必須身居齊魯，放眼神州，承擔起山東人在中華民族文化偉大復興中的特殊歷史責任，這是我們山東人的優秀傳統。為什么習近平總書記選擇在我們山東講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總書記是對我們山東人提出了要求，對我們寄予厚望。

　　記：對于齊魯文化的研究，下一步有怎樣的計劃？

　　王：下一步，我想最主要的就是要在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曲阜視察時的講話精神，在“四個講清楚”上做出大文章。我們還要更多地考慮，如何站在一個更高的高度上，在理論研究上實現轉型，從對古代歷史文化的攻關，逐步轉到深層次的理論探討，轉到傳統文化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探討中。對一些文化研究與建設上的薄弱環節也尋求新突破，比如，山東是海洋大省，歷史上經略海洋是齊魯文化的一個優秀傳統。未來是海洋世紀，在海洋文化方面，整個研究非常薄弱。前段時間我們已經做過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文化發展戰略研究，獲初步成果，海洋文化方面的研究我們還會繼續考慮去做�？傊�，圍繞中心，服務戰略，注重創新，提升質量是我們的目標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