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豈之：文化的力量永不衰竭

　張豈之

　　1927年生于江蘇南通，1950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同年考入清華大學讀研究生。曾任西北大學校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首席專家，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清華大學雙聘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思想史，主編、自著《中國思想史》《中國傳統文化》《中華人文精神》《春鳥集》《中國思想學說史》(六卷)等著作。

　　人文學術研究猶如“綠色春草”

　　記者：您在上世紀40年代末考入北大，您那一代人讀大學時是什么狀態？

　　張豈之：我出生在江蘇省南通市，由于日寇侵華，母親帶著我和弟弟向后方轉移。我在陜西城固讀初中，后又在重慶讀南開高中。我讀高中時受課外書影響，決心畢業后報考大學的人文學科哲學或史學。1946年，北大、清華和南開已從昆明遷返北平、天津，這一年夏季三校聯合招考本科生。我報考北大哲學系被錄取，正式開始了大學生活。

　　在北京大學文學院我受到良好的人文教育，聽過湯用彤、朱光潛、楊振聲、張頤、賀麟、容肇祖等著名教授的課，我決心走學術研究的道路。1946年至1948年，北大校長是鼎鼎大名的胡適，他每學期都要抽時間給文學院的同學講演，他講《水經注》，介紹他的治學方法，我每次必聽，受到一些啟發。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北大文學院請馬克思主義學問家郭沫若、范文瀾、胡繩、侯外廬、何干之、艾思奇等先生來講學，特別是侯外廬先生關于“中國思想史”的專題課給了我很大啟發。侯先生是最早翻譯《資本論》第一卷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他奠定和開拓了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新領域。他運用唯物史觀對中國學術思想進行分析，我感到有很強的說服力，他是我的引路人。

　　記者：侯外廬先生對您的學術有哪些影響，說說您最初追隨侯先生的那段經歷？

　　張豈之：侯外廬先生是我最敬愛的老師。我1950年從北大哲學系畢業，考上了清華哲學系的研究生。1952年，全國所有的哲學系都歸并到北大。這個時候，侯外廬先生被任命為西北大學校長，他要帶幾個年輕人過去。他跟我談，我高興得不得了。因為我喜歡歷史，長安、古都，不得了啊。西北大學是老學校，到古都的一所綜合大學去教書，我求之不得。

　　1952年底我到西北大學，第一門課要給法律系的學生講講《邏輯學》。法律系是調干生居多，有的年齡比我還大。侯先生重視教學，有一天他抽時間去聽我講課。他說我的原理講得很清楚，但例子都是教科書上的，沒有我們中國古籍里的例子，應該到古籍里面找例子來證明邏輯學的原理，同一律啊，不矛盾律啊，排中律啊，必須對古籍相當熟。我注意了這一點，講課就比過去好一些了。在教學中的磨煉對我大有好處，所以以后我在大庭廣眾中講話不會畏懼，而且自覺地養成習慣，講東西要注意邏輯，一環一環套下來，不然的話一會天上一會地下，學生怎么聽？

　　1954年，侯外廬先生又調到北京，在中國科學院第二歷史研究所當副所長，所長是郭沫若先生兼任，但郭先生不負責具體工作。后來我就半年做老師，半年在北京跟外廬先生做研究。

　　記者：您有一本書專門談“中華人文精神”，您如何理解“人文”的重要性？

　　張豈之：所有的科學尖端技術，以及由此推動的經濟生活，無一不是“人”的創造，而最后必須是為“人”服務的。因此，研究“人”自身的學問，即人文學科，如文學、史學、哲學；由此引導人們實現自身價值，即所謂“人文精神”，亦可視為科學技術和經濟生活的本根。三千多年前《周易》中就出現了“人文”一詞。古代教育家主張用“人文”即文明精神去影響社會，使社會從制度、思想和民風民俗上趨向于文明。中華民族有悠久、燦爛的歷史文化，其中貫穿著本民族特有的人文精神。我在讀中學時就對人文學科有興趣；上大學，學的是哲學、史學人文學科，后來到大學教書，成為人文學科的教師。

　　1997年為配合在大學生中開展文化素質教育，我寫了一本小書，名《中華人文精神》。寫這本書遵循的是人文精神，都是自己的話。我想闡述一個問題，即：什么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我的回答是：此精髓可名之曰“中華人文精神”。我將人文學術研究譬喻為“綠色的春草”�！按翰荨彪m然不是參天大樹，但人間卻需要充滿生機的春草。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國家的根

　　記者：您說做學問是一件讓自己快樂的事，這種想法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張豈之：從改革開放至今的這35年，有了這個自覺。以前身不由己，這35年我覺得是最好的日子。我國改革開放總的趨向是向前的，沒有和以前的生活做對比，沒有親身經歷，就不會感到今天的好。我們的學術研究進入了自覺的時代。這35年我感到我要做的事情經過努力能夠做到。這就是快樂。自己想做的事，比如學術研究，可以把自己的觀點寫出來或者講出來，而且整個社會的大環境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都是尊重并加以倡導的；我作為這方面的研究人員，覺得快樂�？鞓肥窍鄬Φ�，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快樂。有了快樂，在學術研究上的動力會增強起來。

　　記者：80年代西方文化在中國似乎占據了主導位置，當時傳統文化的處境如何？

　　張豈之：80年代思想比較活躍，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有過碰撞。當時有一種觀點認為，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是落后的，藍色的海洋文化應該代替黃土高原的文化。但我們親身感受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須要有自己民族思想的根。假如沒有中國傳統文化做支撐，我們沒有“國魂”，我們怎么能夠站立起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國家的根。國情不同，我們的道路跟西方就不一樣。

　　記者：您認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張豈之：第一，天人和諧，這是最根本的。五千多年以來，中華優秀文化一直在探討什么是天，什么是人，二者如何達到和諧。第二，道法自然，道，就是事情的本源。第三，我們有社會有國家，如何來治理國家，這方面又有了一些理念，例如居安思危，也叫做憂患意識。還有治理國家的時候以什么為本，又產生一個理念叫做以民為本�？鬃訛榇藲w納出一個理念，叫做“仁者愛人”。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是要教育后代，要創造文化，文化還要傳承發展，一直延續下去。

　　記者：如何在繼承中國優秀文化的同時吸取西方文明的優秀成果？

　　張豈之：中華文化不是封閉的文化，她之所以有悠久的生命力，原因之一是她帶有開放的特色。早在春秋時期，思想家和政治家們不以自己的出生地為限，他們在中原各國宣傳自己的主張，在哪里最能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就在哪里定居下來�？鬃又苡瘟袊�，覺得不論在哪里，他的理想都難以實現，最后才回到自己的故鄉——魯國，過起教師的生活。近代文化的先驅者們提出，在中國固有的文化中精粹部分的發展，需要和世界先進的科學思想相結合。也就是說，不能僅僅看到自己國家的過去，還應當放眼世界，從世界的廣闊視野去審視我國的古代文化，研究外國的優秀文化，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樣性，為人類文明做出新的貢獻。

　　記者：傳統文化有沒有現實的功能？或者說，如何利用傳統文化解決生活中遇到的問題？

　　張豈之：當現代化為人類帶來生產力的高速度發展，同時也帶來所謂“現代病”的時候，人們就不能不特別注意精神生活的調劑。從這個意義上說，中華文化中的某些部分，經過轉化、改造，可能為世界上更多的人所接受。比如說，中華文化中重視家庭倫理價值的觀點，對于醫治老年人的心靈孤獨，對兒童的家庭教育，會有一定作用；中華文化中重視自我意識的修養，重視精神作用的論點，以及和諧哲學和返璞歸真的思想，對于醫治現代工業帶來的身心交瘁，推動科學發展都有一定的作用；中華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對群體的重視、把人的尊嚴放在首位，倡導中庸之道，這些是人類都應當關注的大問題。

　　“國學熱”不必降溫，而應正確對待

　　記者：現在有一些大學辦國學院，許多綜合大學開設“國學概論”選課；不少大學面向社會開辦研修班，其中不乏“國學講座”；還有在假日為少年兒童開辦的國學少年班，您怎么看待這種“國學熱”？

　　張豈之：“國學”原指西周時期由政府辦的學校。19世紀末，西方文化與科技大量傳入我國，稱之為“西學”，與此相對的本土文化被稱為“國學”或“中學”。我們現在稱謂的“國學”，指的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整體，涵蓋了哲學、歷史、考古、文學等學術領域。中國有悠久的文化傳統，擇其優者使今人了解，加以宣傳介紹，人們的文化生活有此需要，這是“國學熱”興起的主要原因，應當肯定。于丹、易中天等學者在央視宣講國學，學術上的問題可以商榷，但他們的宣講對普及傳統文化功不可沒，應該肯定�！皣鴮W熱”的主流是好的，現在也有人講“國學熱”要降溫，我認為不是降溫、加溫的問題，而是正確對待的問題。

　　記者：您認為當今時代誰能稱得上是“國學大師”？

　　張豈之：我認為媒體上炒作的“國學大師”稱號是不妥的。自王國維以后，已經沒有所謂“國學大師”。這并不是說后人不如前人，而是說現代教育不同于傳統的科舉教育，“國學大師”已經失去了賴以存在的時代土壤。王國維1927年逝世后，我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最大特點就是學科有了新劃分，不再按照經史子集劃分，而具體分為文史哲，研究趨于專門化，逐漸形成了一批以某一特定領域為研究方向的專家，也就不存在王國維以前以經書為主的國學大師了。

　　應該把母語教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記者：現在理工科的大學生看不下去古代的人文著作，這個問題怎么解決呢？

　　張豈之：20世紀有一段時間里，記載中國人文精神的書籍進不了學習理工科和社會科學大學生的課堂，也進不了他們的宿舍。這就使得他們在知識材料上缺少了與人生價值觀緊密聯系的一個重要方面。讀不下去，是因為他們認為讀了沒有用。我舉一個例子——楊振寧先生1997年在清華大學一次演講中說，他在中學讀書時的一個暑假，父親讓他讀《孟子》，請了一位國文老師給他講解。他讀后得益很多，影響了他后來的科學研究、立身處世等方面。因此，他主張青年科學工作者們讀一些優秀的傳統文化精粹。這個例子很能說明問題。孟子強調，人和其他動物不同，人有理想，有操守，有骨氣，有道德，這些被他稱之為“浩然之氣”。他說，這種“氣”最偉大，最剛強。用正義去培養它，絲毫不加傷害，就會充滿上下四方。這對做人來講是非常重要的。要現在的大學生、中學生去讀《孟子》，這是古典名著，可能有些困難，最好能有老師開出講解的課程，引導學生們去讀。還可以請一些專家去寫關于中華優秀文化名著的介紹，作為引路，幫助學生們閱讀。

　　中國古代優秀的文學作品對人們感情的陶冶與疏導，也有重要作用。我也有這方面的體會。我從中學時期起就喜歡讀北宋范仲淹的《岳陽樓記》，但是此文中有幾句老是讀不懂。隨著人生閱歷的增多，我逐漸明白，范仲淹提出并解決了一個重要問題：人的感情怎樣才能專一而不受外界干擾？這要靠人的信念，用信念去調節感情。我們應當引導學生去讀優秀的文學作品，讓他們學會調節自己的感情。

　　記者：這些年您一直在研究文化素質教育，在這個過程中您如何借鑒古代的教育理論？

　　張豈之：強調教育的后天功能是我國古代教育理論的傳統。我國古代教育理論并不忽視“先天”與“后天”的統一，而其重點則放在后天。例如孟子在“人性善”的命題中，說明人具有先天的良好因子，只要后天勤奮學習，刻苦磨煉，就有可能成為圣賢。荀子在“人性惡”的命題中，說明人先天具有不良因素，因此需要經過后天的琢磨，積累知識，去惡從善，成為圣賢。他們提出“人皆可以為堯舜”、“途之人皆可以為禹”，表明了他們強調后天教育功能的觀點。這些都可以給我們今天的素質教育帶來啟發。

　　記者：前一段時間您提到英語教育占時間太多的問題，您認為應該如何調整？

　　張豈之：在小學和中學應該把母語教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F在各級學校學英語的時間都太多。在大學也要根據不同學科，規定學習外語的時數。至于加強母語教育，小學生可以讀一點古典的、內容健康的故事，背些古詩；中學生要看一點傳世的、經過歷史大浪淘沙的好作品；大學生要讀一些經典，比如《論語》《道德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