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詩人都是一座孤島并連著大�！�—詩人、《新詩》主編普冬訪談

　　筆者：普冬老師，您好！歡迎來到貴州參加首屆貴州詩歌節，感謝接受采訪。請簡要介紹一下您的文學創作情況。

　　普冬：生命需要承載，作為貧民后代，我們既不能治國安邦，也未能在商界叱咤風云，一支筆、幾張紙便可把匆匆溜走的時間留下我們愛恨情仇、喜怒哀樂的爪印，我想，這是大多草根文人共同的奢靡消費。只問花開，無所謂結果，這樣下意識的文字活動可以說自小學二三年級就伴隨著我，那時，最期待的就是語文課，老師把我的作文在這個班讀了，又拿到隔壁班去讀，極大地滿足了年幼的我的虛榮心。自覺的文學創作始于正式工作之后，發表的第一首詩是1986年的《華東信息報》上。后來，因為工作關系，散文和隨筆寫得比較多些，發表陣地以《文匯》、《解放》、《光明》等媒體副刊為主。目前，出版的散文著作有十一部。隨著工作的變動，我的詩歌寫作也斷斷續續、時多時少，直到今天，共出版了五個集子。

　　筆者：您的詩作，意象奇譎，聯想橫跨時空物象，語言精煉唯美，整首詩意境幽遠，極富畫面感。在我有限的閱讀范圍內，還發現您的部分詩作里，有不少古今中外先賢大師晃動的身影，甚至還可覺察出繪畫、音樂以及行走對您詩歌創作的遞推和啟示，能簡要敘述一下嗎？

　　普冬：古今中外先賢大師是人類的共同財富。1949年以來的文學創作多強調民族性和地方性，“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似乎深入到了我們寫作和閱讀的各個層面，但我們的文學乃至文化，并沒有為世界主流文化所接受或者說達到我們的創作愿景，這與世界主流核心價值觀以及我們狹隘的民族主義不無關系。往往，國人一談思想文化就是孔子、老子、魯迅和曹雪芹，至于蘇格拉底、愛因斯坦、托爾斯泰等都是“外星人”，諱言莫深。似乎一提起這些“老外”我們便沒了大國尊嚴。同時，我們又那么的脆弱，方方面面乃至我們的特產比如唐詩、書法都那么的依賴一個來自于國外獎項的認可——這些是否也制約了我們思想的健康成長與心靈自由？這些，都成為我與“古今中外先賢大師”對話的動力。當然，在實際的寫作中，我并沒有想那么多。至于語言美，我認為這是詩歌尤其是好詩歌的必備素質(這里的美當然還包括語言的樸素美與自然美)。詩歌并非日用品，甚至也非旗幟和匕首(當然也可以是)，好的內容應該以盡可能完美的形式表達，而這個形式，更多的就是優美的語言與結構。詩本該是多維的，好詩應該能打開思想的空間和閱讀的各種可能性。詩畫同源，詩中有畫、畫里有詩這是詩歌的魅力，至于音樂性則是詩歌的天命注定，否則就不叫詩歌而叫別的什么了。

　　筆者：總體感覺您有一套屬于自己的詩歌語言與固定意象，由此而帶來的詩歌陌生化效果令人印象深刻。當今詩壇，千人一面的詩歌復制品充斥其間，作品缺乏辨識度，我把這理解成當代中國新詩的弊病之一。請問，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有何解決之策？

　　普冬：陌生化是擺在每個成熟詩人面前的問題。詩歌發展到現在好比百米短跑世界紀錄，每提高零點零一秒都很非常艱難。一方面，在同一個時代背景和語境下，思想的同一性決定了內容的同一性，內容的同一性又必然導致形式的類同性，以此往復，幾成模式和生產機器的母床，以致抒情的、敘事的、歌功頌德的、鞭撻罪惡的、玄思的、形而上的、接地氣的都能找到藍本，詩人們相互影響、相互借鑒、相互模仿，近親繁殖，以致大同小異�？梢哉f，只要中學以上文化以及擁有正常智商，經過短則一年半載長則兩三年都能熟練的掌握詩歌語言和回車。至于思想更勿用操心，撫今追昔、憶苦思甜、黨恩國澤、風花雪月各種版本都有現成范本。另一方面，無難度、無風險寫作是大多數詩人的共同選擇；加之刊物、批評家寧可不厭其煩選擇名家和面熟詩人的“皇帝的新衣”，也不愿意關注有沖擊力的新人新作，這些，也許都是造成“當今詩壇，千人一面”原故。我以為，這首先有賴于我們的社會思想、意識的進一步解放和寬容；詩人克服懶惰、浮躁和急功近利以及學界學術良知的回歸，才是解決這一弊病的關鍵。

　　筆者：在詩歌情感抒發要么淪為濫，要么陷入零的當下，您卻出版有《普冬抒情詩選》，而且在您的新詩集《太陽穿過白樺樹叢》里，收錄的大部分詩作都飽含真情，那么，您是怎樣理解抒情之于現代詩歌的？您對抒情的濫與零如何看待？

　　普冬：抒情是人類最基本的感情傾吐方式，抒情詩曾是詩歌中最茂盛的一脈，抒情詩所蘊含的浪漫因素和理想主義傾向，是人類心靈深處的“基本經驗”和終極渴望。好的抒情詩并非從頭到尾抒情，一首抒情詩也完全可以容納“敘事”和“戲劇”因素。抒情詩走向更廣闊的道路是可能的，無節制的泛情并不能抵達我們的理想彼岸甚至相反，莎士比亞說：“并非每塊烏云都能引起一場風暴”；同樣，并非所有的理想主義都會帶來災難，必要的界定與度是抒情交予的雙刃劍。即使是在像艾略特、奧登這樣的冷靜的、帶有濃重懷疑主義色彩詩人的身上，也能找到“浪漫和理想主義”基因：即懷舊感，個人經驗和人類歸鄉情緒的雙重覆蓋。

　　我所理解的詩的現代性，并不取決于抒情與否，更多的是在于對抒情的定義與表述。講到底可以說詩的本質是抒情，這種區別在于：現代詩更懂得使用語言，節制、弱化、淡化、控制情感，內斂或者冷抒情、乃至趨于客觀的零抒情，這是抒情方式的轉移與進步。從泛意來看，詼諧、調侃、諷刺、幽默也是抒情�！盀E抒情”容易出現在初學者與滿腹世故經驗人生感慨的長者作品里。貝恩曾在《抒情詩問題》中指出：“對于抒情詩來說，或者是盡善盡美，或者是一錢不值，二者必居其一�！�

　　筆者：在今年的《光明日報》，您曾在文學評論《好詩何以誕生》一文中寫道：好詩的誕生，無一不是語言與心意水乳交融的結果……唯有語言與意識的自覺融合，才可能產生深刻雋永的詩句。這可不可以看作是您對詩歌好壞評判的一個基座？

　　普冬：新思想新經驗與良好語言狀態的結晶肯定是好詩的必然通道。這好比正極與負極作用產生光電。唯有語言與意識的自覺媾和才可能產生我們為之心動、深刻雋永的詩句。沒有明確指向的語言，只是一場游戲的碎片，終贏不得我們的內心；沒有語言支撐的意識狀態，“就像寶貴的原材料堆在沒有建筑師的工地上”正成為人們對詩歌的共同判別。正如我們沒見過直白表達思想的(文論除外)經典、同樣也沒發現摒棄靈魂的純語言絕唱。

　　筆者：我個人認為，目前的中國現代詩歌不受廣大讀者待見，一方面來源于社會轉型期廣大人群的集體浮躁與焦慮，另一方面主要還是詩歌寫作者暫時擺脫不了拿不出令讀者信服的詩歌文本的尷尬。那么，您認為，80年代對詩歌的狂熱，當下對詩歌的淡漠是否正常？在您看來，詩歌邊緣化嗎？如果有，那么造成這種邊緣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普冬：詩歌也許真的是少數人的事；真正的好詩是普遍能接受的，如徐志摩的《再別康橋》、海子的《春暖花開》；與其說80年代是對詩歌的狂熱，毋寧說是潮流對時代的沖擊已經波及上層建筑、思想體制和經濟基礎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詩歌)；如果現在真的存在“淡漠”，那也是對過去“狂熱”的修正。事實上，詩歌從沒有占據過主流地位，所以也就不存在“邊緣化”問題；拒絕讀者的是詩人本人，山頭主義、小圈子主義、故弄玄虛和虛情、粗鄙始終是某些詩人相依相隨的影子，他們不知道讀者是歡迎詩歌的，或者他們沒有本事寫出令讀者喜歡的優美而智慧的詩歌(萬一他們中有人作出這樣努力，就采取最簡單有效的方式：屏蔽)，以致詩歌滯留在圈內自娛自樂、擊鼓傳花的娛樂地位。

　　筆者：當今詩壇，流派橫生，貌似有色有聲，實則亂象紛紜。我一向對“存在即合理”這句話保持著警惕，我有發現，您雖然對各種流派詩歌持有包容，但對廢話寫作與下半身寫作卻也毫不留情？

　　普冬：大自然以包容一切呈現大美，百花在爭奇斗艷中各現風騷。廢話寫作、下半身寫作也不乏性靈作品，讓我們會心一笑(《新詩》在創刊號就刊發過廢話作品)。如果人類只剩上半身，同樣不堪設想。我只反對沒有內容的語言賣弄和不加藝術轉換的粗鄙寫作，事實上，庸詩、假詩、偽詩對詩歌的傷害一樣巨大甚至還要深些。

　　筆者：我有注意到，文學評論(批評)特別是詩歌評論，越來越既不評也不論更不批，逐漸淪為作者與文本的贊美詩與附庸品，既無法為作者與文本提供具有價值的參考，更無法為文學道路起到指引作用。那么，您認為，新時期的詩歌評論該如何回歸本位，又該如何發力？

　　普冬：回歸本位很難，我個人幾乎持悲觀態度。這是一個大時代，同時也是一個充滿浮躁、虛假和功利的時代，文學批評的人文性就算是回到民國時期的本真也還需時日。在山頭林立、圈子盛行、論資排輩、舉人唯親、舉人唯“金”、利益置換、潛規則盛行的當下，在普世價值體系沒得到認同、職業操守、傳統秩序幾近崩潰的大背景下來談新時期詩歌批評回歸本位為期還早。這是人文環境的問題，而人文環境并不抽象于制度之外。

　　筆者：我關注詩壇不久，但有發現，短短幾年間，大批關于現代詩歌的官民刊物興辦又�？�，�？�又興辦，許多的老牌名牌詩歌刊物如《詩刊》《星星》《詩歌月刊》等，也因為訂閱量的每況愈下，生存和發展面臨著極大考驗，可以說，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創辦一份詩歌刊物是費力不討好的事情。但由您主導的《新詩》從創刊到現在已出刊九期，且辦刊質量越來越高，越來越受到詩界關注，那么，《新詩》的底氣在哪里，《新詩》日益壯大的秘密是什么？

　　普冬：這首先得益于社會各界的支持——這也見證了：好詩和好的刊物還是有市場和知音的。在此，我得感謝我的編輯團隊——一支沒有任何經濟報酬的志愿者隊伍，他們也許還不那么專業，但是每個人都把詩歌當做事業和愛，無怨無悔、默默奉獻�！对娍�》、《星星》和《詩歌月刊》始終是我們的良師益友，可以說眾多詩人的成長都見證著來自于他們或多或少的支持與扶持；尤其是他們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更是我們無法企及的。因此，我們唯有笨鳥先飛、笨鳥勤飛，相信天道酬勤，勤能補拙。

　　筆者：對于《新詩》，我有過持續關注，發現每一期的目錄，都會有不少新面孔。據我了解，每一期的《新詩》，從郵箱自然來稿選定的詩作占了不少�！白鹬孛�家、不薄新人”是《新詩》的生動實踐而不只是所謂的倡導？在普通寫作者寫作容易發表難的今天，真正的不薄新人可不可以算作《新詩》越來越受到歡迎的一個原因？

　　普冬：我們的好些重點詩作：包括“特別推薦”乃至“頭條”欄目的都來自自由來稿。如果說其中有“照顧”，那就是我們在用稿和采用重點稿時，更多的是向處女作和不那么知名的有靈性的寫作者傾斜。套用一下毛澤東語錄“只有落后的干部沒有落后的群眾”，我想說“沒有平庸的文學只有平庸的刊物”。

　　筆者：辦刊理念關乎刊物興衰存亡，我一直認為，有什么樣的主編及編輯團隊，就注定了有什么樣的刊物。那么，《新詩》的辦刊理念是什么？目前的《新詩》是一種什么狀態？下一步，《新詩》將有哪些規劃和動作？

　　普冬：我們的辦刊理念始終未變，那就是“崇尚大美、多元共存；直面當下，印象歷史；主張文藝，關注精神�！薄缎略姟凡輨摃r期是個“三無”刊物：無品牌、無資金、無編輯人才。是熱心文化事業的各界領導、是一大批熱愛詩歌的窮朋友把《新詩》扛進了詩界和社會！選好詩、刊好詩、傳播好詩是《新詩》的初衷和終極目標。迄今為止，我們已經建立了一支相對穩定的編輯團隊，各司其職；我們的作者群在日益膨大，我們要做的，就是沙里淘金，公平公正地選出好稿，回報作者和社會；同時，我們已初步建立了適合自己的發行次序。當然，這一切還只是拉開了序幕。

　　筆者：在各式各樣詩歌選本甚囂塵上的今天，由《新詩》主打的這樣一份《新世紀詩選》，初衷與意義何在？《新世紀詩選》將如何規避多數選本“翻來覆去都是那幾號人、缺乏影響力”等常見問題？

　　普冬：《新世紀詩選》編纂的初衷和存在意義，也正是為了破解多數選本“翻來覆去都是那幾號人”的“圈內福利”。不論是名家還是是名不見經傳的寫作者，我們只有一個標準：那就是選出好詩。經過嚴格的初選、復選、交叉淘汰和終審，最終選出無愧于《新世紀詩選》這個稱號的優秀作品，并把它推向市場，把當代詩人的風采展現在世人面前。

　　筆者：在中國，大凡一提到詩歌創作，仿佛每一個詩人的背后都隱藏著一位外國文學大師，這種現象是否正常？對于中國新詩，有人持樂觀態度，認為形勢良好、成績斐然，也有人認為成就平平、面臨著極大的挑戰與困境。那么，您個人認為，中國新詩在國際上處于一種什么樣的水平？

　　普冬：每個詩人都是一座孤島并連著大海。至于詩人的背后是否隱藏著一位或N位外國文學大師并不重要，因為文化從來都是在交流滲透中相互發生影響的。寬闊的視野和有較高的參照系對寫作者而言譬如路標之于茫途。如果說民國初的自由詩實驗與國外大師相比顯得淺顯，那么當下我們最具代表性的詩作與國外優秀詩作相比毫不遜色。

　　筆者：在您新近出版的詩集《太陽穿過白樺樹叢》里，收錄有《青巖小鎮》、《你好，黃果樹》等關于貴州的詩歌，之前您來過貴州？印象如何？您對貴州詩歌及詩人的總體評價是什么？

　　普冬：以往數次在火車上穿過貴州，而且大多是在昏沉沉的夜里。真正來到貴州，這應該是第二次。貴州山青水秀、風光旖旎、人文景觀獨特。云貴高原風土人情如詩如畫，事實上，這里不乏優秀詩人，如之前的唐亞平、陳紹陟和羅蓮等等，當下的南鷗、趙衛峰、夢亦非和西楚他們，都是比較活躍的詩人，他們都具有較好的詩歌素養和氣質，當然，作為一個區域群落的整體存在以及與雄偉壯美的高原氣象相應，應該還會有很大的想象空間。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