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中的“文學”與“史”———袁世碩先生訪談錄

　　編者按

　　在提倡傳統文化愈來愈熱的今天，拋卻浮躁表層，仍然能夠安守書香寧靜，并始終如一堅守在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古代文學科研及教學第一線上的學者并不多見，著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家、山東大學終身教授袁世碩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與先生的訪談約在山東大學他的辦公室，當時尚未開學，教學樓內顯得有些空寥寂靜，但年屆85歲高齡的先生已經帶著一位在讀博士生開始準備功課了�！拔覍ξ膶W史的這些問題還是挺感興趣的。我先講著，你有問題再補充？”隨后，先生從桌上拿出寫滿密密麻麻筆記的幾頁紙，用數個“為什么”，將筆者本來所提的浮于表面的問題逐漸深化，并深入淺出地將自己的文學史觀與治學之道娓娓道來。

　　“文學史研究的標準原則是歷史的和美學的”

　　問：您曾說過“做學問，特別是做古代文學的研究，基礎是重要的�！蹦�覺得做古代文學研究應具備哪些基礎？

　　答：我常跟學生們講，選擇古代文學史或古代文學專業比較難，因為基礎知識涉及多方面。為什么說是多方面呢？首先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文學作品是以文字為媒介的，因此在文字方面有要求，至少一個作品要能讀得懂、讀得通，否則你就沒辦法進行研究了。同時文學又在內容上牽涉很多方面，其中文學與社會、人的聯系是全息性的，由此文學在發展中與政治、宗教、哲學、民俗各個方面都有聯系。在這方面，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的老師陸侃如先生。他有一部書叫《中古文學系年》，他在前言說過這樣一個意思：文學史的研究有三個方面的工作，第一個方面叫樸學，樸學是什么？實際指的就是文字學。第二個方面是歷史學，你要懂歷史，包括作家生卒、作品產生的時代、作家之間的交游等�，F在有一種叫“中國文學編年史”，出了很多相關的書，但在他看來這不是完全的文學史，為什么？沒有第三方面的工作，就是美學。你要做文學評論，首先要對作品本身進行解析，我覺得他講的是對的。

　　舉一個具體的例子。我在七八歲開始讀私塾，從《百家姓》、《三字經》一直念到《詩經》，后來羨慕洋學堂，才轉到小學五年級，因此我在古代文學方面多少有些基礎。上了大學，就很理所當然地當了陸侃如、馮沅君兩位先生的課代表。大學最后一年馮先生推薦我留校做助教，可能跟畢業前的一件事情有關。大學最后一個學期，馮先生在上課時突然把我叫起來，指定講義中一篇沒有講過的古文，讓我當堂讀一遍。因為我多少有些基礎，算是比較順利地把文章念完。后來我想，其實她是在測驗我能不能讀懂、有沒有錯字、能不能正確地斷句，如果我能順利地讀下來，就說明我能理解。

　　問：您對《西游記》、《聊齋志異》等古典文學名著的解讀與詮釋，初步建構了文學史學的體系，您堅持怎樣的文學史學觀？經歷了哪些轉變？您覺得文學史研究應遵循怎樣的原則？

　　答：我國的文學史是從上個世紀開始的，西方或日本的文學史都早于我們。100年多來，我們的文學史出現的也很多，并成為大學基本課程。那么，什么是文學史？各個文學史著作在序言中都講了講。我覺得文學史就是文學的歷史。為什么？如果只是文學編年，那就不是純粹的文學史，因為沒有對文學作品進行解析，你光知道哪個時期哪個作家寫了哪些文學作品，而沒有具體內容。文學史還是要有文學的內容。文學的內容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寫的什么，一是怎么寫。比如體裁，中國有很多體裁，體裁的演變應該是文學史的內容；體裁之后是怎么創作，比如詩歌最重要的一個因素是意象，意象是怎么形成的，在不同歷史時代有怎樣的變化，這些方面也應該是文學史的內容。

　　當然，文學史應該有史的內容。文學史有對作品的詮釋、評鑒，但和一般文學批評不一樣。文學批評可以有賞析性質的，也可以著重于評價，過去也有文學批評是從文學作品引申更廣泛的問題，比如王國維先生用叔本華的“悲劇論”來解釋《紅樓夢》。但文學史的研究，還是應該立足于文本，并且不能是按照歷史順序把對作家作品的評鑒組合起來，那沒有史的內容。另外，研究文學作品的重點在于把握它的特征，那么，除了考慮作品本身，還要考慮一個共性，就是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特點，不是說單純找出這個時代的特點是什么，而是要看出這個時代之下各個作品是不一樣的。因為有異，你才能看出這個作品的文學性好不好，文學性強不強。

　　文學史有史的特點，求真求實，所以文學史一部分牽涉文學史實的問題，需要考證考實，力求符合作品的實際。從這點我又想到一個問題，文學史與一般歷史有什么不同呢？一般歷史是過去的事情，我們今天是通過保留當時少部分文獻，還有大部分后人追記，去對歷史進行文字性表述；文學史則不同，過去的文字資料都存在，是第一手的，我們擁有文學歷史，它本身就是存在的。因此文學史與一般歷史的研究方法不同，歷史學是做回憶性的復原，在追述、考證當時是怎么回事；文學史不要求解決復原的問題，而是解決對作品解析的問題，這就要求文學史家進行建構。

　　那么，文學史研究應遵循怎樣的原則？簡單來說，就是歷史唯物主義原則，文學史研究的標準原則是歷史的和美學的。所謂“歷史的”，就是要考慮文學作品所具有的歷史內容和歷史特點，還要考慮它在歷史上的影響和作用。歷史唯物主義原則有一個特點，它是變化的，一個事物在不同歷史條件下會有不同的價值和意義。所謂“美學的”，就涉及文學作品本身，你要考慮到文學作品的特點。

　　談到文學作品，文學有它自己的特點，有它自己的屬性，也有它自己的標準，我們要歷史地看待。這里面會產生一些現象，什么現象？一個作家在創作上有新變化，但是這個變化不一定完全是好的，所以需避免單純說好說壞。比如韓愈的詩和他之前的詩不一樣，一方面題材擴大，以前一般不入詩的他都寫，寫田雞，寫人的酒醉嘔吐狀；另一方面，從文字、審美上，唐詩到了韓愈這，詩風為之一變。劉熙載曾評價說，韓愈是以丑為美。我們在整理韓愈的集子時發現，清代很多人對韓愈寫的有些詩提出質問，說這是他的詩嗎，可能是假的。為什么會提出這種質問？他們認為不像詩了。走得過遠，就會產生這種現象。所以說，在探討歷史的和審美的如何統一起來時，也要認識到兩者有些時候是不統一的。又比如《金瓶梅》，從歷史英雄傳奇到寫平凡的市井人生，這是大的變化，這個轉變是很好的。為什么？小說最適宜的對象就是普通人生。但是《金瓶梅》丟棄了過去像寫《三國演義》、《水滸傳》的那種英雄氣概，而且走得太遠，人們都變得庸俗、低級。這種現象，我們在研究中都要說清楚，而不能單純地從一個角度談，文學的發展情況是比較復雜的。

　　“不是在想作品好壞的問題，而是想從里面認識問題”

　　問：您曾表示，現在每天仍在思考問題，思考最多的就是文學史的基本理論問題，還要埋頭故紙堆查閱相關的史料。有何新感受？

　　答：我是上世紀50年代上的大學，當時學校給我們開馬克思主義課，我還是學得比較認真，也覺得確實有道理。我在教書或學習中碰到了很多不同意見的評論，我就想應該怎么認識更好，這樣就讓我對問題很感興趣。然后我又會想，我能不能研究得懂這個問題？我感覺到對有些問題要具體分析，對一些有爭議的問題我們還是能夠解釋清楚的。我發現，我們的一些爭論往往在不同焦點上。比如說1959年郭沫若先生提出為曹操翻案，當時他提出，曹操形象被丑化，是《三國演義》把曹操反面化，因此舞臺上曹操成為大白臉的奸臣。為曹操翻案這是對的，歷史學家應該看歷史人物的貢獻和作為，曹操在當時使中原社會穩定發展，他是有貢獻的，應該翻案。但牽涉小說形象，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為什么呢？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丑化曹操不是始于《三國演義》，在三國之后不久社會上就有這種現象，比如川、陜那一帶寫曹操都是不好的，不同地區對待曹操的態度是不一樣的。另一方面，曹操形象被丑化是宋元時期歷史正統觀念下的產物，不能說文學寫的完全要不得，為什么？這里面有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都曾經說過，舊的唯物主義的歷史學家常常注意到人民的道德品質與主觀動機。它強調的是主觀動機，而不是實際上的作為。

　　我覺得古代文學研究不僅是過去的事情，因為它現在還存在，人們還在讀，還在對它發表意見，這就是現實的問題。那么從這個角度來看，對于文學史，我過去提出一個意見來，就是文學史和文學理論的關系問題。對于過去的文學史，我們要用新的理論來進行研究，因為文學史研究需要一定的術語。但從對古代文學研究中，還可以看出很多問題與現象，因此文學史是不是還有一個任務，或者意義，就是創造理論、豐富理論、深化理論。理論就是從對文學作品解析中升華的。比如對于《西游記》，從明清到現代有很多說法。胡適說《西游記》就是一個游戲之作，說它沒有什么偉岸大義，最多不過就是一些玩世不恭主義。說它游戲、詼諧是有的，但玩世主義本身就有一種思想傾向，玩的是什么世？嘲諷的是什么事？所以我想來想去，是不是應該這樣考慮：這個舊的題材———佛教故事，歌頌圣僧玄奘的偉業和取經的精神，在歷史流變中產生了變化，一方面是趣味轉移了，不再單純弘揚佛教，還有斗爭、神話，增加了趣味性；另一方面是思想內容變化了，雖然沒有完全明確，但對于舊的神佛條教的調侃，無形中將宗教神靈的光環給沖淡了，作品的題材和傾向性不一致，是矛盾的。

　　我從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中能夠獲得一些更多的知識，對文學史的看法就不是那么片面化了。對現在一些不太合適或不太準確的說法，我就是這樣思考的，我不是在想作品好壞的問題，而是想從里面認識問題。

　　問：您曾說過，“我近六十年沒有離開過山大，一直到現在都還沒退休，我事實上就是終身教授�！笔鞘裁粗�撐您一直堅守在山大的教學崗位上？在教學與科研兩方面如何協調？

　　答：對于我來說，教學和科研沒有什么沖突，給學生們講課，常常就會講以上思考的這些問題，聽聽反應，看有沒有提出反面意見的。如果有，我再繼續考慮；如果覺得有道理，講過兩次三次，慢慢考慮細了，道理充分了，那我就寫成文章。所以我有些文章，都是針對問題而發的，問題常常是給學生們講過幾次后逐漸解決的。

　　問：您在科研與教學方面有哪些進一步的計劃？

　　答：手頭上有兩個活兒，但還沒有做。一個是我的體會理論問題，比如因為我這些體會，所以我才會對接受美學提出質疑。接受美學把接受作為主體，歧視文本、放棄文本，并認為接受是最好的。文學史確實需要讀者，但有一個明顯的事實，你放棄了文本，你自己就什么都不是，所以接受理論的一個缺陷就是它最后還是得回歸到文本上來，文本是它擺脫不掉的一個支撐。我們大家都贊成接受，“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多樣性是存在的，但不是所有讀者的理解都符合作品實際。要研究接受問題，就要考慮多種解釋。我寫《清代<西游記>道家評本解讀》就不是理解、詮釋作品，而是把自己的東西套到《西游記》上來，所以這不是正常的詮釋。從這個角度來看，《紅樓夢》索引派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放棄寫出來的東西，而去注意、關心那些沒寫出來的東西。維護作品我們是維護已經寫出來的東西，你可以評論，但不可以拋開它。

　　另一個是關于《聊齋志異》的一些研究論證，比如鬼、狐形象，鬼的形象不能亂造，它有個局限，為什么，鬼畢竟是死掉的人，所有的鬼都帶有生前的記憶；狐則不同，它沒這種界限，怎么寫都行，狐實際上是一個萬能角色。

　　袁世碩先生在書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