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太缺乏一門叫生命的學問

　薛仁明

　　在熱鬧一時的國學熱逐漸回歸理性和平靜之時，薛仁明帶著新作《這世界，原該天清地寧》來到大陸讀者面前。無論作為作家，還是國學研究者，他在臺灣似乎一直是個“異數”———過了二十多年的隱者生活，依靠傳統文化精髓把自己原本“擰巴”的精神狀態漸漸疏通。在國學理念上，他則更像是個踐行者，對于自己所接觸和解析的傳統文化，從不談所謂客觀問題，而是全部來自自己的切實感受和體驗。

　　記者：您在數次行文中提到當下人生活中的“緊繃”狀態，如何解釋這一用詞？

　　薛仁明：對我而言，人生至少有二十多年處于這一的狀態———好惡強烈、對周圍的許多事物容易不滿，整個人處在時刻無法放松的狀態。外在看來，這似乎是一種正義感和使命感，但卻在和人相處時形成了一種彼此之間的緊張關系。單個個體的這種情緒，很容易變成整個社會的集體氣氛，進而形成一種始終防衛、甚至時刻準備主動攻擊的狀態，這樣的生命，無法真實，也很難說可愛。

　　記者：在您作品中，印象很深刻的是您對于“顯性臺灣”和“隱形臺灣”的論述，認為在主流、激進的西式話語權背后，傳統文化熏陶的溫和、簡樸的生活方式也依然存在，并且兩者之間具有諸多隔閡。這一論述是否也適用于大陸？

　　薛仁明：可以這么說�！拔逅摹币詠�，我們許多沿傳許久的情感表達和思維方式，乃至身份意識被壓抑，而被西方教育體系和思維模式所取代，但很多問題并不是“一舉改造”能夠達成的。舉個教育的例子，如今學校在特殊節日教育孩子要回去對父母說我愛你，但這種直線式的表達方式其實并非國人的表達方式，有的孩子卻怎樣也說不出口，并因此“糾結”，可能進而對自我產生質疑。其實我們的傳統文化長期習慣于曲線、彎彎曲曲的情感表達。有些事做不到，并不是你不夠好，而是文化基因在發生作用，無需強求，你才能逐漸放松下來，學著去理解自己和自己身處的文化。為了把我自己弄明白，我也用了幾十年，但如果這個方向是對的，就會越走越安穩。

　　記者：這是否意味著，您對西式的文化理念頗有不贊同之處？

　　薛仁明：并非是一種不贊同，而是西方文化理念與我們長期浸染的傳統文化基因并不匹配，這在以前沒有問題，而是在我們“西化”的過程中才凸顯的矛盾。

　　記者：那您認為在當下的社會氛圍中，我們在文化理念上存在著怎樣的問題？

　　薛仁明：只是在我的實踐和體會中，感到一些概念化的東西太多，道德感往往被投射到很遠、很偉大的目標上，而對于眼下、身邊事則常常沒有感覺，對于當下不愿意好好領會。我所認為的文化，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具體構成。在我看來，突破和改變的基本動力應該是自己覺得別扭、需要改變，而不是被外來的力量所理性說服。有些理念并非是理性說服就能成功塑形的，其說服力也是脆弱的，只有情感上接受，才能真正有認同感。在我們的長期文化理念中，形式邏輯并不是一件自然存在的事物，而講求人與人之間的機緣，也就是“對人說人話，對鬼說鬼話”，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

　　記者：在您《我讀大陸讀書人的臉》一文中，對于當下“知識分子”似乎有一定批判。這也讓我想到，現今學術界盲目追逐一流、前沿、頂端的現象并不少見。

　　薛仁明：不僅在大陸，許多地方的學術研究中太缺乏一種叫生命的學問，而將學問當做一件工業產品，我建議他們回來看看自己的生命。知識分子面對事物時，流行的做法是采取客觀姿態來分析、研判，但這同時也是一種對于所觀察對象的疏離。在我講學的過程中，發現越是學術氣氛濃厚的高等學府，學生的提問越充滿了審視、分析、概念和姿態，在大腦思考發達的同時，他們是否考慮過自己的感受卻在萎縮？如今的我們太缺乏一門叫生命的學問，而這是幾千年來傳統文化中一直在談的東西。

　　記者：與大陸前幾年的情況相比，臺灣是否曾產生過類似于國學熱的回歸傳統文化熱潮？

　　薛仁明：完全沒有。這也是我很痛心之處。臺灣在近20年的時間里推行的“去歷史化”已經在新一代的年輕人身上看到影響，他們最認同的價值觀即物質化與資本主義價值觀，在公共文化領域講話最大聲、最具發言權的并非文化人，而是企業家、明星，甚至世界面包大賽冠軍。最具破壞性的是，在臺灣，可以說所有跟生命縱向維度的關聯都被割裂，人們所看到的都是現在的、身邊的事物。這一點從臺灣的新聞節目中就有體現：永遠講求雞毛蒜皮的小事或八卦，對于國際性事件卻漠不關心。清醒的人則會謂之以“肚臍眼心態”，意思是只知道看著自己的肚臍眼，沒有大局觀和廣闊視角，我深以為是。

　　記者：這似乎與許多大陸學人“真正的中國傳統文化在臺灣”的理念有些出入？

　　薛仁明：這可能更多是一些大陸學人為投射眼前不滿而對“彼岸”所產生的幻想。

　　記者：在您的作品中所提到的希望能將文科從大學教育系統中分離出來，以書院形式進行文科教育的設想，似乎更有些不切實際的意味？

　　薛仁明：我們現在可以目見的，是一批批對文科教育充滿熱情和理性的年輕人參與到現有的教育體制，最后卻滿心失望、滿腔怨言。今天我們的許多課系擺在大學沒有問題，但只有談文化的，不應該名列其中。我們現在的大學體系建立在西方架構上，且很難改變，這是一種疏離、客觀、以說服力為重的體系。而傳統文化卻是“在學問背后有你這個人”，重要的是學問背后一輩輩前人的睿智，這是中西方教育的截然不同之處。正因為如此，現在的大學教育中，體系越鞏固，文科越被邊緣化。雖然近些年實現的可能性很低，但文科的“書院式”教學絕非我的空想，卻是一條最切實際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