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生活的寫作者——訪電影《蘭亭》編劇程曉玲

　　“作為業余的作家……”程曉玲坐在我的面前，淡淡地說。她的笑容明媚清澈，就像窗外的一隴蒼翠，才被細雨洗過，纖塵不染。

　　的確，程曉玲不是所謂體制內的作家，也不是眾所周知的幾大電影公司的簽約寫手。這種“與世隔絕”的身份，似乎給了她堅持為本真而寫的勇氣。她與“第五代”導演肖風以及愛電影的人，組成了一支“夢之隊”。他們共同的電影夢想，在“現代鄉村三部曲”(《喊過嶺的故事》《清水的故事》《海的故事》)開始萌芽，到“抗戰三部曲”(《大劫難》《歲歲清明》《蘭亭》)走向成熟。程曉玲的文字與肖風的影像，灌溉出一棵盤根錯節的大樹，思想和情感的枝椏從最近30年間的鄉村巨變，延伸到80年前民族危亡的戰場。

　　程曉玲又是難得的勤奮。凌晨4點到6點鐘，她總是沉浸在文字的王國里，小心翼翼地編織著一個又一個以精神為最高原則的人生�；蛟S緣于總是迎著朝陽寫作，她的世界里，男女主人公總是有一種積極、單純、真誠的情懷，如同將混沌帶向明晰的太陽。上一部《蘭亭》剛上映不久，她又開始了新一輪與現實的對話。這一次，她把筆觸對準了當下。她來到紹興的一處小鎮，確切的是說《蘭亭》故事發生80年之后的地方。一切恍如隔世，戰火平息，但生活并未走向平淡庸常。她發現，小鎮生活比想象中要復雜，世事百態寓于方寸之地，于是有了“生之喜悅三部曲”的第一部《小鎮男孩》。

　　“閉門覓句非詩法，只是征行自有詩”。程曉玲喜歡腳下的大地，這決定了她的講述沉穩而扎實，她的詩情詩思有熟悉的真實的氣味。觀眾問，《蘭亭》的故事為何這樣美，又這樣殘酷。她說，這些故事百分之九十來自史料和口述，這就是發生在我們民族記憶里，卻被歷史煙云遮蔽的小人物的悲喜苦痛。在《蘭亭》里，她不寫馬克思主義者關于信仰的豪言壯語，她寫一種樸素而珍貴的堅持，一種用生命換取認同的悲壯。寫歷史、寫小人物，是因為相信歷史并非大人物的專屬，而是你我這樣的無數的無名者來寫就。寫鄉村、寫社會的弱勢者，是因為珍惜正在變化的世界，珍惜曾在這個時代生活過的痕跡。

　　程曉玲說，若用一個詞匯來概括，“現代鄉村三部曲”關乎心靈，“抗戰三部曲”關乎覺醒，“生之喜悅三部曲”則關乎信仰。但這些都源自生活，因為她相信生活便是真正的哲學。因為信仰生活，那些從作品里開出的人性之花，才會有一種真實的色彩，或許不比繪畫中那樣瑰麗美艷，但一定帶有難以忽視的生命氣息。寫作《小鎮男孩》的沖動也在于此，讓價值多元和利益糾葛社會里的小人物，讓那些彷徨的、無助的靈魂，沖出現實來，透出一口氣。

　　程曉玲欣賞的電影作者是臺灣導演侯孝賢。她把侯孝賢比作電影的探險者，認為侯孝賢對于華語電影的貢獻在于創造了一種從“有我”到“無我”的美學形態。這也是她追求和向往的創作境界。而侯孝賢也鼓勵她，創作者的胸懷不應只裝得下眼前的鮮花、掌聲和回報，要站在歷史的遠方、站在未來。

　　我們無法忽視今天的時代語境。中國電影市場爆炸式的發展，讓全世界都在猜測中國電影的未來走向。程曉玲把這條路比作深深的巷子。她看得到遠方的陽光，問題就在于如何穿越這條巷子。好電影的標準，便是行走者的指南針。

　　艾略特說，我們所有探尋的終結，將來到我們的出發之地。生活，是程曉玲的出發之地與全部探尋的終點。

　　“因為，人是需要點精神的�！彼�看著我，目光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