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 id="aaa0a"><tt id="aaa0a"></tt></li>
<li id="aaa0a"><tt id="aaa0a"></tt></li>
  • <li id="aaa0a"></li>
    <tt id="aaa0a"></tt> <li id="aaa0a"><tt id="aaa0a"></tt></li>
  • <li id="aaa0a"></li>
  • <li id="aaa0a"></li>
    <li id="aaa0a"></li>
  • <li id="aaa0a"><tt id="aaa0a"></tt></li>
  • 中國作家網>> 訪談 >> 資訊 >> 正文

    散落的第一手資料——訪徽學研究學者欒成顯

    http://www.rjjlock.com 2014年06月06日10:58 來源:中國科學報 溫新紅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徽學研究學者欒成顯主要學術專長是明清社會經濟史和契約文書研究,此次也參加了在邯鄲舉辦的太行山文書研討會,并為大會作了題為《明清地方文書檔案遺存述略》的報告。

      《中國科學報》記者就民間文書的相關問題采訪了欒成顯。

      《中國科學報》:您是歷史學者,研究民間文書多年,尤其是徽學。能否談下文書的概念?

      欒成顯:文書一語早已有之。至遲到了唐代,出現了官文書的說法。宋代以后,民間私文書多了起來。民間文書是指古代地方社會在官私各種社會交往活動中生成的原始文本和文字記錄。一般與中央官府如內閣大庫所藏文書檔案相對而言。

      比如,老百姓買賣土地,雙方不僅需要簽署買賣契約,而且還要呈送官府,登記上稅,上稅的收據如契尾等都是文書。

      其主要類別包括有交易文契、合同文約、承繼分書、私家賬簿、官府冊籍、政令公文、訴訟案卷、會簿會書、鄉規民約、日用類書、信函書札等。

      關鍵詞是原始的、最初產生的。在大文獻概念下,民間文書是與典籍文獻相對而言的,是社會生活中直接產生的。

      《中國科學報》:民間文書有什么特點?

      欒成顯:可以說有三個特點:原始性、憑證性和文物性質。

      所謂原始性,即是與一般著述編撰不同。只不過,現在的界限也不那么絕對,敦煌文書、徽州文書、太行山文書等都有一些典籍收到其中。其實嚴格來說典籍不是文書。

      所謂憑證性,即這些在社會活動中產生的原始文本,如契約、合同、分書、婚約等,本是一種書證,在法律上乃具證據之效用。

      文物性質比較好理解,文書不像典籍可以反復印刷,有重復性,許多文書原本自其形成之日起就是唯一的。

      特別要強調的是,第一手資料正是文書檔案的基本屬性。

      《中國科學報》:國內民間文書近些年是不是有不少新發現?

      欒成顯:近些年各地新發現的民間文書比較多。像徽州文書又新發現幾十萬件;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曹樹基,先在浙東石倉發現各種契約文書上萬件,后在江西鄱陽湖地區搜集到大量的明清以來的契約文書;太行山文書也是一例,有10萬件左右。

      值得關注也是特別要強調的是,以上這些事例足以表明,迄今在中國不少地方,仍有一些明清文書檔案,或深藏在農家的老屋里,或保存在個人手中,至今尚未面世,沒有被發掘出來。這種情況在交通不便、開發較遲的山區以及邊遠的地方,諸如山西、江西、浙東山區、皖南山區、云南、貴州等地,出現的幾率更大。這部分契約文書的數量,目前仍然是一個未知數,很可能超出我們的想象。

      保守地估計,明清地方文書檔案的遺存總量不下數百萬件。已有出版物公布的明清地方文書檔案約120余種,其中大陸出版物和臺灣出版物各60余種。已經出版公布、能為學者利用的明清地方文書檔案,僅占遺存的一小部分。絕大部分明清地方文書檔案,仍深藏在有關單位,或散在民間,尚待發掘出來。

      《中國科學報》:為何民間文書越來越受到重視?

      欒成顯:簡單地說,是科學研究的需要,是史學研究的觀念發生變化的結果。

      史學作為一種科學研究,實證性的論證是它的基礎。而要進行科學實證,就不能不重視第一手資料的搜集和利用。

      文書檔案可為史學研究提供典型的個案資料。舉個例子,著名文學家辛棄疾曾說“千年田換八百主,一人口插幾張匙”,田地經過一千年,換了八百個主人,這話很形象,表明土地買賣很頻繁?墒,到底怎樣頻繁?土地買賣的具體過程又是如何?從一般文獻幾乎找不到記載,現在通過古代的地契,即民間文書,就能了解到這個過程,怎么買的、賣的,一清二楚。

      我們考察一下20世紀以來文書檔案的發掘與史學研究實際發展的關系,則更可明了文書檔案的研究價值。

      文書檔案史料的運用促進了不少學科領域研究的發展。例如,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外學者法制史的研究十分興盛,參與學者之眾多,取得成果之豐碩,前所未有。其明顯得益于大量明清文書檔案訴訟案卷的公布與利用。如果沒有文書檔案訴訟資料,那種缺乏實例個案的法制史研究,恐怕是蒼白無力的。

      文書檔案資料的重大發現促成了新學科的誕生,像敦煌學、徽學等。文書檔案已成為中國歷史文化研究史料構成的一個重要方面。

      《中國科學報》:能否簡單比較一下中外民間文書的收藏情況?

      欒成顯:中國文書的豐富是無庸置疑的。而且文書的遺存從古至今形成了一個連續的鏈條,最古可以說是甲骨文,是官文書;之后是戰國至漢晉的簡牘和帛書,接著是敦煌文書,從北魏到唐代再到宋代;然后是黑水城文書,主要是宋元,西夏的最多;再之后便是明清文書,數量最大;現在太行山文書又有延續,從民國到上世紀80年代。

      然而,由于歷史上改朝換代等原因,特別是近代以來,內外戰爭不斷,各種動亂頻繁,許多地方文書檔案都屢遭劫難。

      在歐洲,有古文書學。亞洲日本、韓國的古文書存量和質量都比較好。在日本和韓國,有不少村子的文書檔案被完整地保存下來,亦非常豐富。

    網友評論

    留言板 電話:010-65389115 關閉

    專 題

    網上期刊社

    博 客

    網絡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