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圖：愛是世上最大的稀缺品

　　微卷的頭發，溫和的笑容，輕緩的語調，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宏圖給人的印象永遠是那樣溫爾文雅，文質彬彬。在研討會或私下交流中，當一些教授為了什么話題爭得面紅耳赤，甚至不免腹誹詆毀時，王宏圖的發言卻常常是保有見解而不激烈，話語間總是留有余地，帶著一絲同情之理解，避免使人因他的直言而受到額外的傷害。疾言利色、金剛怒目，這樣的形象似乎從來與王宏圖無關�；蛟S，這與他從小就在古典文學氛圍濃厚的高級知識分子家庭成長有關。但在這個亂象紛呈、混濁失序的社會里，即便是古典風范的君子也很難一直保持平靜。那么，王宏圖內心世界的憤怒、黑暗、批判、焦慮的那些部分，都隱藏到哪去了呢？多年前，當他出版小說集《玫瑰婚典》時，周圍的朋友都不免有些驚訝，因為小說作者王宏圖似乎與平時見到的王宏圖不太一樣，文字恣肆汪洋，情節糾結痛苦，感情色彩濃烈，揭示人性毫不留情。他的小說總是聚焦于當代人生存困境與內心的敏感痛處，展現的是風景獨特的都市人生。

　　《別了，日爾曼尼亞》(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是王宏圖最新創作的長篇小說。小說主要講述了到德國留學的上海人錢重華糾葛失敗的情感歷險，同時穿插著帶出父親錢英年那一代人的命運沉浮，可謂是一部鮮活的當代人關于“忠誠與背叛”、“幻滅與新生”的雙城記。

　　周報：您曾到德國漢堡擔任孔子學院院長兩年。這段經歷，對您創作這部以上海和德國為背景的長篇小說，有何影響？

　　王宏圖：我在漢堡工作的兩年，直接催生了這部小說。如果沒有這段經歷，就根本不會想到寫這部涉及異國背景的作品。我是在德國工作近一年后開始動筆寫的。起先我還有些猶豫，想著是不是該將這些體驗在腦子里沉淀一下，回國以后再寫。但我害怕隨著時間的流逝，鮮活的印象會趨于黯淡，所以還是抓緊寫了出來�，F在發現當初的選擇是正確的。我離開德國已有四年半了，現在再寫，記憶中只剩下一些模糊的碎片，再也不復當年的豐滿。

　　周報：您在《別了，日爾曼尼亞》中毫不猶豫地把筆觸伸向人性的幽暗角落，對金錢、權勢、情欲的攥取、貪婪放縱等形相作了深入甚至冷酷的刻畫，同時小說中又始終貫穿著一種悲憫的眼光，從未完全放棄過對人世間微弱而易滅的真情的尋覓渴求。這似乎也是您在多部小說中始終延伸的一個隱含的核心線索？

　　王宏圖：你觀察得很準確，這的確是我作品中隱含的核心線索。我一直不相信許多童話結尾時“從此他們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之類的陳詞濫調，而是力圖透過光鮮迷人的外表，直達內里的核心，展示出生活的真實面目，即便它是那么殘酷，有時讓人無法直視。我們不是生活在伊甸園中，不是生活在游樂場里，我們之所以不幸福在很大程度上緣于我們自身。我們像饞嘴的孩童，貪婪地攫取著金錢、權勢，最大限度地沉浸于情欲的滿足中。我們什么都要，什么都不放過。盡管人們不時標榜讓世界充滿愛，但愛在這個世界上是最大的稀缺品。由于沒有愛，我們互相算計、利用，乃至背叛，事后還用冠冕堂皇的借口來遮掩自己的丑惡。當然，人們心中的善意與愛并沒有完全泯滅，它是天地間僅有的救贖之光，所有的宗教都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雖然我并不是教徒，但像小說結尾，主人公錢重華在梵蒂岡圣彼得大教堂中暫時尋覓得精神上的寧靜是一個隱喻，人們只有在超越此岸的地方才能得到某種救贖，雖然它不一定持久、穩固，在旁人眼里顯得虛幻不實。

　　周報：除了2001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說集《玫瑰婚典》外，您先前還寫過 《Sweetheart,誰敲錯了門？》《風華正茂》兩部長篇小說。最初是什么東西觸動您動筆寫小說的？

　　王宏圖：我創作的動因大都緣于個人的生活體驗。我從大學畢業后，雖然一直棲身于大學和社科院中，其間也曾到美國、日本和德國呆了好多年。個人的成長與困惑，異域世界的刺激，社會風云的變幻，時不時讓我產生表達與傾訴的沖動。但這點點滴滴的體悟大都無法用理論話語來表達，因而產生了寫小說的沖動。

　　此外，和散文寫作相比，寫小說有一個好處，它可以讓作者躲藏在眾多人物的面具背后，將自己的種種感受融化在他們的世界之中。我是一個容易害羞的人，如果寫作散文，必然要將自己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呈現在光天化日之下，有時這對我成了無法承受的重壓。而小說則可以安心戴上一副面具，借著那些虛構人物的命運抒寫自己的情感。當然在旁人眼里這有些自欺欺人，只不過是拙劣的掩耳盜鈴之舉罷了。

　　周報：文學創作對您的意義是？

　　王宏圖：文學創作對我的意義首先是心理上的療治，獲取精神上的平衡。如果不從事創作，我的精神可能早就崩潰了。

　　其次是創造美的沖動。每個人生命如此短暫，周圍每天又充斥了如此之多的丑惡。然而，如果你持之以恒地將它作為審美對象來觀照，訴諸于筆端，久而久之，它們就成了美的對象了。我想藝術最終的奧秘即在于此，而德國作家席勒所說只有在審美中人才能臻于自由的境地就是這個意思吧。

　　周報：您現在最關注的創作主題是？您會一直寫下去嗎？

　　王宏圖：我現在最關注的創作主題是：在一個飛速變化的世界中人性的蛻變及其在善惡維度上的極限與可能性。我不是性善論者，也不是性惡論者，我信奉康德所言，“人性這根曲木，絕然造不出任何筆直的東西�！蔽蚁氡M力展現人性曲木上細密糾結的褶皺紋理。

　　至于是否會一直寫下去，我也不知道。說不定哪一天我失去了沖動，也就自然擱筆了。

　　周報：作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您平時教哪些課程？您給創意寫作碩士班的學生上寫作課，同時您又是創作多年的小說家，深知寫作甘苦。教授和小說家這兩種身份，您更喜愛哪一個？您個人認為，什么樣的小說是好小說？您對自己哪部小說比較滿意？

　　王宏圖：我在大學里主要教授“外國文學史”、“西方文學名著選讀”、“中外文學關系”等課程。教授和小說家這兩種身份，我更偏愛后者。至于“什么樣的小說是好小說”，這是個偽命題。小說的歷史綿延了數千年，遠遠超越了我們個體的生命時間。每個時代、每個民族、每個地域，都有什么是好小說的理想；你從中找出重疊的部分，求得最小的公約數，就能找到“什么是好小說”的答案嗎？也許是，但這又有多大意義呢？每個作家都寫著他們自己認定的好小說，有時它們又互不相容。如果他們能夠實現各自的美學理想，這些作品某種程度上就成了“好小說”。

　　我對自己寫過的三部長篇小說都有不滿意的地方。2006年推出的《Sweetheart,誰敲錯了門？》文氣最為酣暢，但顯得輕飄；2009年出版的《風華正茂》情感豐沛飽滿，但不少地方過于直露；　現在這部新作文辭過于雕琢，節奏太緩慢。但它們是我生命各個時期的產物，像生養的孩子，我對它們各有所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