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沒有非文化的書法存在

——《甲午一百二十年祭》書法展一瞥

張飆書法作品

張飆撰并書《甲午一百二十年祭》 （局部）

　　今年8月1日，是中日甲午戰爭宣戰120年紀念日； 120年前的9月17日，中日黃海海戰，日本奪取黃海制海權；海戰歷時5個多小時，其規模之大、時間之長，為近代世界海戰史上遠東戰區所罕見。直至1895年4月，中日簽訂《馬關條約》 ，戰爭以中國的慘敗告終，把中華民族推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當年的歷史鉤沉，當年軍民奮勇抗敵的寶貴民族氣節，當年中國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原因，如今，全部展現于由中國文聯、中國書協、中華海外聯誼會教科文衛體委員會、 《科技日報》主辦，中國書協中直分會、和平世界書畫院承辦的張飆撰并書《甲午一百二十年祭》書法展覽中。

　　為總結歷史、啟示未來、銘記歷史教訓，也為激勵人們實現偉大中國夢的熱情，中國書協顧問張飆自去年開始搜集和查閱大量資料，從浩瀚的史料中梳理出“國恥民辱” 、“將士忠魂” 、“君臣官民” 、“思維文化” 4個角度，用兩個月時間，寫成一萬九千字的長文《甲午一百二十年祭》 ，全文刊登于今年1月28日的《科技日報》上。文章既謳歌了在甲午戰爭中英勇殉國的烈士，也沉痛反思為什么會“大敗于小” 、 “多敗于少” 、 “強敗于弱” 、 “師敗于生” ；并比較了當時影響戰爭勝負的中日兩國當權人物的不同作為，以及兩國不同的思維文化。文章發表后，引起了強烈反響， 《新華文摘》第7期詳細摘轉了文章，解放軍出版社于今年6月出版了《甲午一百二十年祭》一書。

　　接著，從今年春節到“五一” ，張飆又用了3個月的時間，把他的文章以書法的形式表現出來。其中長卷142條，長72米、高2 . 4米；另外還有相關內容作品220余件，共同組成了此次的展覽。

　　每一個字都是一個生命單位

　　“國恥民辱祭”反思甲午戰爭的失敗和恥辱；“將士忠魂祭”書寫鄧世昌、丁汝昌、劉步蟾、左寶貴、林履中、林永升、楊用霖等北洋海軍將士在戰爭中以身殉國的壯言與壯行；“君臣官民祭”總覽戰爭時最高決策者、實際戰斗者、后勤部門、新聞輿論和國民情緒的反應；“思維文化祭”中，以中日兩國理論、行動來反映深層次的文化差別，反思處理國際關系的思維方式，得出“甲午戰爭，中國敗給了中國”的結論。整篇祭文以行草書寫，祭文標題分別以魏碑和隸書書體撰寫；將士名錄則以楷書、榜書撰寫其名，又以行草錄述其人生經歷。不同書體作品相互映照，凸顯“前事不忘、后事之師，重溫歷史是為了現在，更是為了將來”的主旨思想。

　　中國書協理事張銅彥關注到不同書體書寫不同內容的創作構思，他認為恢宏大氣和端莊秀美等不同風格的配搭，是張飆書法字內和字外功夫的集中顯現。書法評論家黃君亦認為，不同內容使用不同書體，是作者對書體審美的考量，是“有意味的形式”的書法的展現。4個篇章以不同側面闡述作者對甲午戰爭的文化反思，讓整個展覽充滿悲壯的感染力。在中國書協理事羅楊看來，每一個字都是一個生命單位，它們鋪陳出詩、文的汪洋恣肆、互為表里。

　　“這些書法作品情感真摯、氣韻生動、大氣磅礴。他將豐富的情感化入書法的點線之中，或澎湃如海濤、或纏綿如溪流、或頓挫如群山，洋溢著一種陽剛、雄強、正大的氣象。這些形式多樣的書法作品充分展現了歷史的厚重與深刻，傳遞出張飆先生對國家、對民族的深切熱愛。 ”中國書協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兼秘書長陳洪武說。

　　小的也做，大的也做

　　“從白居易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到黃遵憲主張的‘我手寫我口’ ，從顧憲成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到鄒文的《革命軍》 ，以社會、時政熱點入詩、入書，這是中國文化延續至今的重要傳統。 ”中國書協理事梁永琳說。羅楊則注意到展名上面一行小字—— “張飆撰、張飆書” ：“我們很多的展覽中，書法家抄抄唐詩宋詞、佛經警句的太常見了，少有有感而發的道德文章。 ”

　　“書法家首先應是文人，而不是筆墨游戲的工匠，但如今我們很多書法家都沉浸在筆墨訓練的圈圈里打轉，很少有書法家可以自作詩、文。其根本原因在于書法界的整體意識中，沒有注意到時代的文化價值對心靈感悟產生的重要意義。 ”黃君說。對于這個問題，中國書協理事周俊杰倒是持“相反”意見：“有關如今書法界沒文化、對當代書法全盤否定的論調屢見于報刊。但我想，張飆應該是一個反例。為了寫《甲午一百二十年祭》 ，他看了幾十本書，是在做學問，最后以書法的方式表達出來。 ”

　　觀看《甲午一百二十年祭》展覽，很多書法界人士和羅楊的觀感一樣，希望更多“不是以學問授予的學位、不是以協會授予的官位、不是以市場授予的價位”而決定的真正有思想品位的書法作品出現，因為“從來沒有非文化的書法存在” 。對于創作“有內容” 、“有形式”的書法，張飆的說法非常簡單：“這些年我在書法跟上時代、服務時代方面，進行了很多探索；甲午，是全民族的課題，國際關系、民族的崛起，是包括書法家在內的整個中華民族必須面對的問題——所以，身處‘小時代’ ，我也是想：小時代的事情也做，大時代的事情也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