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水墨畫樂譜演奏《寒山夜雨》

——訪嘗試跨界形式架構的女作曲家陶鈺

陶鈺近照

　　在如今以跨界作為新時代藝術媒介舞臺形式之時，陶鈺的創作突出表現出綜合利用文學、音樂、戲曲、美術、影視等多藝術形式時極佳的想象力和創造力，集中體現出一個“80后”東方作曲家在接受西方文化影響后，跨越時代的多文化集合能力。這些優勢使得陶鈺在歐洲脫穎而出。

　　七月初，旅法青年女作曲家陶鈺發來郵件，告訴朋友們她的又一新作《玉笛誰家醒落梅》(為三把低音長笛而作)于7月5日晚由“銀笛三重奏”組在法國巴黎Le Triton音樂廳首演。

　　雖然無法赴法親自為她捧場助威，但看到這封郵件，依然為她不斷的成功而興奮。

　　陶鈺是我一直想采訪的旅法青年女作曲家，這一想法的初衷，來自2005年在北京現代電子音樂節現場，第一次觀看她創作的《天問》——為打擊樂、琵琶及八軌電子音樂而作。記得當時的舞臺上，陶鈺作為一名擊鼓者，在幾面鼓中頗有儀式感地走出走進，讓人恍若在看一場音樂多媒體的行為藝術，想象力會隨著音樂感受到一個文化場的磁性……

　　當時陶鈺已是瑞士日內瓦高等音樂學院首位高級作曲、高級電子音樂作曲文憑雙學位的獲得者，剛轉入巴黎音樂與音響協調研究所就讀作曲與音樂信息。赴歐前，她曾就讀北京中國音樂學院作曲系，是施萬春教授、姚恒璐教授和王寧教授的學生。后來，她又進入巴黎第八大學博士生院從事音樂研究。那時的陶鈺，已經是華人女作曲家協會會員，協會的新作品音樂會上，常聽到她的新作。

　　2007年，為促進瑞士與中國音樂領域的文化藝術交流，由瑞士政府、瑞士音樂家協會及基金會贊助，在瑞士與中國舉辦“陶鈺與ATROS三重奏團瑞中巡演”活動，陶鈺訪問了北京、成都、廣西、杭州、天津及沈陽等中國6個城市的7所音樂院校。

　　如今，現任法國CREA現代藝術協會音樂總監的陶鈺，不僅獲得包括法國“格拉姆”現代音樂中心及法國文化部等大量委約，先后在意大利、瑞士舉辦個人作品音樂會；由法國文化部及法國音樂家協會贊助組織“陶鈺與格拉姆” 、 “陶鈺與銀笛樂團”中國巡演；被法國“Har - tung et Berman”基金會、意大利威尼斯“Buziol”基金會、荷蘭“Ragazza Kwartet”樂團、法國“GRAME”現代音樂藝術中心、 “Pcl”樂團及“Arzoyd”現代音樂藝術中心邀為駐團作曲，作品在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瑞士、荷蘭、波蘭、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及中國廣泛上演并屢次獲獎。同時，作為美國IAWN國際女音樂家聯合會理事、音樂會委員會主席，她也曾組織在美、法、中三國九個城市間的系列音樂會，致力于東西方文化交流。她近年新作不斷，多媒體音樂《在東西之間》 ，室內樂《龍卷風》 《酒狂》 《潯陽夜月》 《玉魚》等作品都一一在歐洲公演，創作狀態十分活躍。

　　從構思開始的多向度創作思維

　　“我的第一首登上國際舞臺的作品是1999年創作的《鬧元宵》 ——為鋼琴獨奏而作，作為當年唯一入選美國第36屆SCI作曲家協會國會會議音樂會的中國作品，首演于2002年4月19日于俄亥俄州Akron大學Guzzetta音樂廳。也是這一年，我到了歐洲。 ”陶鈺說。

　　在如今以跨界作為新時代藝術媒介舞臺形式之時，陶鈺的創作突出表現出綜合利用文學、音樂、戲曲、美術、影視等多藝術形式時極佳的想象力和創造力，集中體現出一個“80后”東方作曲家在接受西方文化影響后，跨越時代的多文化集合能力。這些優勢使得陶鈺在歐洲脫穎而出。

　　2011年，華人女作曲家協會在北京國家大劇院舉辦一場雙鋼琴新作品音樂會。一拿到節目單觀眾就被陶鈺的作品《寒山夜雨》的與眾不同吸引了：“此曲為一首即興曲。曲譜是由作曲家將兩幅描繪寒山夜雨的中國水墨畫，以全新的角度重新剪貼組合排序而成，因此譜面沒有音符，只有水墨。兩位鋼琴演奏者，每人各持一幅水墨樂譜，分別在鋼琴鍵盤、黑鍵盤及琴弦上，對這微雨、寒燈、亂空山進行詮釋。 ”

　　演出時，陶鈺身兼作曲和鋼琴演奏雙重身份，完成了作品從紙面到鋼琴演奏的全部創作過程，將一部雙鋼琴作品的內涵延伸到當代人對傳統文化的認識、解構、再認知等一系列嚴肅命題。

　　在形式背后的深層次思考內核

　　陶鈺的作品主要在歐洲演出，這使她在創作時首先考慮到如何在尋求與西方觀眾共鳴的基礎上，做出一個中國當代作曲家的表達。在歐洲年輕作曲家普遍面臨生存和接受的文化環境更趨國際化傾向時，應該說，陶鈺是幸運的。她帶著博大精深取之不盡的中國文化來到當代音樂的前沿歐洲大地立足，古今東西文化的碰撞一次次在她的身上激發出能量和火花，使她的音樂在個性中有一種得天獨厚的優勢。

　　“我最近創作首演的一首作品《玉魚》 ——為吉他、豎琴及曼陀林而作，是特別考量到中西方觀眾不同感受前提下誕生的。我常反思，在音樂里中文的使用是否會影響西方觀眾的思維，如同外文的使用是否會影響國人觀眾的思維呢？是否有一種語言可使所有人接受？而對于一部音樂作品來說，使觀眾聽懂是否一定重要？在這首曲子中，我運用了68個發音為‘YU’的中文非常用字，組成了一個故事《玉魚》 ，若無人翻譯，國人能接受嗎？國外人呢？其實在這里， 68個‘yu’音中國字，已經成為一個國際化語言，發音和意義已經不再重要！所以，把意義留給作曲家，將發音留給演唱家，剩下的，即音樂的本身連同這聲音的聲音獻給你。 ”陶鈺說。

　　可能理解陶鈺這部作品的初衷有些費周折，其實她是用心良苦地深入到一個本來古遠而明確，卻被今人忽略的音樂本體問題，即音樂是先于語言而產生的人類情感表達方式，當代東西方人是否可以穿越語言障礙在音樂中尋求到共鳴？ ！

　　2011年4月，陶鈺的歌劇處女作《阿Q》在法國首演。這部歌劇的表演形式，給觀眾一個全新的歌劇概念。因為舞臺上只有一個歌唱者，即除主角由男中音演唱家時可龍扮演外，其他的劇中角色都不是通過人聲，而是交給幾件樂器和持有它的演奏家來完成：琵琶演奏家俞玲玲用琵琶出色地詮釋了小寡婦吳媽一角；長笛演奏家Fabrice Jünger以長笛的華麗音色極具可信度地飾演了假洋鬼子；打擊樂演奏家Gérard Lecointe也極生動地飾演了趙太爺的角色。歌劇的伴奏則邀請了里昂鍵盤打擊樂團。以此，陶鈺的想象力又為觀眾創造出一個個趣味無窮的活力場面：四位打擊樂演奏家各戴六種用不同材料做成的指環，在象征麻將桌的平放大鑼上敲擊出不同節奏，從聲音到表演，生動地表現出打麻將的場景。阿Q被趙太爺手下毒打，扮演阿Q的演員身背大鼓，家丁打手用鼓槌在阿Q背上猛抽，隨著抽打的頻率加快，舞臺的正光燈與背光燈錯亂地射在打手與阿Q身上，效果極具震撼……

　　《阿Q》沒有固定的舞臺背景，陶鈺用采錄來的具體音樂中生動的現實音響，規定出一段段阿Q時代的生活背景。而通過現場紅外線攝像機將音樂家的特寫鏡頭與演員的特定手勢，投射到舞臺背景大屏幕上的視頻影像創作，與具體音樂營造的懷舊形成反差，又引導觀眾在戲里戲外不同時空中，感受和體悟到更多傳統歌劇形式觀演得不到的戲劇效果，被當地評論家稱為“演出最具震撼力的時刻之一” 。

　　自華夏走出的世界化音樂語言

　　《阿Q》成功首演后，法國著名樂評人、巴黎亞洲藝術博物館劇院藝術總監休伯特·老特特意為陶鈺在當地媒體上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文中這樣評價陶鈺：

　　“現代音樂作品往往會使觀眾不盡滿意，除非他們就是為了尋求純粹的腦力活動。理論常常代替了情感，浮夸代替了言語，論證代替了信息。極其幸運的是，年輕的作曲家陶鈺沒有沾染上其某些同行的這些缺點。顯然，陶鈺精通理論，她先后就讀中國音樂學院附中、中國音樂學院、日內瓦高等音樂學院及巴黎的IRCAM，這些并不只帶給她對于復雜的現代音樂創作所需的必要的數學知識。通過這部作品，我們便可一目了然。音樂是如此的敏感，甚至在構思最復雜的段落也極具感染力，服務于情節、氣氛與人物。音樂家們對音樂的享受，通過他們精湛的演奏，將其感受傳遞給觀眾。如果說這部作品持有一顆中國心，那么陶鈺的機遇、經歷、經驗及她的游歷則豐富了她的音樂語言。 ”看得出，盡管在歐洲，人們最尊重的還是一個藝術家的才華和個性，無論種族和國度。因此，任何一個成功者，都不可能是僥幸而為的結果。陶鈺付出了，因此她當之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