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生全：太圓潤的歷史寫作是可疑的

長篇新作《蒙哥大帝》《不倒翁馮道》近期推出

　　張生全，筆名三疊弓，現居眉山。在《鐘山》《天涯》等刊發表小說、散文三百余萬字。多篇作品入選各年度選本、大學教材及全國各地高考、中考試題。已出版長篇歷史小說《蒙哥大帝》(三部)、《不倒翁馮道》，散文集《屋檐口下望天》《變形詞》《半拍澄澈》。獲華文最佳散文獎、在場主義散文獎新銳獎、林語堂散文獎等多種文學獎項。

　　近期，作家張生全接連推出長篇小說《蒙哥大帝》和《不倒翁馮道》，以虛構形式重塑這兩位在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卻因為種種因素被遮蔽、忽略的人物。選擇他們進行書寫，張生全坦言“我有一種發現歷史，發現真相的野心”。在歷史小說的寫作中，他承襲了在場主義寫作“去蔽求真”的理念，并認為“歷史并不都是具有邏輯性的，太圓潤的絲絲入扣的歷史寫作是可疑的”。

　　記者：許多人都因為散文寫作和在場主義的理念而熟悉你，在多年的散文創作積淀下，長篇小說《蒙哥大帝》的問世令許多人眼前一亮，可否談一下這部長篇小說的創作初衷？

　　張生全：其實我一直都在寫小說�；蛘哒f，一直都在進行帶虛構性質的文本的寫作。以前寫散文，經常和別人爭論散文可不可以虛構的問題。我是傾向于散文可以虛構的，因為我就經常有這樣的策略。別人讀了，并不以為我在虛構，反而覺得很真實。這說明，虛構原本就不是散文藝術的核心問題。后來我干脆放棄爭論和解釋，更多地著力于可以虛構的小說創作了。藝術的本質是自由的，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能夠給予我寫作更大的自由，傳遞出更加浩蕩、豐沛以及尖銳的藝術感覺，趨近文學的無限可能性，這讓我著迷。

　　記者：在忽必烈的耀眼光環下，蒙哥這一人物可以說在歷史上是有所遮蔽的。近年來，文學界多有“重新發現歷史”的寫作，雖然《蒙哥大帝》是小說體裁，但重提蒙哥，將他的一生崢嶸帶回歷史舞臺，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于歷史的補遺。發掘被淹沒的、發現未發現的，這樣的寫作，在當下嘈雜的出版市場上無疑是冷僻且冷靜的一支。你為何選擇這樣的寫作作為最近思考的主要方向？

　　張生全：你前面提到在場主義，在場主義有個重要的理念是去蔽求真。我寫蒙哥，也正有這樣的想法。你說得不錯，蒙哥確實是被遮蔽的。他在蒙古帝國形成與壯大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絕不亞于成吉思汗和忽必烈。他是一個承先啟后的大汗，蒙哥登上汗位之前，帝國事實上已經四分五裂了，是他以及他的家族用鐵腕把帝國重新捏合在一起，并且占領了整個西亞、大半個歐洲并一直打到非洲，擁有了蒙古帝國史上最遼闊的疆域。蒙哥也是帝國最后的榮光，蒙哥之后，帝國便一分為四。忽必烈的元朝，其實只是大蒙古的一支。蒙哥大帝的顯赫聲名被遮蔽，這是有原因的，限于篇幅，在這里不可能展開討論。我選擇他作為我筆下的主人公，正是有一種發現歷史，發現真相的野心。雖然明知道蒙哥的題材偏冷，就算我寫得再好，在從眾的當下市場上也不可能引起太大的反響，但我仍然不愿意放棄這樣的嘗試，我覺得這是一個歷史作家最重要的東西。

　　記者：歷史小說的創作，往往以真實歷史人物、事件為基礎構架，在此基礎上進行虛構創作，這同時也導致了一個真實與虛假的問題，即客觀真實對象與主觀作者審美、創作需求之間的差異，你是如何在真實歷史人物和虛構故事之間取得平衡的？

　　張生全：我有個大膽的想法，歷史人物或許是不需要虛構的。歷史人物是什么樣子的，今天我們誰也不知道，我們的印象，都來自于史書。史書上的歷史人物，之所以干癟乏味，那是因為官方史學家按照公文的范式，甚至按照當權者的需要，讓真實歷史人物縮了水，變了形，漆了面，成了一具木乃伊。歷史小說家的任務，就是要喚回歷史人物的生命，讓血液在他身上流動起來，呼吸起來，甚至讓他可以生長、思考和創造。一旦達到這個目的，歷史小說就成了。我說這話并不是回避和辯解，你看《史記》，司馬遷筆下的歷史人物多么精彩，你能說司馬遷在虛構嗎？抓住歷史人物的根核，給他以水分和陽光，讓他自然生長，或許他的外表和真實的那個歷史人物有差異，但本質是一樣的。

　　記者：如此大的框架、人物、事件眾多，很容易在寫作中陷入細碎，但如果以主人公一生經歷順延鋪展，又在結構上喪失了難度，這也是許多歷史長篇小說面對的問題。你如何面對這樣的挑戰？

　　張生全：你說得對，這些確實是在寫作前曾經苦惱過我的東西。不過我相信，任何長篇歷史小說都是有自身結構的，隨著對史料的研讀和分析，這個結構會自然浮現出來。以《蒙哥大帝》為例，我是帶著探究蒙哥這樣一位叱咤風云的人物為什么會被遮蔽的疑問進入史料分析的。接下來我便發現，不僅是蒙哥，他的父母拖雷和唆魯禾帖尼也有著非常精彩的故事。按照蒙古幼子守灶的傳統，成吉思汗的汗位應該傳給四子拖雷，而且拖雷在他幾兄弟中戰功最顯赫，擁有的軍隊最多。但是，成吉思汗出于復雜的考慮，把汗位傳給了三子窩闊臺，而且讓大家發誓，將來的汗位也必須在窩闊臺的后代中產生。這就出現矛盾了。后來，拖雷又不明不白地喝下窩闊臺給他的“病水”而死掉。這樣，矛盾不但有，而且相當尖銳。但此后，擁有龐大軍隊的拖雷家族并沒有叛亂，而是經過長時間艱難的隱忍，直到汗位幾乎水到渠成地落到拖雷長子蒙哥頭上。但是不久，權力中心又從蒙哥一支轉移到他的弟弟忽必烈那支上，忽必烈非常干凈徹底地取代了蒙哥家族在蒙古的地位和控制力。你看，到這時候，《蒙哥大帝》的結構是不是就呈現出來了呢？它已經不簡單是蒙哥從生到死的過程，還是蒙古權杖如何從窩闊臺家族轉移到蒙哥家族，又從蒙哥家族轉移到忽必烈家族的過程。還是蒙古帝國如何從分到合，又從合到分的過程。這樣，小說的結構就不再是單線的，而是復調的。蒙哥波瀾壯闊的一生經歷和蒙古帝國的歷史并不是分離的，相反聯系得非常緊密，他是一根主線，扯動這條主線，整個蒙古政治史戰爭史、故事矛盾沖突、人物性格及命運這些東西都動起來了。

　　記者：在《蒙哥大帝》中，你的寫作并沒有過多渲染蒙哥作為一代英雄的傳奇色彩，反而將他的性格細致地在種種日�；顒雍蛯υ捴姓宫F。這樣的寫法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故事本身的戲劇沖突，而將在史料中一定程度上被神化的蒙哥還原為真實、復雜、豐滿的個體形象，這是否刻意而為？可否就此談談？

　　張生全：你可能不知道，其實我是特別迷戀古典傳奇小說的。古典傳奇中常用三句話，來描述非常重要的表現手法，一句是“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一句是“花開兩朵，各表一枝”，一句是“說時遲，那時快”。這三句話，第一句說的是伏脈、鋪襯和懸念等故事技巧；　第二句說的是故事的豐沛和生動；　第三句說的是故事的節奏和起復。我在寫《蒙哥大帝》時，很多地方都借鑒了這樣的經驗。但是，現代小說和古典傳奇的區別在于，現代小說的重心是塑造人物形象，揭示存在意義。因此，還原生活場景，書寫日常細節，這些有別于情節技巧的策略就變得非常重要，歷史小說也不例外。雖說這種方式有可能打斷情節的流暢性，但小說的容量和力度上會有大收獲，我覺得這是值得的。

　　記者：但凡歷史題材的寫作，作家多有自己的思考路徑和寫作傾向�！睹筛绱蟮邸分�，似乎能讀到這樣的意味———宏觀而言，英雄人物在歷史發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但具體到個人，英雄人物的命運卻常常由種種瑣碎、意外小事而決定。命運的無常和戲謔在歷史長河中從來不乏佐證。這是否一定程度上也是你對于歷史的看法？

　　張生全：在《蒙哥大帝》中，我確實在很多地方寫到了偶然的因素在歷史進程中所起的作用。比較典型的一個例子是，蒙哥久攻釣魚城不下，最后他決定孤注一擲，集合所帶領的全蒙古軍和釣魚城宋軍進行最后的決戰。不過，直到最后一刻，他仍然有些猶豫，不知道該不該這樣打。他雖然舉起了指揮棒，但并不確定是否揮下。恰在這時候，一只蜻蜓落在了他的指揮棒上。他本想先把蜻蜓抖落，但蒙古軍誤會了他的動作，總攻因此發動起來。正如你說的，我選擇的這個細節不無戲謔，也是來自我的想象。但是，我并非胡想。因為蒙哥被飛石打死，其實也是相當偶然的，我的“抖蜻蜓”細節便契合了這種偶然。但偶然中有必然，那正是處于事業巔峰期的蒙哥性格的一種體現。我寫這個細節，既在寫蒙哥的性格，也在批判蒙哥所發動的好大喜功的戰爭，同時表明了我的一種歷史觀。歷史并不都是具有邏輯性的，太圓潤的絲絲入扣的歷史寫作是可疑的。

　　記者：近期，你又推出了新作《不倒翁馮道》，全面展示了馮道的一生宦海生涯。與《蒙哥大帝》相比，《不倒翁馮道》 在寫作上的重點是否有所不同？可否大致介紹一下？

　　張生全：在題材選擇上，《不倒翁馮道》和《蒙哥大帝》是一脈相承的，都是比較偏冷偏難的。所謂偏冷，是這兩個人都不太為大家所熟悉。所謂偏難，是指要么史料偏少要么歷史太混亂不容易厘清。在主旨上，兩個作品也都寄寓著我重寫歷史重寫歷史人物的愿望。蒙哥是長久被遮蔽被忽視，馮道則是反復被誤解被歪曲。我寫馮道，也是有為他翻案的想法。不過，在表現手段上，區別很大。蒙哥一生經歷跌宕起伏，但性格相對來說簡單一些。馮道一直高居相位，流水的朝廷鐵打的宰相，但他的性格非常復雜。寫蒙哥，需要從歷史中把他凸顯出來，力量是往上的，傳奇的。寫馮道，則需要讓他回到歷史的原生場景，展現他的本來面目，力量是往下的，日常的。這兩種寫法并沒有優劣高下之分，任何手段都是由人物決定的，兩個主人公性格與際遇的差別，決定了我有這樣不同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