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誠：“文學史”這個“世紀迷思”的病癥

——專訪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當代中國文學研究學者洪子誠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當代中國文學研究學者洪子誠。

▲洪子誠著《中國當代文學史(修訂版)》。

▲洪子誠著《當代文學的概念》。

▲洪子誠著《當代中國文學的藝術問題》。

▲洪子誠著《作家姿態與自我意識》。

▲洪子誠著《中國當代文學史作品選(修訂版)》。

▲洪子誠著《中國當代文學史(修訂版)》。

　　深圳商報記者 魏沛娜

　　作為當代中國文學研究領域重要的奠基者與開創者，洪子誠學識淵博而嚴謹，著作等身而低調，在海內外頗具影響力。這位從潮汕揭陽走出去的優秀學者，“沒有擔任過什么職務，沒有受到什么懲處，沒有得過什么獎賞”，如今年逾古稀，仍然關注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和教學。

　　洪子誠1956年就讀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1961年畢業后一直留校任教。正如有學者指出，他被學界關注的原因有兩方面，“一是其學術成果的重要性和經典性，一是其個人‘邊緣性’的性格特征及其形成過程”。其著作《中國當代文學史》、《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被部分學者戲稱為“學界的紅寶書”，足見其在當代文學研究界的重要地位。

　　不要妄自菲薄

　　目前，洪子誠正在臺灣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擔任客座教授。近日在接受本報記者郵件專訪時，洪子誠強調，“我很不能同意的是，目前國內學界對海外著述有一種不加分析的崇拜和貶低國內學者的現象，有一些學者就靠這個吃飯，提高自己名聲�！�

　　針對國內有些學者盲目批評當代文學史的編寫，他發出質疑：“其實，像陳思和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錢理群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范伯群的《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插圖本)》，吳福輝的《插圖本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以及去年剛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1928-1937) 》等，水平都是很高的。我寫的《中國當代文學史》，2007年在荷蘭萊頓的布里爾出版社(Brill)出版了英文版。布里爾是很有權威性的學術出版社。去年，日本東方書店出了日文版，明年，俄國的東方出版中心還要出俄文版。為什么我們國內學者對待自己就那么苛刻呢？”

　　在洪子誠看來，“現當代文學學者，有許多很優秀，并不比王德威、顧彬他們差，像錢理群、陳平原、吳福輝、趙園、孫郁、范伯群、陳思和等等。完全不要妄自菲薄�！�

　　此外，談及當代人寫史的問題，洪子誠說：“當代人寫史的問題，從上世紀80年代初到現在總是在說。奇怪的是，沒有人指責朱自清、周作人在新文學誕生只有十多年的時候就寫類似新文學史的論著不應該，可是，在當代文學已經過了30、40、60年的時候，還說距離時間太近，還說不能寫史。多少年才‘不近’��？當代人寫當代史的缺陷自然存在，問題多多，但當代人的講述，也有隔代、隔隔代人講述不能代替的方面存在�！�

　　至于對于具體的文學現象的選擇與處理，洪子誠在《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前言寫道：“表現了編寫者的文學史觀和無法回避的價值評析尺度……一方面，會更注意對某一作品，某一體裁、樣式，某一概念的形態特征的描述，包括這些特征的演化的情形；另一方面，則會關注這些類型的文學形態產生、演化的情境和條件，并提供顯現這些情境和條件的材料，以增加我們靠近‘歷史’的可能性�！�

　　價值判斷并不能取消

　　《文化廣場》：您在《中國當代文學史》前言中寫道：“本書的著重點不是對這些現象的評判，即不是將創作和文學問題從特定的歷史情境中抽取出來，按照編寫者所信奉的價值尺度(政治的、倫理的、審美的)作出臧否，而是努力將問題‘放回’到‘歷史情境’中去審察”，也就是說您不是梳理“文學中的歷史”，而是探尋“歷史中的文學”，那么對于文學史，您是否更傾重“歷史性”？

　　洪子誠：文學史研究者都是在面對、處理他所處時代的文學史問題。上世紀90年代，現當代文學史寫作，在處理文學觀念、題材、形態、樣式、風格的變異的時代歷史依據上，在探討“現代文學”到“當代文學”的轉折上，以及將“當代文學”不是作為批判對象，而是作為研究對象對其內部結構加以辨析上，還有很大拓展空間。這就是我的“努力將問題‘放回’到‘歷史情境’中去審察”要解決的問題。需要說明的是，價值判斷其實并不能取消，不能真正擱置。我只是降低它的地位，在表達上緩和其緊張度而已。

　　《文化廣場》：當代文學史書寫一直面臨著尷尬的狀態，不少學者都強調需要勇敢與力度。劉再復先生也認為，若從1949年至今65年，以七十年代末為分界點，“前半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基本上是失敗的文學史”，“倘若真的敢于‘重寫’，那么，對于前半期就得敢于觸犯許多戒律”。不知您當時寫《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勇敢”來源于哪里？

　　洪子誠：寫當代文學史時，我不覺得自己有什么勇敢。也不認為指出當代前三十年的文學“失敗”需要多大勇氣(雖然這個問題現在爭議很大)。我的當代文學史書出版的時候，表揚的人說是“寸鐵殺人”、“老吏斷獄”，批評的說是“畏首畏尾”、“膽小怕事”。表揚是太夸張承受不起，我也不是有許多詭計的人；而批評我也不想承認，雖說“膽小怕事”確是我的性格。退一步說，設想我變得“勇敢”起來了，文學史我還是會這樣寫。當代文學史寫作的戒律、禁忌是存在的，我們也需要有智慧去處理，但不要過于夸大。我的書的缺陷屬于另一層面，也就是因學識、經驗、才情的限制，導致面對“現實脈絡的紛繁”與“種種權力格局的糾纏”(戴錦華語)時，在把握上存在缺失。

　　“理想的文學史格局”不可能出現

　　《文化廣場》：26年前陳思和、王曉明等學者對于復雜時代篡寫的文學史均有深刻的切膚之感，故及時提出“重寫文學史”的口號，希望建構新的理想的文學史格局。而在這26年間，各種版本的文學史如雨后春筍出現，盡管數量突現，但質量似乎并不樂觀。您是如何看待“重寫”這個問題？如今文學史書寫是否還存在困境和難題？

　　洪子誠：文學史的重寫總是在進行。陳思和、王曉明提出的口號，組織的專欄，表達了當年文學史突破的普遍訴求，具有積極意義和很大影響。自然，這一口號、訴求存在的缺陷、偏頗，90年代以來也不斷受到反思。反思是必需的，但我不大同意這種反思導致對“重寫文學史”在當年和今天的意義的全盤否定。

　　至于這些年出版的大量現當代文學史著作，質量，水平自然參差不齊，高低互見�！袄硐氲奈膶W史格局”是沒有出現(也不可能出現)，但也無須那么“不樂觀”�；蛟S也有理由可以審慎地“樂觀”一下？這二三十年來的多種文學史著作，不是都乏善可陳；不要總是唯“古”唯“洋”是崇。

　　《文化廣場》：近十多年來，海外學者也尋找中國文學史編寫的新出路，出現了《劍橋中國文學史》(孫康宜、宇文所安主編)、《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梅維恒主編)，以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顧彬著)等，您關注過這些文學史著述嗎？在書寫實質上究竟是否夠稱得上“突破”？

　　洪子誠：“劍橋”、“哥倫比亞”等文學史，名字本身就具有天然的權威性。當然，它們水平的保證主要來自撰述者優秀的學術品格、修養。因為知識、視野、處境、才情等與國內學者的差異，這些著作確有許多令人興奮的布局和新見，相對國內的同類著述而言，這也可以說是“突破”。但國內學者有質量的著述，在許多方面也是它們難以企及的。

　　邊界總是在不斷移動之中

　　《文化廣場》：對具體作家、作品、文學現象的選擇和分析，除了體現文學史觀，也表達了編寫者的價值訴求。而像司馬遷寫《史記》，司馬光寫《資治通鑒》，再到目前所見的錢穆《中國文學史》講義等，他們更希望通過寫史來尋求安身立命之處，寄托傳統文化情懷，但在今天的文學史寫作中，“情懷”似乎難以再見，不知您如何看待這種傳統文學史觀與現代文學史觀之間出現的“斷裂”？

　　洪子誠：“文革”時常說的一句話是，誰誰是五百年才出一個。因此大家只有膜拜。同樣，拿這些史著經典來衡量，我們確實抬不起頭來。這是一種類乎“極致”的目標吧。如果可以降低一下標尺，那么，我要說的是，在你指出的確實存在的問題之下，也還是可以發現有安身立命、文化情懷寄托的著述在。為什么我們不能以同情和耐心去發現我們周圍的創造？

　　《文化廣場》：沈從文的后半生與文學創作無緣，但他的書信、日記依然細致表達了對生活、文學和社會的理解，研究價值極大。然而，在目前所見的文學史里，幾乎很少見到有學者重視書信、日記、讀書筆記等。再如您于2011年出版的《我的閱讀史》在某種意義上也可視為一種“個人文學史”，您如何看待書信、日記、讀書札記此類史料對于文學史編寫的作用？

　　洪子誠：“表達了對生活、文學和社會的理解，研究價值極大”的書信、日記、讀書札記等文字，在文學史寫作中，是當做研究對象的“文學”，還是當做研究文學的“史料”，這個難以一概而論，需要文學史寫作者去判斷�！拔膶W”是個歷史概念，邊界總是在不斷移動(擴張，滲透)之中，我贊成不墨守成規�！陡道准視�》不是寫進文學史了？陳思和先生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也寫入沈從文的日記、書信，張中曉的筆記。不過，《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的這一處理方式在學界也有爭議。

　　《文化廣場》：在史料運用問題上，記得謝泳說過“進入文學史的作家，不能光有公共生活，必須要有私人生活”，為此他以魯迅、郁達夫、徐志摩、張愛玲為例，說明社會對他們的個人生活了解得愈全面愈完整，愈有利于文學史研究者深入理解其作品的豐富性和復雜性，然而，“中國當代作家和他們作品間的關系，還沒有到這一步”，不知您如何看待這種說法？

　　洪子誠：謝泳先生的觀點很值得重視。處于同一時代、相似社會環境中的不同作家，他們個人經歷、生活情況其實差異極大。他們的私人生活，婚姻、家庭、經歷等情況，經濟生活條件，包括居住地域環境等等，對他們的性格、創作都不是無關緊要。我們的文學史(特別是當代文學史)確實這方面關注很不夠。導致的后果，一方面是阻礙對他們作品的深入理解，另一方面則是文學史寫得沒有情趣，味同嚼蠟：我的文學史就是這樣。

　　最重要的計劃是“告別文學史”

　　《文化廣場》：對于郭敬明、韓寒這些新一代作家，如果按照“確立每一部作品在文學傳統中的確切地位是文學史的一項首要任務”這種說法，您覺得可以把他們寫入文學史了嗎？如果可以，怎樣在文學史中介紹并評價他們的價值和地位？

　　洪子誠：對待時間最靠近的作家作品，文學史有兩種不同的處理方法。一是所謂“經典化”的方法，另一種是作為重要的文學現象來描述，“立此存照”吧。如果你有膽識，有魄力，那你可以為他們(作家)、它們(作品)做文學史的定位，就像19世紀俄國別林斯基對待普希金、果戈里那樣。如果拿不定主意，對自己的判斷力有懷疑(對批評家、文學史家來說，這類乎患有絕癥)，作為現象描述其影響和不同評價，也未嘗不可。如果我來處理的話，大概會選擇后一種方式。

　　《文化廣場》：當下也有越來越多學者開始質疑“文學史”存在的意義，認為“史”和“文學”本末倒置，不如編好的文學選本，讓文學史回歸文學自身。這一點在大陸學者身上最明顯，不少學者都經歷了一個從“重寫”到“淡出”的過程，像王曉明教授的研究重心已轉在文化研究和城市研究上。在您看來，學界這么多年對文學史書寫喋喋不休，其實是否高估了“文學史”這一著述的價值？如果抽掉文學史，會影響我們理解文學嗎？

　　洪子誠：王曉明上世紀90年代以后精力轉向文化研究，主要是他認為文化研究更能有效觸及、回應現實緊要問題，這不是“史”與“文學”的關系問題，而是從“文學”轉向“文化”。如今社會仍然熱衷于討論 “重寫文學史”，其實也是不自覺患有高估“文學史”的這個“世紀迷思”病癥，也在推動這個有關文學史的“喋喋不休”。這種文學史熱，肯定是不正�，F象，但是，在目前的教育、學術、出版體制下，改變這個現象也不大容易。確實，認真編好的選本，是另一種、有時是更重要的文學史書寫。我和幾位先生(奚密、吳曉東、姜濤、冷霜)花了兩年時間編選《百年新詩選》(今年可以在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也是表現了重視選本的意圖。但也不要因此就籠統否定文學史的價值。這些年，各種各樣的“選本”出得還少嗎？文學就“回歸自身”，就井然有序了嗎？那也不一定。

　　《文化廣場》：可以請您透露介紹一下目前的研究和寫作計劃嗎？

　　洪子誠：最重要的計劃，就是“告別文學史”。因為年齡、精力關系，大概只能寫一點隨筆性質的小文章。

　　(本文圖片均為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