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去聽千年的駝鈴——《絲綢之路》展印象

神獸金飾

鎏金舞馬銜杯銀壺

青花纏枝牡丹鳳穿花卉紋獸耳罐

　　來自16個省44家文博單位的490余件展品，60%以上是一級品，其中有的還是國家明令禁止出境的。展品中不乏各博物館的鎮館之寶，有一些是首次離開本省，甚至首次公開展出的精品。

　　這些都注定了這是一次超高檔次、超大規模的展覽——《絲綢之路》展，國家文物局主辦，11月6日在國家博物館開幕。讓我們走進展廳，跟隨文物的記憶，尋覓歷史的印跡——

　　作為橫貫東西、連接歐亞的交通路線，絲綢之路萌發于早期貿易的自發往來�？脊懦鐾敛牧巷@示，公元前5世紀，中國的絲綢等已經遠傳到希臘等地中海沿岸國家。哈薩克斯坦巴澤雷克發現的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前4世紀的冢墓出土有戰國花卉鳳鳥紋織錦及山字紋銅鏡，證明了歐亞黃金草原與中國的早期文化交流。

　　在公元前2世紀晚期西漢張騫鑿空西域后，這種自發貿易轉變為在中原王朝刻意經營下的自覺拓展。絲綢之路在唐代達到鼎盛，經由綠洲、草原和海上三大干線，中國的絲綢、瓷器、銅鏡、茶葉、四大發明等傳入西方，西方的珠寶、玻璃、金銀器以及動植物等輸入中國，極大地促進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借著這種物品交換、人群交往以及文化交流的積累，古代世界創造出燦爛的文明。

　　蹄足神獸傳遞異域基因

　　絲綢之路開通以前，中原與歐亞草原之間就存在著密切的文化交流。中原青銅器、車器、兵器等常常出現在中國北方地區草原民族的墓葬中。戰國時期中原的絲綢、漆器、銅鏡等經由草原民族遠播至新疆、哈薩克斯坦阿爾泰地區以及更遙遠的希臘，歐亞草原流行的動物紋樣由西至東傳入中國北方地區，被包括秦國工匠在內的中國工匠借鑒和創新，形成一種全新的具有濃郁草原風情的神獸紋樣。這種神獸紋樣受到中原國家的青睞，被用來裝飾馬具、漆器、飾貝腰帶的腰飾牌等，甚至在西漢早期成為一種貴族時尚。

　　說到神獸，展廳里那只著名的“神獸金飾”不容錯過。雖然只有11.5厘米高，但它的唯一性使之聲名顯赫。這只出土于陜西神木縣納林高兔村戰國墓葬中的神獸，似羊似鹿，站立在一個四瓣花形的托座上�？大w形，它是羊或鹿；可說它是羊，卻生著鷹一樣的喙，向里勾著；說它是鹿，頭上的角卻是長著耳朵的勾喙鳥首，連尾巴也飾有一個這樣的鳥首。

　　專家說，這種勾喙蹄足神獸是中國北方地區常見的裝飾紋樣，但幾乎都是淺浮雕于相關器物表面，且常常后肢朝上翻轉，而圓雕的勾喙蹄足神獸目前只發現了這一只。由于神獸所立的托座花瓣上有固定穿孔，可知是件飾品。同時出土的還有銀虎、金虎、銀鹿、錯金銀劍柄等貴重物品，因而推測墓主應該是北方草原部族的首領。

　　蹄足神獸的紋樣，很快就傳到了中原地區。與這只神獸一步之遙的展柜里，它又出現在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出土的一對金腰飾牌上。金腰飾牌正面紋飾采用淺浮雕，勾勒了兩只猛獸噬咬有角蹄足神獸的場景。兩只猛獸分別咬住神獸的肩部和后肢。雖然展柜玻璃有些反光，但仍能清晰地看出神獸頭生大角，前肢跪臥，脖頸、肩部和臀部飾有螺旋紋。

　　資料顯示，這對腰飾牌側面鑒刻有漢字，顯然是中原內地的制品。但其裝飾紋樣具有濃郁的草原文化特色，尤其是有角蹄足神獸的造型，明顯是繼承戰國晚期北方地區流行的有角神獸，表明它們是漢朝工匠吸收借鑒草原文化因素的創新作品。西漢時期，類似的長方形腰牌飾在全國不少地方都有出土。

　　專家介紹，在南烏拉爾山區的墓葬中，發現過與獅子山腰飾牌造型紋樣基本一致的腰飾牌，而制作時間為公元前2世紀晚期至公元前1世紀。這說明，這種漢地制造帶有草原風情的腰飾牌大約在公元前2世紀晚期傳到了歐亞草原。這也進一步證明，人類文化的交流是雙向的。

　　馬隊駝鈴演繹世紀神話

　　張騫鑿空西域后，東西方的交通開始在漢朝政府的經營下持續發展。漢朝以降，各王朝都重視在西域的經營，即便在中原紛亂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占據河西地區的諸政權都“疆理西域”，確保絲綢之路的暢通，絲路貿易和文化交流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和擴大。

　　作為“絲綢之路”象征符號的駱駝，在展覽中自然不可或缺。大大小小的10件駱駝俑擺放在連綿起伏的沙丘上，再加上旁邊那幅“胡商牽駝圖”壁畫，讓人對當年的絲路商隊有了直觀的印象。而展廳中五六十件各地出土的胡人俑，有商賈、養馬(駝)者、酒家胡、賣藝者、奴仆等，也有為中原朝廷效力的文臣武將，還有著胡服的漢族女子、騎駱駝的漢人，生動地展現了當時胡人大量來華、胡風東漸為中原帶來的異域風情。

　　絲綢是當年中外貿易中最主要的貨物之一。著名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護膊吸引了眾多觀眾。它被譽為漢式織錦最高技術的代表�？楀\的圖案總體采用山狀云做骨架，在循環的花紋間織出隸書“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星占祈瑞文字。其特殊的銘文和圖案使它成為國寶級文物。與它同樣出土于新疆尼雅遺址的“王侯合昏千秋萬歲宜子孫”錦被，也是漢代皇家作坊的產品，是漢皇帝給尼雅當地統治者的賜物。它們不僅反映出我國當時高超的絲綢織造技術，而且也證明了漢晉時期中原王朝與西域國家之間的密切關系。

　　駝隊行走在絲綢之路上，馱載的不僅僅是財富，更多的是文化。中西方文化在交流融合中為彼此注入新鮮血液，西方的宗教、戲劇、胡樂、胡舞、胡器、胡食等進入中國，中原文化在西域廣泛流行。隋唐時期，絲綢之路達到鼎盛，絲路交通空前繁榮，使團、商隊、僧人以及普通民眾絡繹不絕，唐王朝在開放、交流與融合中走向巔峰，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盛唐氣象。

　　“它這么小��？”不少第一次看到舞馬銜杯壺“真身”的觀眾都發出了這種感嘆。高只有14.8厘米的“鎏金舞馬銜杯銀壺”，出土于西安市郊何家村窯藏，它的造型綜合了北方游牧民族使用的皮囊和馬鐙的形狀。這種式樣的壺是契丹文化的代表器物，在遼金時代的墓葬中時有發現，但在唐代金銀器中還是首次見到。契丹民族在唐代是東北方的少數民族之一，與唐王朝關系密切。這件銀壺正是漢族與契丹等各族文化交流的物證。

　　而它最出名、最重要的價值當然是壺身兩側的舞馬銜杯的圖案。舞馬是唐玄宗時宮廷中流行的一種娛樂活動。據載，當時宮中特殊訓練了一批駿馬，能隨音樂起舞。每逢玄宗生日，舞馬便在興慶宮勤政務本樓前舞蹈。它們隨著《傾杯樂》的音樂節拍踩踏進退、騰躍旋轉，曲終時還會銜杯跪伏表示“祝壽”。這件銀壺的出土，證實了文獻記載的可信，因而更加彌足珍貴。

　　碧波帆影開創絲路傳奇

　　在陸上絲綢之路蓬勃發展的同時，海上絲綢之路也穩步前行�？脊刨Y料證實，早在漢代，溝通中外的海上交通線已頗具規模，待至中唐，海陸兩條絲綢之路有并駕齊驅之勢。揚州、寧波、福州、廣州等地是唐代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唐代的長沙窯、越州窯、邢州窯等瓷器行銷海外，成為中國瓷器大量外銷的開端。

　　展覽中有一組唐代沉船“黑石號”上打撈出來的瓷碗�！昂谑�號”是一艘沉沒在印尼海域的唐代阿拉伯貿易商船，1999—2001年打撈出水。船上裝載著經由東南亞運往西亞、北非的中國貨物，有陶瓷、金銀器、銅鏡、玻璃、香料等各類商品多達6.7萬件。陶瓷占了絕大部分，約6萬余件，其中長沙窯的彩瓷5.6萬余件，還有越窯的青瓷、邢窯的白瓷等其他窯的產品。仔細觀察不難發現，展出的這些“黑石號”長沙窯的瓷碗上，既有中國傳統的蓮紋、柿蒂紋元素，也有阿拉伯文圖案和阿拉伯地區常見的椰棗紋、水草云紋等圖案，是唐朝和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中國史稱“黑衣大食”——筆者注)兩大帝國間的文化交流與融合的見證。

　　隨著中國經濟重心向東南轉移、航海技術進步等因素，海上絲綢之路在宋元時期達到空前繁盛。如果說展柜中的那批“南海一號”“碗礁一號”出水的龍泉窯、景德鎮窯、德化窯、磁灶窯瓷器，是濃墨重彩地描繪了宋代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的繁盛景象，那么元代則以幾件元青花瓷器珍品為代表，工筆勾勒出海上絲綢之路對中外的影響。

　　作為元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最大宗的貿易——青花瓷，就是中外技術交流的結果。14世紀，元代的景德鎮開始使用產自波斯的進口鈷料“蘇麻離青”作為彩繪用料，而運用中國制瓷技術燒制青花瓷。結合了中國文化和伊斯蘭文化審美情趣的青花瓷，很快就風靡世界，成為元明清對外貿易的主要外銷商品。一件看起來比普通家用電飯煲還要高大的青花大罐吸引了記者。它的全稱叫“青花纏枝牡丹鳳穿花卉紋獸耳罐”，顧名思義，大罐的肩部有兩個獸首形耳。細看，獸口中空，猜測是系繩用的。一位懂行的觀眾說，這個大罐的青花發色是典型的進口料呈色。資料顯示，這種獸首雙耳罐在土耳其、日本、印尼、泰國、印度等地也都有發現，由此可以推測此類器物當時的傳播及流通范圍。

　　明清時期，東西方文化交流及貿易形式出現新變化，海上絲綢之路也逐漸融入世界貿易體系。中國商品大量進入西方，備受推崇，歐洲勁吹“中國風”，并深刻影響了歐洲等地區的陶瓷業發展進程，出現了既洋溢著中國風格又散發著異國情調的產品。德國著名的瓷器品牌“邁森”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18世紀初，因成功燒制出歐洲第一件瓷器而誕生的邁森瓷器廠，為迎合當時的國王奧古斯都對東方瓷器的癡迷，最初的產品以模仿清康雍乾時期的瓷器為主，如展出的兩件邁森彩繪盤均有明顯的模仿痕跡。但到了19、20世紀，歐洲的制瓷技藝日益精湛，瓷器真正融入歐洲人的日常起居生活中，直至今日。

　　如今，絲綢之路早已超越其作為交通線的定義，成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交流與合作的精神象征，為當今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提供了價值典范�！敖z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帶一路”的提出和“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的成功申遺，正是絲綢之路精神和價值在今天的體現。中國將以更加寬廣的胸懷與世界通好，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贏的理念將推動著我們沿著新的絲綢之路繼續走下去。

　　兩千余年來，回蕩的駝鈴搖響了幾個世紀的繁榮；今天，來自強盛中國的召喚必將喚醒另一個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