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風雪》:喜劇的憂傷

暴風雪劇照

　　喜劇的憂傷顯然不是關于喜劇的，卻和喜劇密切相關。因為我們看到，劇作家過士行在《暴風雪》里用了一種“傷感的樂觀和快樂的悲觀”的態度來處理“騾子”這個人的人生經歷，他很同情眼前這個人物的遭遇，言語間流露出一種悲憫的情懷，但他的敘事表達卻又帶著一點輕松幽默、戲謔嘲諷的味道，我們在脈脈含笑或開懷一笑的時候，心里也醞釀著一點苦澀和感傷。

　　最初，我們并不知道“騾子”的身世。他與醫生的只言片語，讓我們有了種種猜想，看上去，這是一個為生活所迫而不得不鋌而走險、踏上人生歧途的苦情故事。隨著緝毒警察的出現，故事開始呈現出另外一條線索，這時，它更像是一部追捕毒販的動作片。然而，路上意外遭遇的百年不遇的暴風雪，使得毒販與警察都被困雪中，陷入了絕境。于是，故事便有了新的可能。對毒販來說，如果不能在規定時間內趕到接頭地點，當著接貨人排出吞進體內的毒品，他就有性命之憂，所以他拼命鏟雪，竟被電視臺以“英雄”為名大肆宣傳。警察則在追捕毒販的過程中，被遭遇特大雪災的村民所阻擋，如果不把埋在雪中的老人救出來，從道義上他們有些說不過去，而在這里耽誤太久，又可能錯過毒販接頭的時間，以至于前功盡棄。

　　敘事的張力和戲劇性都在這時顯現出來。這種陰錯陽差的命運撥弄本身就是一出人生的悲喜劇。而過氏對白的戲謔風格與此又很般配，他們的碰撞常常能產生微妙而特殊的效果，觀眾的會心一笑中往往還伴隨著一絲酸楚。故事一開始就用了經過處理的“打虎上山”的音樂，這種時間和空間的錯位與混搭，不僅給人一種反諷的意味，我亦體會到其中的怪異和乖張，足以令人報之一笑。雖然這里的跑圓場借助了轉臺的功能，但對于話劇演員我們不能不給予必要的原諒，要求他們像京劇演員一樣掌握腳底下的功夫，恐怕也是不現實的。不過，過士行的幽默和喜感并不因此而減弱。事實上，他的這種品質是蘊涵在骨子里的，語言是他駕輕就熟的載體，通過個性化的語言，他找到了一種屬于自己的表達方式，隨時隨地都會流露出來，自然而然，不著痕跡。比如老鄉與鄉領導的對話，提到壓在房下的八十歲老人，說他是老革命，參加過瓊崖縱隊，領導斥為“胡說”，盡管領導也在胡說：“瓊崖縱隊不就是紅色娘子軍那個部隊嗎？怎么出來老頭啦？他不是洪常青吧？”老鄉回答得也很妙：“不是，據說是洪常青的戰友——通訊員小龐�！�

　　這里的笑感需要觀眾與劇作家擁有共同的經歷，由此形成一種心靈上的共謀關系，我一說，你就懂，是無需解釋的。如果劇作家用了時間或空間上比較遙遠的元素，觀眾中的笑就會有局限性，喜劇的效果就弱一點；如果能和當下更多觀眾的經驗共享，笑的人就會多一點普遍性，喜劇性也會得到更充分的發揮。警察乙覺得自己快不行了，從懷里掏出十元錢，說是“捐獻給抗雪救災前線的一點心意”，并且對背著他的警察丁說：“萬一我不行了，請告訴李宇春，有一個普通的人民警察喜歡她�！庇^眾這時是心領神會的，笑聲中便包含了一些揶揄和調侃在里面。劇中對于媒體(主要是電視臺主持人)在突發事件中的表現，也采取了這種詼諧幽默的表達方式，不動聲色之中，媒體的某些“惡”習便活靈活現地展露在舞臺上。最夸張的是孕婦將要臨產，需要馬上送往醫院而路尚不通，在這樣的緊急時刻，主持人仍不忘把話筒塞到孕婦嘴邊，問她希望生男還是生女，并自作聰明地要她給孩子取個名字。這種無聊加愚蠢的采訪，對我們來說真是再熟悉不過了。在這里，劇作家表面上未作任何評論，但他皮里陽秋式的表達，已將褒貶之情蘊含在字里行間。

　　很顯然，詼諧、幽默、揶揄、調侃、反諷、滑稽，是過士行處理他在現實生活中的經驗和感受，制造各種笑聲的方式和手段，而讓他放心不下的還是主人公命運的荒誕和荒涼，喜劇也因此多了些溫軟的暖意。隨著劇情的發展，我們被告知，“騾子”攜帶的并非毒品，而是玉米淀粉，這一“喜劇性”的翻轉，帶給我們的已經不是表面的喜感，而是更深一層的喜感，即所謂含淚的笑或含笑的淚。生活的怪誕，現實的悖謬，讓我們看到了人的無助和渺小。命運的不可抗拒常常就表現在它并不照顧人的意志和愿望，它會在你絕望的時候躲在一邊竊笑。那么人又如何？人的喜劇精神又何嘗不是面對命運的無常散發出來的讓命運感到不安的氣息？這時我很想看到“騾子”是如何表現的，他的幽默、戲謔和嘲諷很可能讓我們看到人在無常命運面前的理智和勇氣，但很遺憾，這時的“騾子”卻不合時宜地退居“二線”了，電視臺主持人和一大群本不相干的人被置于前臺，他們的表演把一出喜劇演成了鬧劇。他們興高采烈所討論的問題，無論是攜帶五百克玉米淀粉應該如何判刑，還是“騾子”女兒的最終出路和選擇，都不是喜劇應該關心的問題，都應該交給社會學家去討論和研究。喜劇是通向哲學的，通向關于人生的終極思考的，卻在最后滑落到世俗的泥淖里，這也是我為這部喜劇而感到憂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