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寫作是一面放置在我身側的鏡子

李浩

書影

　　不同于最早以“私小說”馳名的美女作家衛薇棉棉們，也不同于專注于青春迷茫和傷感疼痛的丁天李師江們，作為70后作家，李浩的寫作視野開闊、題材豐富，使我們對他的寫作充滿期待。很多人的寫作從自身經歷開始，而李浩的書寫，卻遠遠地拉開了與“自我”的距離？

　　李浩說，選擇與“自我”拉開距離，并不僅是出于呈現自我寫作的面目的考慮，它更源自于他內心與他眼中的世界，他的人生觀�？�爾維諾在《樹上的男爵》中有幾句略帶戲謬的、對柯西莫男爵一生的概括：生活在樹上——熱愛著大地——最后升入了天空……這，恰是李浩寫作的理想狀態，他希望自己的一生也能如此。和更多的70后不同，李浩對生活、自我和人生更多是審視和俯視性的。他想寫下的，不是，不僅是一個“我”。

　　“我寫書寫眾人，人類，人類沉默著的幽暗區域，它有具體性但更有超越性，它甚至超越國度、民族和男女，這，才是我更想要的。我希望在我的文學里完成某種的整合，我希望我的書寫有某種的普適性，雖然它有強烈的個人面目、個人特點的存在�！崩詈普f，他迷戀的從來不是自我，甚至對這個“自我”有著小小的厭惡；他迷戀的是這個世界上未知的謎。當然，他也認為，在每一篇文字中，都有“自我”的血在滲流，所以他反復地說“寫作是一面放置在我身側的鏡子”。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推出的李浩新作便是《鏡子里的父親》。

　　讀書報：在你的小說中，沒發現有對人的外貌描寫。

　　李浩：沒有任何人的外貌描寫！這是我有意的寫作禁忌，我不允許自己把它變成“自我”的、只有單一具體化指向的，我寫下的是人的內在，這個內在是他是你也是我，不過，我把一個微點放在顯微鏡下，讓它放大了，讓它更強呈現了而已。原來，我還有一個禁忌，就是不在我的寫作中出現性描寫——不是出于某種道德潔凈的考慮，是因為它被闡釋和書寫得夠多了，我沒有更新的賦予，而那些所謂在“性”關系和行為中貯含的深刻，我完全可以通過其它途徑表達表現。我不想成為跟在后面的“遲到者”，而希望自己是發現者和創造者。對性描寫的禁忌不是固定的，但對外貌的書寫的舍棄，是固定的。

　　讀書報：當90年代末70后作家虎虎生氣沖上文壇的時候，你在做什么？十幾年過去，一茬70后作家已經淡出人們的視野，另一茬70后作家成為文壇生力軍。你怎么看待同時代作家的成長變化？70后作家的生命力在哪里？

　　李浩：我在做什么？需要很羞愧地說：我在寫作。當時，他們是我的榜樣，真的。我羨慕嫉妒恨著呢。等另一茬70后成為生力軍的時候，我也依然在寫作。依然在羨慕嫉妒恨之中。我缺乏他們的才能。你知道，我不是一個自謙的人，在文學上我盡可能不說謊。我敬重每一個嘗試者。盡管，“即生瑜何生亮”的恨意時常讓我不自覺地“忽略”同時代的作家們。哈，這也是常態。

　　如果不是出于盲目或者別的什么，70后的寫作已經獲得呈現，他們的獨特面目還是相對清晰的，只是這個時代對于文學的嚴重忽略使他們似乎還屬于“灌木”的高度……可以說，70后作家在藝術的探究上、對人性和現實的發掘上都做出了自己的發現和提供。當然，就我個人的趣味而言，這個時代的作家，和現實現世貼得太近、文學理想的缺失、思考深度還不夠，和生活過于和解等問題也是存在的，不過我相信我們在意識到它的時候慢慢糾正它。

　　讀書報：回到你的創作，我注意到你的寫作主題對父輩、對歷史關注較多。是什么原因？

　　李浩：我關注“父親”是因為在他身上有著巨大的、復雜的背負，他不僅僅是在我們生活中最先出現的那個男人，還因為他具有象征性，象征歷史、政治、權威、力量、責任，象征經驗，面對生活的態度，象征我們生活中需要正視無法回避的堅固存在。我關注“父親”，還因為個人的閱讀和寫作趣味，在我20余年的寫作生涯中，父親一次次出現，并且可能還會繼續出現……”父親是一件制服。我看中的，是它的象征性，是它的背負。這個“父親”，本質上也是我，本質上，是那個給我壓力和暴力、困囿住我的那股力量。我想借助我的寫作，更好地、更真切地思考它，審視它，探究它。

　　在我的小說中，“父親”更多地寓言化了，他是一類農民的代指，一大類，我所見的所熟悉的，只是我將他們(以及我)身上的部分進行了夸張；在我的小說中，父親連接著我個人的血脈，他也是我，交集著我對自己的愛恨，對世界的愛恨。

　　在這里你可以看到我寫作的某種一貫性：我不書寫或者說有意回避了“自我”，但這個“自我”在父親身上。我在小說中建立的是“彼岸”，是那種“存在的可能”，但它的選材則是我的身體、我的生活和我的思考。它的里面有我的血。只不過，我強烈地認為，“小說不是生活生出來的”，從生活到小說需要一系列復雜而深刻的變動。只不過，我的變動更大些，更“抽象”些。

　　讀書報：你的寫作很注重技巧，這種技巧僅僅是來自繪畫的經歷嗎？你覺得“技術主義”對寫作會有哪些利弊？有些短篇就感覺技術過盛。也許我的閱讀有偏差。

　　李浩：技術過盛，肯定是問題，小說寫作過于沉浸于技術是不對的，它不應過炫而傷及閱讀者對“所說”的關注。不過，文學之技，是文學得以存在并前行的重要理由，而隨著它們的發展，這個技也越來越接近科學——缺乏技藝的文字是不值得重視的，至于對我這樣的人來說如此。我曾在軍藝開了一年的講座，就講基本的技藝，先解決了技的問題才能有對思的解決，而且，我還得強調，技與思是緊密相聯的，技術的改變本質上是思維方式的改變，沒有一種技是單純為技而技的。這點需要我們重視。

　　我喜歡在文字中的一切冒險，當然包括技藝。北島在一次講演中借用里爾克的詩提出“古老的敵意”——對流行思想的敵意，對母語的敵意，對自我的敵意。他強調的是冒險和創造。我承認，一向不憚于承認，我的寫作是寫給無限的少數的，我希望自己的寫作是種“智慧之書”，是和自我以至上帝的一種智力博弈。雖然我未能達到，但心向往之，并甘于，邊緣。沉默。

　　讀書報：《拿出你的證明來》《碎玻璃》就開始書寫文革，這一主題在《鏡子里的父親》里有更充分的描述，這么執著于文革，有什么特別的原因嗎？在寫作中，有哪些對你來說構成過障礙？

　　李浩：我不認為我的《拿出你的證明來》《碎玻璃》《牛朗的織女》等寫下的是文革小說，文革，只是我小說需要的背景而已，它有那種“集體無意識狂歡”，有那種集體的巴庫思激情，有那種對暴力的崇敬和恐懼……用它做背景只是為了使一個對細微的發現有更為放大的展現，就所以，“執著于文革”是種效果選擇，它更益放大——如果愿意，我可以把我之后的所有作品都放置在民國或者當下，或者唐朝，無所謂，我無意專注于文革經驗，我要的，不是為一個時代提供怎樣的史實性佐證，絕對不是！將它放置在那樣的背景中，只是在眾多背景選擇中，它是最符合、最恰應、最利于表達的一個。當然，《鏡子里的父親》多少有些例外，我試圖，勾勒一個時代，勾勒一個時代的個人命運，以及那些農村知識分子身上的存在和問題。這些存在與問題，也是我們的存在與問題，它一直影響著我們，直到今天。這個父親，有了“知識”的父親，他的一生都在“隨世俯仰”，努力和流行思想保持平安的一致，而那些被宣稱的“高、大、上”的根部都有隱藏的偽，他相信的、遵從的都是……我希望我的書寫能夠讓我們發現它，認識它，審視它，思考它，部分地抵御它。這是核心。遠比那些表象更重的核心。

　　讀書報：你似乎很鐘情于“鏡子”，《側面的鏡子》《父親，鏡子和樹》《鏡子里的父親》……

　　李浩：鏡子在我的寫作中的確是一個“核心意象”，它，是我對文學的部分理解，我把文學看成是放置在我側面的鏡子，我愿意用一種夸張、幻想、彼岸、左右相反的方式將自我“照見”。重復詩人塞菲里斯的一句詩：“如果要認識自己/就必須/審視靈魂本身/我們在鏡子中窺見陌生者和敵人……”我覺得，他的這句詩可作為我對寫作對鏡子的理解的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