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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何建明
生于1956年,著名報告文學作家、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長。代表作有報告文學《國家》《忠誠與背叛》《根本利益》《生命第一》等,作品《西行囚車》《信天游》被改編成電影,《奠基者》《國家行動》被改編成電視劇。曾七獲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五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四獲徐遲報告文學獎、三獲魯迅文學獎等重量級獎項。本月推出報告文學《南京大屠殺全紀實》。
今年12月13日是首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在即將到來之際,報告文學作家何建明出版了最新力作《南京大屠殺全紀實》。接受采訪時,何建明告訴記者,這部近60萬字的著作是他用一年時間完成的,“在許多年輕人心中,對南京大屠殺的印象似乎還停留在《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釵》等電影故事上,這實在令人憂心!痹谛伦鳌赌暇┐笸罋⑷o實》中何建明呈現了詳盡的事實、一手的資料、諸多鮮為人知的震撼歷史真相,促使讀者深刻反思這段歷史。
新報:怎么想起寫這本書的?
何建明:我是無意間被“拉到”南京大屠殺事件上的—年初,我在南京正忙著為另一部重要作品采訪時,被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館長朱成山先生“逮住”了,他急切地期待我寫一寫南京大屠殺,說有一些人寫過但不全面。他這么一說,我的胃口被吊起來了,如此重大事件沒人全面地寫過,那是絕對不行的。于是我就更換了創作任務,全力進入南京大屠殺事件的采訪、準備和寫作。
新報:創作時遇到過哪些困難?
何建明:我創作紀實作品已經幾十年了,幾乎什么樣的題材都寫過,創作困難對我來說基本不多。如果說寫這部作品的困難,主要是時間緊和距離事件本身的時間太久遠了一些。不過,創作文學作品的好與壞,跟不同的廚師做菜比較相像:無米之炊肯定不行,但同樣的普通蔬菜和佐料,一到高級廚師那里,呈現出的可能就是佳肴。當我下決心寫這部題材重大而又是很多人一直在“擺弄”的老題材,如何寫得與眾不同和更真實地呈現當年情景是最重要的。這需要真本領。幾十年的專業創作和經歷過各種題材的考驗與實踐,寫作過程中的困難,自然在我的筆下迎刃而解。
新報:和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殺》、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哈金的《南京安魂曲》、拉貝的《拉貝日記》比,你的書有什么特別之處?
何建明:我更多關注它的全面性和客觀性,還有對事件本身的分析性。所謂全面性,就是不能站在被害者一個方面的視角去看待和處理情節及內容,而我既寫了被害者的親述史,更多的是日軍口中及第三者眼里、嘴里說出的及經歷的南京大屠殺。這樣處理,基本上改變和突破了以往同類作品的局限性和狹隘性。而且我占有的資料要比以往的作者們多得多,尤其是我關注了日軍當事人和日本及國際社會當時留下的許多寶貴的自述與報道。此外,我寫到了被以往規避的蔣介石和國民黨軍隊的正面形象,同時對日軍高級官員的真實本性與人性進行了比較多的客觀敘述。這是過去所有南京大屠殺文學作品中幾乎都沒有的。
新報:相關史料那么多,你怎么取舍?
何建明:報告文學最大的文體要求,就是它所敘述的內容必須是真實的、角度是客觀的。說實話,我原本希望寫上一百萬字,但出版社不同意。我也當過出版社社長,知道他們的擔憂是有道理的,因為太厚的書就得定價很高,定價太高就不好賣,所以最后我寫了80萬字,結果出版時又砍掉了20多萬字,現在只剩60來萬字。我接觸和掌握了很多非常寶貴的材料,主要是日軍自己口述和回憶的東西,這部分我認為是日軍大屠殺最有說服力的史實,我甚至根本不想作任何改動直接把它們原封不動地搬到我書里。但不行,書的容量不允許,所以只能挑些“精肉”留著,其他的不得不舍去。對此我一直很心疼。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史料很多很寶貴,但我要挑的是那些盡可能鮮活的、獨家的。所謂鮮活就是一些新發現,比如日軍最高司令長官松井石原的個人性情、真實性格等。所謂獨家的,即在引用的材料上盡可能以“從來沒有用過的”為第一選擇條件。
新報:你怎么看待目前充斥熒屏的抗日神?
何建明:現在抗日神劇太多、太假,把日本人描述得個個都笨得很、兇惡得很,而中國軍隊、英雄們都非常了不起。如果真像電視劇上的情節安排和結果,我們的抗日戰爭就不需要那么持久、那么艱辛了。我們對曾經是敵人的日本了解太少、太淺,甚至可以說還不怎么了解。過去因為不了解,所以我們輸得一塌糊涂。
新報:你怎么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舉行國家公祭?
何建明:我們需要這種國家公祭,因為今天許多人不讀歷史,對歷史慘痛教訓遺忘、輕視和忽略。國家公祭,是我們警惕和提高自衛意識的一種必要形式,因為要取得和平與安寧的幸福生活,就永遠不能忘卻歷史、忘卻苦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