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批評環境應眾聲喧嘩——訪談“70后”著名批評家張莉

　　張莉：河北保定人，文學批評家。2000－2007年先后就讀于清華大學中文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獲文學碩士、文學博士學位。曾在南開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博士后流動站工作�，F為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中國現代文學館特聘研究員。出版學術專著：《浮出歷史地表之前：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的發生》、《魅力所在：中國當代文學片論》、《姐妹鏡像：21世紀以來的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獲第三屆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第三屆婦女／性別研究優秀博士論文獎，第十四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三次獲得《南方文壇》優秀論文獎(2009，2012，2013)。

　　欄目語

　　2012年10月，《大家》復刊，將年近七十的《大家》主編李巍請出山，出山的李巍去北京組稿，回來后，很神秘地和我說，李敬澤向他推薦了年輕一代批評家中最優秀的一位批評家。讓我猜是誰，我答張莉。他很神秘地看著我，問我咋知道？張莉我至今未謀面，但她的文章我幾乎都拜讀過，并寫過一萬字的長文《張莉：一個反教條主義的批評家》。我和她是微信好友，互相之間常為對方的文字和“心情碎片”點贊。張莉的文學批評之路，分為兩大塊，即女性文學研究和對當下文學的關注。但無論在那一個場域，都顯示了張莉作為一個批評家的才情。所以，我覺得李敬澤的評價甚是到位——她就是年輕一代批評家中最有才情、最優秀的批評家。

　　自2015年起，我在《邊疆文學·文藝評論》主持“青年批評家”欄目，此后將陸續推出房偉、霍俊明、李云雷、張麗軍、張曉晴等“70后”批評家。

　　周明全：《邊疆文學·文藝評論》從2015年起增設了“青年批評家”欄目，請我主持，其主要想法就是推出更多優秀的青年批評家�！�80后”批評家這兩年，在中國作協、云南人民出版社《“80后”批評家文叢》等刊物和出版的集中推介下，已經形成了集團優勢，而“70后”批評家雖然涌現出謝有順、霍俊明、梁鴻、張麗軍、房偉、李云雷、張定浩、黃德海還有你等一大批優秀的批評家，但似乎在文壇沒有形成一種整體性的優勢，無法獲得相對集中的命名，整體感覺是被遮蔽的。作為“70后”批評家中最為優秀的批評家，你是如何看待“70后”批評家被遮蔽這一現象的？作為其中一員，你覺得這個群體的整體實力如何？

　　張莉：謝謝明全。首先我要說，你策劃推出的《“80后”批評家文叢》非常有意義，為“80后”批評家提供了重要機會。也正如你所說，“70后”批評家至今都沒有形成整體性優勢，這令人遺憾。但這并不代表他們完全被遮蔽，也不是沒有機會。相比于“80后”，“70后”批評家都各有自己為人所識的時間段，只是單獨出現，沒有形成“規�！绷T了，賀桂梅、姜濤、謝有順等批評家為人所識其實很早。而正如你看到的，我差不多要晚了10年。我做當代文學批評是從2009年給《信息時報》寫“點擊當代文學”專欄開始，每兩周一篇，一整版。那個專欄在網上的傳播率很高，我也因此被同行認識。當時只是練筆，但回過頭看，我受益于那樣的寫作經驗。我想說的是，每代人、每個人都有成長軌跡，只要找到屬于自己的方式便好。在傳媒發達的年代，寫作者被完全遮蔽這個事情已經不太可能發生。報紙有專欄，網上有微博、博客、豆瓣，一個人只要有愿望，完全可以盡情去表達自己。

　　不過，我也要承認，從2011年起，因為現代文學館首批客座研究員的身份，我有了更多平臺，這是事實。你叢書中的作者以及上面提到的很多批評家朋友其實也都受惠于此，這個制度在盡量給青年批評家創造機會。

　　我讀期刊，并不注意作者的年齡。比如我念博士時就知道姜濤是很優秀的詩人和評論家，他是我們清華同學們的大師兄，但我當時覺得自己離他是很有距離的，雖然從年齡上我們被統稱為“70后”。那個距離感太深刻了，所以關于“‘70后’批評家整體實力”這個問題我不知從何說起，這時間跨度未免也太大了。我只能這么說，每個批評家的實力到底屬于他們個人，與整體無關。

　　周明全：陳思和在和金理的對話《做同代人的批評家》中曾說過， “70后”“80后”作家沒有遇到好的批評環境。導致他們對生活的理解，對生活的批判，由這些表達出來的經驗就得不到批評家的呼應，但這兩年，“80后”作家和“80后”批評家同步成長的良好局面已經形成，而“70后”作家才是真正沒有遇到好的批評環境，沒能和同代批評家相互呼應，不少人以為這是“70后”一代作家和批評家被遮蔽的一個主要原因。你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張莉：我非常認同陳老師的說法，也理解他的意思，同代人在很多問題上更容易理解，容易溝通，而這方面，“70后”批評家做得不盡如人意。這也是我最近兩年偏重做“70后”作家研究的原因。但是，我也覺得，他的這段話是有針對性的，是有適用范圍的。

　　這世界上，應該沒有哪個作家會專門為他的同代人寫作，也沒哪個批評家只為同代作家而寫。你看，陳思和先生的研究范圍多么寬闊，他的“民間立場”、“潛在寫作”的概念對中國當代文學史很重要，并不只對同代作家有效；即使金理老師，他對年長作家畢飛宇、葉彌等人的評論也很貼切。所以，反過來我們可能也要認識到，如果某一代作家寫得的確好，哪個年齡段的批評家都會去關注；反之，寫得若是不好，即使同齡人熱情關注過，慢慢也會被遺忘。魏微她們那一批“70后”作家出現時，李敬澤、郜元寶、張清華、施戰軍等人都寫過重要評論，雖然沒有同齡批評家集體關注，但她們當年依然受到鼓舞，創作力豐沛，今天看來，很多小說寫得依然是好。

　　周明全：現在，不少人指責批評文章空洞，其實，這和書寫者的知識積累有很大關聯。而我以為，看一個批評家的實力和水準，可從其碩士或博士的研究方向為斷切面探視，你博士論文是做中國現代女性書寫寫作的研究的，這段研究對你整個學術生涯的價值和意義是什么？

　　張莉：研究生經歷直接改變了我的人生，怎么強調它的重要也不為過。我是工作多年后重回校園的，我很珍惜那個機會，并且我也非常幸運得遇良師，你知道，我在清華的碩士論文指導老師是曠新年和解志熙先生，在北師大讀博士，我的導師是王富仁先生，他們都治學嚴謹，深具人文情懷，這對我的學術成長影響深遠。那七年多時間我大都在圖書館里度過。從研一開始，我每天都去清華舊圖書館翻《新青年》、《婦女雜志》、《小說月報》，那兒的老師都認識我了。直到今天，我依然能記起舊館窗外飄來的青草汁液氣息，想到翻舊刊時細細灰塵的揚起。

　　在北師大也一樣，我用一年多的時間去翻看民國女校教材，各種民國教育雜志，從早晨到晚上。這些閱讀是寫論文的必備功課；但有些閱讀，比如研一用半年時間做蕭紅研究，讀蕭紅蕭軍端木蕻良傳記；還比如研二去北大圖書館翻創刊以來的《文藝報》等是興趣使然。我很慶幸自己當年興趣蕪雜，這使我日后談論很多問題時有了基礎，對百年現代文學的發展也有了更真切的認識。也是從那樣的閱讀開始，我慢慢明白什么是做研究，什么是做學問。博士論文是心血之作，我勾勒了從1895－1925年間中國女性生活發生的重大變化，從發生學角度還原了中國現代女作家出現的歷史語境，那是一個挑戰，但也是有意義的。整體來說，我的七年研究生生涯很寂寞，發表的論文也極其有限，但卻是快樂和充實的，對我意義非凡，可以說，那樣的學習使我受益終生。

　　周明全：你這兩年對孫犁傾注了不少研究熱情，《作為文學批評家的孫犁》還獲得了第三屆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一個批評家和我聊天時說，你關注孫犁，可見出你的志向。我想知道的是，通過孫犁研究，你獲得了什么？

　　張莉：研究孫犁是情感使然，也是命中注定。我的老家在河北省保定市的曲陽縣，孫犁在那里短暫工作過。孫犁筆下常出現的阜平、白洋淀，也是保定市轄區縣。所以，孫犁筆下的山水草木，對我而言不只是風景。我到天津后，一度感到孤獨惶惑，特別想知道孫犁如何融入這個陌生城市的，所以開始重讀孫犁。我發現孫犁沒有融入他所在的城市文化。他獨自思考，獨自寫作。把晚年孫犁的批評文章放在一起，會發現他建立了他的批評譜系。不用當時的時髦詞語，也不追趕風潮。作為批評家，孫犁有他的文學審美，他的判斷尺度，他最終形成了他的批評風格，建立了他作為批評家的精神品質。

　　這讓我思考一個讀書人如何與他的時代相處，一個讀書人如何成為他自身，一個批評家怎樣確認自我等問題。好的研究對象對研究者應該是有滋養的，所以我很慶幸遇到孫犁。我把文學批評視為人生中最重要的精神生活，也因此，我不隨便寫一個人的長篇作家論，也不會輕易跟蹤某位作家的成長，我要看這位作家的創作對我的生命是否有滋養，看我是否認同他/她的審美觀和價值觀。

　　周明全：在中國，女性批評家在數量上并不多，但在質量上，卻屬上乘，比如說梁鴻、郭冰茹、岳雯等，都是批評界的翹楚。你覺得女性批評家做文學批評有優勢嗎，比如說在文本細讀上，可能比男性批評家更加細膩，還有，可能在批評上，也比男性批評家更柔和。

　　張莉：我的個人經驗是，作為女性批評家，寫批評文字時有許多障礙需要克服。你知道，大部分時候，作為女性，她們會不自覺地為身邊習俗與慣例所困擾。所以，如果一位女性批評家要確認自我，首先要打破外界加諸自身的諸多束縛，不能去考慮女批評家應該怎樣，不能考慮這樣寫別人會怎么看怎么想，也要敢于在一個強大氣場里說出格格不入的話。不在任何事物面前失去自我，不在任何事物——親情、倫理、教條、掌聲、他人的目光以及愛情面前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是我最近幾年理解的寫作的自由。作為批評家，我希望自己寫下的文字能做到聽從內心的聲音；我也希望自己能做到秉筆直書，坦陳己見�？墒�，聽從內心表達何其困難，我恐怕終生要與這樣或那樣的內心限制進行搏斗。

　　這也是我喜歡吳爾夫的原因，吳爾夫意識到女性的地位和成長環境會決定她們寫作的局限，但她認為這是可以克服的。吳爾夫的語詞的排列很獨特，她擅長用形象的比喻、類比，讀起來親切，有節奏感。她從不用言之鑿鑿、指點江山的方式表達，相反，她的寫作是協商的，是娓娓道來的，這屬于女性的表達方式；同時，她又有非常強悍的一面，“不合眾囂，獨具我見”，這更讓我佩服。

　　性別沒有優劣，只有差異，重要的是人盡其才。所以，我坦然接受女性這個身份帶給我的所有優長、障礙和偏見。在我們最新出版的談話錄《牙齒是檢驗真理的第二標準》里，作家畢飛宇先生談到他希望成為“雌雄同體”的寫作者，我非常認同也非常欣賞他的看法。老實說，我渴望自己的文字能“雌雄同體”、“剛柔相濟”。

　　周明全：當下批評失語、批評失效一直是媒體的熱門話題，你認為這個批評失語、失效了嗎？

　　張莉：文學批評只是批評家對作品的理解和認識，文學批評或文學批評家并不擁有、也不應該擁有對作品生殺予奪的權力。說到失語或失效，很可能是媒體對批評的期待太一廂情愿了，又或者，只是一個說詞罷了。什么是理想的批評環境？我以為是眾聲喧嘩，是各說各話，不應該有一棍子打死的事情出現、也不能期望一種聲音大到可以淹沒其它聲音。一部新作品發表，批評和贊美此起彼伏才是健康的，全是批評或全是贊美，都意味著危險。

　　周明全：你認為好的文學批評應該具備什么樣的品質？

　　張莉：好的批評應該深刻、有識見、有情懷，它能幫助讀者重新理解和發現作家和作品，甚至幫助我們重新理解身在的這個世界。好的批評應該有文體意識，要寫得生動細膩、縝密嚴謹，寫得好看。我非常喜歡有見解的、銳利的、有文體意識的批評文字。吳爾夫的隨筆是這樣，本雅明、桑塔格的很多文字也如此。熟悉我微信的人也都知道，我喜歡李敬澤先生的批評，經常向朋友們推薦。你曾經說我是“反教條主義的批評家”，我很認同這個評價，謝謝。我排斥程式化的文章，渴望用“人的聲音”表達。記得是桑塔格說過，世界上一切偉大著作都“帶著鮮明的個人印跡；它以人的聲音說話”，說得多好。

　　周明全：最后，想請教一下，你覺得一個好的批評家，應該具備什么樣的素質？

　　張莉：不同階段，我對好批評家的理解是有差異的。依現在的我看來，好的批評家肯定不是“好好先生”，他不能面面俱到，也不會令所有作家滿意。我們把別林斯基，把巴赫金、本雅明、桑塔格、吳爾夫、艾略特甚至納博科夫、毛姆等人的批評文字歸納在一起，會發現，他們并不負責對世界上所有好作家好作品進行點評，他們只評那些與他們的價值觀和藝術觀相近的作家和作品。他們也都很挑剔，絕不可能“撿進筐里都是菜”，因此他們才可能成為有個人標識的優秀批評家。

　　好的批評家是對世界有理解力和判斷力的，不為風潮所動。今天，我們的當代文學領域，一部大作家的新作品出來，批評家們都跟進闡釋，相隔時間有時連一周都不到。讀者看不到批評家的個人選擇和個人趣味，看不到批評家的篩選能力。這讓我想到批評家的主體性。只有擁有強大精神世界的批評家，才有可能不被外界牽著鼻子走，才會有能力建設自己的批評世界。說到底，好的批評家應該珍稀羽毛，他要所評有所不評，要有所寫有所不寫。當然，要達到這樣的境界太難了，所謂知易行難，我也只能是“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2014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