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逸塵：同代作家與批評家要形成一種論戰關系

     傅逸塵，本名傅強，1983年生于遼寧鞍山。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現代文學館第二屆客座研究員、解放軍軍事文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在報刊發表理論批評、散文隨筆及報告文學100余篇，50余萬字，多篇文章被《新華文摘》及“人大報刊復印資料”轉載。著有文學評論集《重建英雄敘事》、《敘事的嬗變》、長篇紀實文學《遠航記》。曾獲全軍文藝優秀作品獎、第二屆“紫金·人民文學之星” 佳作獎、第十四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等�，F為解放軍報社文化部編輯。

　　一、“被”文學批評

　　周明全：據說，你父親曾是《藝術廣角》的主編，而且家里藏書數千冊，其中文學理論方面的圖書占了很大比重，可以說，你家學很深厚。你之所以選擇走上文學批評之路，和你父親的教導有關嗎？或者說，你父親是否有意識地培養你成為批評家？

　　傅逸塵：沒錯，他任《藝術廣角》雜志主編有六七年之久，而且寫過很多文學批評與美術批評。父親的藏書應該有萬冊之多，文學理論、美術理論方面的也該有兩千余冊吧。家學似乎談不上，因為我覺得夠得上家學的總該是類似葉兆言那樣的，家族中幾代人都是讀書人；但父親的確是從小就喜歡文學與美術的。

　　我走上文學批評之路確實跟父親有關。我雖然從小就生活在一個文學藝術氣氛濃厚的家庭，但父母卻因為自己當年偏科而無法考入更好的大學，便一直擔心我也偏科；所以，就沒有刻意培養我文學的興趣與才能。等我進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后才知道，班里有許多同學已經取得了很不錯的創作成就，而且他們也有著豐富的文學知識，這給我帶來巨大壓力，一度，我對自己未來的文學之路也很迷茫。那段時間我與父親在文學方面的交流很頻繁�？梢哉f是父親重塑了我對文學的信心與理想；2003年夏天，父親讓我擱置小說、散文的寫作，先從文學批評做起，而且是從軍旅文學批評入手。所以說，我可以說是被文學批評的；而且，我最初的兩個批評對象——關于馬曉麗的《楚河漢界》與李存葆的《大河遺夢》都是父親幫我選定的，然后居然就發表在了《文藝報》上，我的文學批評就這樣開始了。

　　周明全：軍藝培養了大批的軍旅作家，在如此濃厚的創作環境下，你卻“執迷”于文學批評，為什么？創作更容易獲得認可，在軍隊這個特殊的系統里，可能一兩個中篇小說，就能獲得名利；而文學批評，需要付出的遠遠比作家多得多，難道你當時就沒有考慮過這些？

　　傅逸塵：這個可能是一種慣性使然，上了批評這個車了，對飛機呵、輪船呵什么的就有些淡然了。創作與批評誰付出的更多很難將其量化；但有一點在我是很明確的，我從事文學批評絕對與名利無關，尤其是近年來，它已經成為我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我覺得批評自有其獨特的價值與意義，這一點是創作難以代替的。換言之，從事創作與批評都需要一種精神理想。

　　周明全：我看你幾本書的后記，都反復提到了朱向前老師對你的影響，而且在《重建英雄敘事》中，好幾篇重頭稿，都是你和朱向前老師的對話；《敘事的嬗變—新世紀軍旅小說的寫作倫理》的序言中，朱向前老師更是傾注了對你的深情和殷切希望，能談談朱向前老師對你的為文與為人的影響嗎？

　　傅逸塵：這個影響太大了，他的才華橫溢、睿智與敏銳，他的剛直不阿、絕不媚俗，以及對文學的理想與信念的執守，等等，都讓我徒生艷羨，望其項背。尤其是他的人生的感悟、生活態度和所達到的理想境界，對我都有重要影響。他的學生遍及軍旅文學界，但我可能是他學生中為數不多從事文學批評的，所以他也對我偏愛有加。

　　周明全：畢業后，你到解放軍報社工作，記者的工作很煩瑣，當然，做記者的好處，就是能比學院批評家走的更多，接觸到的更多；尤其是你隨遠望號測量船出海140天，并寫下了長篇紀實文學《遠航記》，這是學院批評家很難有的機會。記者的經歷對你從事文學批評有幫助嗎？主要體現在那些方面？

　　傅逸塵：我覺得還是有一定幫助的。因為有機會到部隊基層跑一跑，我在軍旅文學批評方面就會有一種踏實的感覺。創作需要生活，批評也同樣需要生活，即便是形式主義批評也不可能完全離開生活。創作與批評在生活上是一種同構關系，而不可能是兩種不同的軌跡，否則就難以形成對話的關系。

　　周明全：搞文學批評的很少用筆名，劉濤在分析鬼金時說，自己為自己取的名字可以言志，其抱負、志向、性格、成就甚至命運皆可從中看出來。你取名“逸塵”，有何用意呢？

　　傅逸塵：可能有一種超凡脫俗的意思在里面，這都是文學青年的一種幼稚的理想吧？文學終歸不是現實，文學批評離現實就更遠；因此，能否達至一種藝術化的理想對我的文學批評而言就至關重要。

　　二、“英雄敘事是軍旅文學的核心所在”

　　周明全：在“80后”批評家中，你可能是被研究最多的一位青年才俊。首先，2008年，你還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讀研的時候，就以一本名為《重建英雄敘事》的評論集入選“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平了該叢書最年輕入選者紀錄，并且得到了評論界權威的首肯。朱向前、徐則臣、張麗軍、周景雷、王凱、李尚財、周徐等多位評論家、作家撰寫過研究你的文章，雷達也給過你很高的評價，《滇池》雜志、《南方文壇》還以專輯的形式推介你，而且你還被中國現代文學館聘為第二屆客座研究員。這么多人研究，這么多有影響的雜志推介，他們看重你的是什么？這些推介，對你的批評有幫助嗎？

　　傅逸塵：這個我自己一下子還真說不好，我覺得可能是幸運的成分比較多吧？但綜合起來，我想還是借了軍旅文學的光，這也說明父親當年為我作出的選擇還是有一定的先見之明的。軍旅文學批評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是比較繁榮的，那時有一批優秀批評家在全國具有廣泛的影響力；但九十年代末期，尤其是進入21世紀初年，軍旅文學批評輝煌不再，除了朱向前等幾位還在堅守外，其他批評家基本上不怎么寫文章了。我的出道恰在軍旅文學批評青黃不接之時，而且我的文章有一定的數量。朱向前先生的提攜當然是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文藝報》對我的支持亦非常之大，我的很多重要文章都發表在那里。我不知道《滇池》雜志、《南方文壇》以專輯的形式推介我，還有中國現代文學館聘為第二屆客座研究員的直接原因是什么；但我個人覺得可能還是因為我近些年在軍旅文學批評上取得了一點成績，似乎代表了一個大的方面。這些報刊的推介對我而言當然重要，它們擴大了我在文學界、文學批評界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尤其是中國現代文學館聘我為第二屆客座研究員，為我搭建了一個極具發展力的平臺，開闊了我的批評視野，有機會跟全國知名批評家、作家及重要報刊進行更寬泛的交流。

　　周明全：按代際劃分，你屬“80后”批評家；但你更為特殊的身份和頭銜是“新軍旅文學批評家”，你是否同意這樣的劃分，為什么？或者，你更愿意接受那個稱呼？

　　傅逸塵：我是不贊成這種簡單的代際劃分的。批評家也好，作家也好，他們的思想觀念與藝術觀念，以及作品的風格，不可能因為年代而聚集，而統一。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文學社團與流派相對而言還算靠譜，但一個社團或一個流派中的作家彼此間的差異仍然很大；所以說，我認為，簡單的代際劃分等于什么也沒說，就像“新世紀文學”這一概念一樣。我最近寫了篇隨筆，還在我手里壓著，題目是《“新世紀文學”應該終結了》�！靶率兰o文學”這個概念當初提出的時候就頗有爭議，我們暫且不論；我想說的是，這“新世紀”要新到哪一年呢？如果說在2010年前稱“新世紀”還情有可原的話，那么，2014年了，還能叫做“新世紀”嗎？你總不能這樣一直“新”下去吧？基于此，我認為2010年后的文學是否可以稱為21世紀一十年代文學？而此前的2000年至2010年的文學不妨稱之為21世紀初年的文學。當我們無法概括某一年代沒有突出的思潮與主義的文學現象的時候，這種客觀表述更有利于學術研究�！靶萝娐梦膶W批評家”跟上述概念差不多，只說明了我比較年輕。如果一定要有一個稱謂，我覺得就要研究他的文本所呈現出來的更本質的東西，這一點西方20世紀的文學理論與批評流派的劃分做得比較好。中國20世紀八、九十年代批評界對創作的概括也說得過去，諸如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先鋒文學(或稱實驗小說)、新寫實小說等，它就沒有簡單地以代際來概括作家，而是深入到文學的本體。中國當代批評家能夠長期秉承一種研究方法進行獨立批評的似乎并不多見，所以風格或方法就不大容易彰顯；而且大多是各搞各的，無法形成批評流派。至于我自己，近些年來主要是將敘事倫理的理論引進到批評實踐中來，尤其是關于軍旅長篇小說的研究，取得了一點實績；但要命名一個稱謂就勉為其難了。

　　周明全：綜觀年輕批評家，可以說絕大多都是跟著導師研究那些已經被經典化了的作家和作品，最多做些作家論或作品論，很少一上路就提出批評概念的。當然，這和批評家的能力無關，在“無名”時代，在各種批評理念趨于成熟，而且社會亦處于一個相當穩定的時期，構建新的理念的可能性并不太大。但你作為“80后”批評家，卻早在2008年，就第一個提出了“新世紀軍旅長篇小說研究”的理論命名，堪稱為軍旅文學理論批評劃出了一片全新的理論視界。當時，據于什么情況，你提出了這個理論命名？這一命名，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可了嗎？

　　傅逸塵：學院的批評家無論年長或年輕，其批評都會圍繞在相關的課題研究中，它是一個系統的有機鏈接；我的批評跟任何人，任何組織，以及我的工作都無關，我無非是延續了我讀書時的一種文學選擇。因此，我想讓自己的批評能夠與文學創作同步，能夠參與到當下文學創作實踐中去，成為創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就是批評的在場。之所以選擇“新世紀軍旅長篇小說”作為研究的重點也是緣于它的繁榮，它在影視界的巨大影響力。我覺得“新世紀軍旅長篇小說研究”只是確定了我研究的一個大致范圍，恐怕無法構成一種理論命名；也因此，我的正在寫作中的關于“新世紀軍旅長篇小說研究”的專著的書名是《英雄話語的涅槃——21世紀初年軍旅長篇小說創作論》。這個研究學術界是否認可我不太清楚，但有一點，20世紀九十年代至21世紀一十年代以來的百余部優秀軍旅長篇小說我是認真細讀過了的。

　　周明全：作為“新軍旅批評家”，你從事文學批評的一個核心思想，就是“重建英雄敘事”，你的第一本批評集《重建英雄敘事》似乎也表達了你的批評觀。之所以要重建，就說明當下的英雄敘事出了問題，你認為當下的英雄敘事主要存在那些問題？

　　傅逸塵：英雄敘事是軍旅文學的核心所在，也是軍旅文學吸引讀者的重要因素。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紅色經典自不必說，八十年代以中短篇小說為主體的軍旅文學也是如此，可以說，軍旅文學的英雄敘事是主流話語，或主流意識形態在文學中最強力的聲音表達。九十年代末，以長篇小說為主體的軍旅文學進行了最具文學性的探索，在“新歷史主義”思潮的影響下，以對話的方式讓歷史與現實進行了最為鮮活與深刻的碰撞，英雄敘事獲得了從未有過的有效空間，其豐富與駁雜，使得軍旅文學的思想與藝術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進入21世紀初年以后，由于中國文學的整體性通俗化轉向，軍旅文學，尤其是長篇小說亦崇高不再，與影視劇的聯姻更讓其離偉大的小說漸行漸遠。具體而言，大致有以下幾方面問題：

　　一是“通俗化”了的軍旅長篇小說，商品屬性日益加強，無論是在語言、敘事、結構，還是在人物塑造、生活表現、精神書寫、審美追求等方面都開始了類型化文學的審美重構。啟蒙性的、政治性的、宣傳性的、說教性的硬性表達逐漸被商業化的、消費性的、娛樂性的、想象性的軟性話語所替代，失去了“政治”這一宏大主題的蔭蔽，軍旅文學的文學合法性受到了強烈質疑，不但逐漸退出了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的核心，在文學領域也一再被邊緣化，喪失了傳統核心競爭力的軍旅文學的文學史地位和現實處境變得從未有過的尷尬。二、是軍旅長篇小說似乎整體性地被一股追求“好看”和“寫實”的風潮所籠罩。軍旅作家們、書商們、電視劇投資方們似乎抓到了拯救軍旅小說危機的救命稻草，要求軍旅長篇小說編織傳奇性的故事，塑造傳奇性的英雄，取悅于大眾的世俗化審美心理。當前的一些軍旅長篇小說越寫越輕，越寫越粗糙，自我重復和模式化的傾向嚴重。缺乏親身的經歷和痛切的體驗，僅憑過去的經驗、當下流行的觀念和想象，熟練的寫作狀態之下掩蓋的是作品生活質地和生命體驗的稀薄。三、近年來的軍旅長篇小說創作已經可以不必再依靠對軍旅現實生活的考察與體驗，而僅僅依靠想象和虛構就可以編織一個很好看的傳奇故事、一組很復雜糾結的人物和情感關系、一系列很吸引眼球的矛盾沖突。有了這些元素，似乎就可以滿足一般讀者的快餐化閱讀消費，就可以滿足電視劇的大眾化審美趣味和改編要求，就可以滿足作家自身的利益訴求。軍旅長篇小說之所以能夠得到如此眾多讀者的青睞，能夠引發不同年齡層次和文化背景的讀者的共鳴，能夠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我以為根本原因就在于，在一個物質主義的時代，面臨著精神矮化和道德失范的嚴峻情勢，置身于高度物質化、粗鄙化的精神境遇中的人們開始懷念精神的崇高和豐饒，開始召喚靈魂的偉岸和富足；而軍旅長篇小說恰恰可以以其崇高和英雄的審美建構填補人們精神層面的失落，以愛國主義、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的核心價值倫理喚醒人們麻木而低沉的神經。然而，僅僅停留在對軍旅文學最為核心的價值倫理的堅守層面是遠遠不夠的。文學，或者小說的最重要的價值，是它的獨特性，包括作家的思想與經驗。

　　消費時代、商業社會、市場機制、大眾文化、欲望與純文學……如果讓我來概括21世紀初年軍旅長篇小說的文學生態的話，第一感就會從腦海中迸出上面這些關鍵詞。在當下這樣一個物欲橫流的時代語境中，在消閑和娛樂取代了嚴肅閱讀的文化背景下，面對日漸膚淺而輕松的寫作處境，敘事的倫理向度應該成為一個新的尺度，以保證寫作的精神重量。對敘事倫理的召喚，甚至可以看作是一場新的敘事革命。

　　周明全：幾年過去了，你覺得你的重建，起到了你想要的效果沒？

　　傅逸塵：當然是沒有。通俗化的軍旅長篇小說已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慣性，不要說我的人輕言微，再有影響力的批評家也恐怕難以扼制這一寫作思潮。

　　周明全：有評論認為，考察你的文學批評之路，有幾個關鍵詞是必須被撿起來認真研究的，比如，你將“倫理批評”引入到了軍旅文學研究中，為軍旅文學研究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理論視角和言說話語，其對軍旅文學研究的學理性建構和創作層面的引領意義不可低估。能談談你對“倫理批評”的認識嗎？為何會將“倫理批評”引入到了軍旅文學研究中？

　　傅逸塵：首先應該說是21世紀初年的軍旅長篇小說創作本身決定的，也就是說它給我提供了采用“倫理批評”的方法研究的可能性。這種方法用在20世紀九十年代之前的軍旅文學研究中是無法想象的。張文紅的《倫理敘事與敘事倫理——90年代小說的文本實踐》一書給我很多啟示，使我的研究能夠在更寬泛的空間中展開。從倫理哲學角度分析，作為社會本體的倫理關系就不僅僅囿限指涉著父子和性愛等中國文化傳統意義上的倫理關系，作家個體和歷史存在，作家內在自我和知識分子社會身份，在本質意義上構成的也是一種倫理關系。從敘事學角度考察，小說文本是諸種倫理關系以敘事話語形式進行的敘事呈現，源自作家主體的敘事行為是對諸種倫理關系以文本形式進行的藝術展現過程。倫理關系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最本質、最穩定、最具傳統色彩和規范意義的社會關系。以敘事為中心的小說，在歷史的發展和現實的進程中，逐步從紛紜的人際關系中梳理出有典型意義的倫理敘事模式。模式的表象性和象征性始終在承繼、延續、發展，而其內蘊和寓意卻在無窮變換著。

　　從倫理敘事的角度，我的研究涉及到以下幾個層面：一、父子倫理——從“審父”到“尋父”的嬗變、“父性文化”的重建、“子我”的主體性成長；二、歷史倫理——從“宏大史詩”到“小寫歷史”的詩學轉化、虛構敘事與歷史真實的詩學探求、正面描寫與正史講述；三、軍人倫理——“價值解圣”與“職場軍人”、“新軍事變革”與戰爭焦慮、“新型高素質軍人”的文學想象；四、英雄倫理——英雄話語的重建、“另類”英雄的塑造、英雄悲劇的超越性；五、現實倫理——“強健而充分”的現實主義、守望“生活現場”、為軍旅生活的“存在”作證；六、情愛倫理——“身體出場”的情愛敘事、“性愛詩學”的政治語義、“女性自覺”的主體覺醒。從敘事倫理的角度，我的研究涉及到諸多問題：一、通俗化轉向——文學生態的大眾化巨變、審美趣味的多元文化格局、故事講述的通俗化；二、日常經驗凸起——日常經驗拓展題材邊界、個人化寫作與私語化敘事、掙脫主流價值束縛；三、回歸文學性本源——文體自覺與技術創新、詩意的現實主義與智性寫作、內在經驗的敘事探索；四、類型化寫作——小說類型化與反類型化敘事、小說寫作的影視化、網絡敘事空間的拓展；五、悲劇精神——悲劇精神與超越性、歷史的悲劇、現實的悲劇、女性的悲劇。

　　利奧塔就認為，當代社會背景下的倫理本身就是一種敘事。確實，在現代乃至后現代的語境中，倫理以“立言”的方式存在已經非常困難，人們更熱衷于敘事的倫理，而不是枯燥呆板的倫理學理論體系的建立。倫理只有進入敘事或者說進入生存才能凸現它的存在價值。在現代秩序的規范下，人們生存的壓力與生命感覺的破碎，需要能夠重新整合人的存在時空的敘事來彌補，而不歡迎冰冷而空洞的理論與說教。小說敘事的意義不僅僅在于講述故事，更應沉入人性的深淵，探究人類心靈的真實，并負起“重整生活信念的現代使命�！边@恰恰是小說敘事的倫理意義之所在。也正因為如此，我對21世紀初年軍旅長篇小說的倫理敘事與敘事倫理問題的提出與闡釋，就不僅僅是出于研究的需要，更是基于對一種文學觀念，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文學信仰的堅守。偉大的文學首先是一個倫理現象，其次才是一個文學現象；偉大的文學首先是一個道德現象，其次才是一個詩學現象。21世紀初年軍旅長篇小說正是沿著這樣的精神軌跡，完成了從“人民倫理的大敘事”向“個體自由主義小敘事”的轉型。

　　周明全：看了你目前出版的兩本專著，你對現實主義有自己的認識，并對偽現實主義進行了批評。你認為，在當下，作家應該如何描寫當下現實？

　　傅逸塵：關于現實主義討論起來太復雜，但21世紀初年中國文學的現實主義回歸，甚至于成為中國作家普遍選擇的文學方法不是文學的一種正常形態，關注社會現實當然好，但只用一種方法描寫現實就不好了。我雖然沒有親歷中國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文學，但向往和羨慕那個年代文學的豐富性與作家創作的激情。偉大的思想只能產生于“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之中。莫言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先鋒文學中并不怎么太先鋒，但當所有的先鋒作家都回歸現實主義的時候，莫言卻始終堅持著他的文學性探索，我以為他是中國當代文學中獨一無二的真正的先鋒作家�，F實的復雜性，以及作家文學觀念與風格的多樣性決定了作家描寫現實的路徑的不可規約性。批評家的責任不是給作家指出一條偉大的文學前行的路徑，而是參與到作家在描寫現實的過程中的文學性探索。

　　三、同代作家與批評家要保持距離

　　周明全：你平時閱讀同代作家的作品嗎？你如何看待同代作家的創作？

　　傅逸塵：也看，但相對還是少。多少會覺得他們的文學水準與年長一些的作家，或者那些已經產生廣泛影響的作家要低一些，也不夠成熟。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你的精力是有限的，讀了這個就讀不了那個。我是相信創作是要有一定的經歷與閱歷的，尤其是長篇小說。所以，有經驗的作家就講，好的故事或素材輕易不要去動，一定要等到你覺得完全能夠駕馭得了的時候才去寫。

　　周明全：金理說，作家和批評家應抱團取暖；但也有一種觀點認為，應該和同代作家保持一定的距離。你會像金理所說抱團取暖，還是和同代作家保持距離？

　　傅逸塵：我愿意結交一些我喜歡的作家朋友，在日常的接觸中你會觸摸和體味他們的思維方式，他們的情感表達方法，當然也會涉及文學創作。但從純粹的文學角度，或批評的角度，我還是認同與同代作家保持距離。同代作家與批評家最好能形成一種碰撞的關系，甚至于論戰的關系，這樣有利于文學的發展。距離太近會影響批評家對文學的敏感性，以及批評的獨立性。

　　周明全：你看同代批評家的文章嗎？你覺得，同代批評家，哪些比較優秀？他們的研究，對你有啟示沒？

　　傅逸塵：當然會看。了解、借鑒都會有。如果同代是指“80后”的話，我更看好“70后”的那批批評家，他們已經成為當下文學批評的中堅，成就也更大一些。

　　周明全：不少人認為，“80后”批評家難冒頭，其實，我覺得，目前的批評環境很好，只要你有足夠的才能，完全會得到認可，你覺得呢？

　　傅逸塵：“80后”批評家作為一個群體無論數量還是批評質量目前都處于一個成長期，其影響力也不夠強。我覺得“80后”批評家要比“80后”作家幸運得多，“80后”作家遲遲得不到主流文學界的認可，在媒體與出版界的同謀炒作中，喪失了批評對他們創作的介入與研究，他們的文學性成長明顯存在批評的缺失�！�80后”批評家的遭遇正好相反，這與他們的師承有密切關系，他們的成長普遍得到了導師的呵護與提攜�，F在的問題是已經活躍在批評一線的“80后”批評家太少，很難產生一種群體效應。

　　周明全：《大家》雜志2014年第2期，除了用48塊彩版推介數十位已經在批評界產生一定影響的“80后”批評家，還繼續開設，“80后批評家大展臺”欄目，第2期推介的正是你，文章是我寫的，叫《傅逸塵：“新軍旅文學批評家”的堅守》，我有個想法，想繼續將“80后批評家大展臺”欄目做下去，系統梳理“80后”批評家的創作與走向；另外，聯合《西部作家》雜志，開設“80后批評家訪談”欄目，以對話形式，縱深地研究“80后”批評家。我個人的感受是，“80后”批評家在不遠的未來，一定能成中國批評界的中堅力量，現在就開始關注他們，一是有利于他們的成長，二來，或許目前這些文章，在將來，或能成為研究他們的重要資料。

　　傅逸塵：很感謝你，明全兄弟。在“80后”批評家中，你是值得我們尊重的人，你策劃推出的《“80后”批評家文叢》，是目前國內第一套反映“80后”創作水準的叢書，將不得不選的幾位批評家都選入了叢書中。我注意到，包括《文藝報》在內的多家報刊的2013年文學批評綜述中，都提及到了該叢書，評價極高。你為這套叢書付出了很多，你為“80后”批評家的成長、集體亮相作出了貢獻�！�80后批評家訪談”、“80后批評家大展臺”的創意都很好，系統研究幾年，對你的成長肯定也有很大的幫助。我有幸能被你納入這兩個欄目，很是高興。今后，我們要更多地合作，攜手向前。

　　周明全：貢獻談不上，作為同代人，又在出版社工作，就是力所能及地各位多做點實是在在的事。目前的想法是，想以文叢為主體，延伸出《“80后”批評家年度選本》，將“80后”批評家每年在主要評論刊物上發表的文章篩選、整理，每年出版一本選本，為學界研究“80后”批評家提供必要的文本依據。當然，還將繼續擴大《“80后”批評家文叢》的容量，將那批優秀的“80后”批評家繼續納入到問從中來。

　　傅逸塵：明全真是有想法的出版人，當然，也是很優秀的批評家。代表所有“80后”批評家感謝你，我也將全力支持你，共同來做好這件事。

　　周明全：最后，想請教一下，你覺得一個好的批評家，應該具備什么樣的素質？

　　傅逸塵：我覺得最重要的應該是對文學的感受力，也就是作家、藝術家們所強調的藝術感覺。這一點很重要，批評家不能僅僅依靠理論與觀念進行批評，必須能夠進入作家的創作情境，甚至超越作家對文學的感知力。作家為什么對理論批評不感興趣？很重要的一點是他認為你是外行，你的批評跟作品太隔。另一方面就是我在《南方文壇》2014年第一期上發表的《批評當隨時代》中所強調的，批評要能夠引領作家與文學，積極參與文學創作與時代精神的建構，要用自己的思想精神影響作家、讀者和文學，進而影響時代發展的走向。當然，這樣的理想不是哪一個批評家可以獨立完成的，需要諸多有理想的批評家共同努力。

　　周明全：真是不好意思，一聊就數小時，耽誤你太多時間了，我們的談話就到此結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