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在群山之巔眺望故宮

　　與一般的作家不同，在從事寫作的這些年里，祝勇的身份一直在變化：從最初反抗傳統散文機制的“新散文”作家，到紀錄片撰稿人，為央視、北京電視臺、東方衛視等電視臺攝制的 《我愛你，中國》《辛亥》《1405，鄭和下西洋》《利瑪竇：巖中花樹》)等大型紀錄片做總撰稿。再后來，他到西藏電視臺做起了“客串”主持。2011年，他進入故宮，成為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的一員。幾年“潛伏”下來，一本以文學筆法介紹故宮風物的《故宮的風花雪月》最近問世。

　　故宮里藏著中華民族數千年的風花雪月，但它蘊藏的故事又不僅僅是“風花雪月”這四個字可以概括。一位散文作家對故宮的書寫，會是如今的人們習以為常的“戲說中國的愛情歷史”，還是可以提供給普通讀者一個窺視中國傳統藝術的新鮮角度？

　　賀士起，北京重型機器廠退休工人，74歲。在北京這個偌大的城市里，他與祝勇本來不會有任何交集。然而，在一個早上，他帶著祝勇的作品來到故宮，目的只是與作家說幾句話，表達一位老讀者的閱讀感受。賀士起甚至不會善于表達自己的感受，只會說好�！八�覺得這些作品非常不一樣，他說自己對故宮太熟悉了，讀完這些文章，他才發現故宮對自己來說竟是那么的陌生�！痹谖恼轮�，祝勇這樣寫道。

　　“我至今說不清楚《故宮的風花雪月》究竟是怎樣一本書。表面上看，它是一本關于故宮書畫藏品的書，實際上這些藝術珍品只是我透視歷史的一個‘視窗’，從那一扇扇美輪美奐的窗子望出去，我看到的是各種歷史事件中錯綜復雜的互動關系，看到個人與時代的糾結，以及復雜的人性�！弊Ｓ逻@樣描述自己的作品。

　　在他眼中，故宮中那些沉睡的藝術品始終散發著迷人的生命芬芳：“一些藝術史的研究成果固然巨大，但它們幾乎全部是把故宮收存的這些藝術品當作研究對象、當作一個歷史的‘遺址’來進行解析。在他們眼里，它們都是死物；　在我眼里，它們卻是活的，它們就像古羅馬詩人賀拉斯曾經說過的：‘我不會完全死去�！�它們的神經和細胞仍有著生命跡象，所以才能與我們的生命進行交流�！�

　　“初入故宮的新鮮感，經年未消”

　　記者：得知你進入故宮，成為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的一員，我感到十分驚訝。印象中，你的身份一直在變化，其中涉及的專業領域也各不相同。能否介紹一下你和故宮的前后淵源？

　　祝勇：能夠進入故宮工作，得益于一個機緣，就是故宮學研究所的成立。這個研究所成立于2010年9月，第二年我就進了這個所。那一年(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正在忙于北京電視臺攝制的大型紀錄片《辛亥》，和導演們一起沒日沒夜地泡在剪輯室里，差點耽誤了調動的事。

　　其實，我與故宮的淵源已久。到故宮工作以前，我的寫作一直圍繞著故宮和明清歷史，其中包括2003年寫《舊宮殿》，2011年在三聯書店出版的 《紙天堂》《辛亥年》，還有也是2011年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說《血朝廷》等，都是以紫禁城為視角的，只不過寫作的方式是個人化的，而不是學術的方式。紀錄片方面，題材涉及雖廣，包括《1405，鄭和下西洋》《利瑪竇：巖中花樹》《辛亥》，還有2013年的《案藏玄機》、目前正在制作的《歷史的拐點》等，都沒有離開過紫禁城，連《辛亥》這樣的革命歷史題材紀錄片，我也是以紫禁城為中心，從被革命者的視角來體驗和審視這場革命的。這些片子，除了《辛亥》在表述的尺度上比較大膽，只在北京電視臺播出以外，其他均在央視、尤其是央視一套播出，也算是對故宮文化內涵的某種闡釋和推廣。我想，這些也可以算作是對故宮學的一種表達吧。

　　記者：對于一個善于發現的作家來說，故宮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寶藏。所以就有了《故宮的風花雪月》。

　　祝勇：是的。進入故宮后，許多朋友說，這是最適合我的地方。我也是這樣想的，因為故宮的文化資源，我一輩子也挖掘不完。鄭欣淼院長曾對我說，故宮是寫不完的�，F在我只恨人的生命太短，在有六百年歷史的故宮，生命的短促顯得更加明顯。難怪老舍在《茶館》里說：“有牙的時候沒花生豆，有花生豆的時候又沒牙了�！�

　　我說故宮很合適我，這與我寫作的類型有關。我曾經說過，我的寫作是一種“綜合寫作”，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文學寫作，其中涉及歷史、思想、藝術、器物層面的內容很多，因此，故宮剛好可以成為我的“寫作大本營”。而鄭欣淼院長提出的“故宮學”，亦是一門開放的學問，它力主從“大文物”“大故宮”的角度去闡釋故宮的價值，而不僅限于象牙塔式的研究。他甚至與我商量過，是否可以拍攝一部像《達·芬奇密碼》那樣的電影大片，使故宮的文化經典受到全世界的關注。他鼓勵我說，故宮學的天地很大，不要怕，不要自己限制自己。單霽翔院長的視野也很寬廣，數字故宮的建設、文創產品的開發，都為故宮文化的闡釋與推廣開辟了新的領域。當然，一切的核心，還是“故宮學”文化研究的水準�？傊�，我慶幸能有這樣的機會，原因既在于故宮領導者的開明與開放，也在于故宮學的天地也很大，可以任我自由馳騁。

　　前面說到的那些作品，都可以說是對故宮的文學書寫，但涉及到文物，還應從《故宮的風花雪月》算起。這本書寫到的，全是故宮收藏的古典書畫，這些真跡讓我無比震撼。學者孫郁曾說我因為是初入故宮，所以對一切都新鮮。但這樣的新鮮感，經年未消。每次面對那些古老的紙頁，我都不可能無動于衷。中國古典書畫之美，美得無以復加，有人為它而生，也有人為它而死。盡管對它們的解讀早已汗牛充棟，但在那一刻，我只想說出我自己的話。于是一篇一篇寫出來，給《十月》雜志作專欄。作家寧肯看到它們也很激動。他是北京人，就在故宮邊上的南長街長大，對故宮很熟悉。他說我的這組文章讓他看到了另外一個故宮，一個完全超出自己想象的故宮。

　　記者：身份的變化，會給你的寫作帶來怎樣的影響？這種寫作狀態，又是否是你某種寫作理念的現實踐行？

　　祝勇：其實我的身份變化沒有你想象的那樣大。我的寫作，就像前面所回顧的，還是有連續性的。最初是一種大范圍的行走，那時年輕，對世界充滿好奇心，喜歡背包遠行，十年中，幾乎踏遍南北。那些行走筆記，最近要重新整理，編成一部厚厚的《中國記》出版。那種輻射狀的漫游，給了我厚厚的積累，因為紙頁上的記載永遠是扁平的，只有深入到每一個局部，從大地上飛過的歲月才有真實的質感，展現在我的面前。所以，不親身體驗，難懂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對于我的寫作而言，那是一種鋪墊，而所有的鋪墊，如今都收束到故宮的紅墻里。這使我在看待故宮的建筑、文物的時候，不僅僅局限在故宮本身，而是有了一個更大的視角。大部分在故宮里游走的人，都把故宮看成一個巨大的平面，但我覺得自己是站在遙遠的群山之巔眺望故宮，它呈現的，是立體的圖像。

　　“熟悉的藝術經典比陌生的作品更能引起關注”

　　記者：《故宮的風花雪月》 為讀者了解深鎖故宮的文物提供了一個文學的角度。而介紹故宮文物，顯然需要相當的專業知識。但在某種程度上，“專業”又是“不文學”的另一種說法，它們很難與文學相融，就像你在書的前言中所說，“這幾乎是要把一份說明書寫成詩歌”。那么，在這次寫作過程中，專業性是否會成為你創造文學性的一種“鐐銬”，會在某一個時刻成為寫作的阻力。而散文文辭的鋪張散漫，又是否會在某一刻損害到所介紹內容的專業性與真實性？

　　祝勇：這個問題就很“專業”，因為這是我時常遇到的兩難。首先，專業的眼光是重要的，因為這是一部關于故宮文物的書，寫得外行，必然丟人現眼，尤其我現在的身份是故宮內的研究人員，讀者的眼光會更加挑剔(何況讀者中還有許多專業人士)，稍不留神，就會損害到故宮的名譽。這是難處，但是我想，在所有的專業術語之外，這些古典書畫作品在本質上是與每個人的生命相通的，它們不是為那些眼花繚亂的術語存在的，而是為每個人的生命情感存在的，也正因如此，在跨越千百年時光之后，我們仍然因它們而感動，這就使文學表達有了可能。

　　學術的目的是求真，而求善和求美則要交給文學。真善美三者并不矛盾，卻各有分工。真是基礎，盡善盡美才是終極目的。只有文學，才能觸動人心。所以，以后者的方式表述這些古典藝術杰作，才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對視，那些古老的紙頁才不會擋住我們的目光，而是相反，成為我們與古人交流的媒介。

　　文學只是一種表達方式，而不是“戲說”的同義詞，因此，它也是要求“真”的。求真的文學，才是真文學。所以，前面提到的兩難，實際上是都可以化解的。處理得好，那些“專業”的部分，不僅不會損害文學的表達，相反還會添彩。

　　記者：在《故宮的風花雪月》中，你選擇了一些耳熟能詳的作品來進行書寫，比如說王羲之《蘭亭序》、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寫大眾熟悉的作品其實不易，如何在熟悉之外寫出陌生，很具有挑戰性。

　　祝勇：熟悉的藝術經典比陌生的作品更能引起關注，這當然是一種言說策略，但這也是一項挑戰，因為那些耳熟能詳的杰作都被反反復復言說過了，對它們的表達似乎已經窮盡了。從我個人的寫作歷程來看，我喜歡寫熟題，因為它有難度，對于寫作者來說，難度無疑是一種刺激，會激發出挑戰的欲望，當然也會激發出一個寫作者的潛能。像我過去寫《辛亥年》，拍《辛亥》紀錄片，都是在人群中殺出一條屬于自己的路。我的名言是：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玩兒命擠吧。

　　記者：你書寫這些文物的角度，是否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您的一些歷史觀點？在你看來，文學和歷史怎樣交融，才是最完美的方式？

　　祝勇：發現細節，并透過細節，發現事物之間的隱秘聯系。有人把這叫做“歷史偵探學”。乍看上去，時間太久了，細節都跑光了，但只要靜下心來，細節觀察，蛛絲馬跡仍在，而且越發現越多。像《清明上河圖》，本來是一幅描述汴京繁榮景象的主旋律作品，但是仔細觀看，會發現在人叢中，手推車上，有一具尸體，更令人驚奇的是，用來蓋尸體的苫布，竟然是一些書法真跡。于是，北宋崇寧年間打擊元祐黨人的血腥事實，就這樣在歌舞升平的市俗街景中顯露出來。這樣的內容無疑使《清明上河圖》更加復雜，也誘使我們從這些蛛絲馬跡出發，一路追下去。

　　其實，古代繪畫的每一個細節，都可能為我們提供歷史的物證，像《韓熙載夜宴圖》里，侍女端給韓熙載的洗手盆，浙江博物館曾展出過器形相同的一只，盡管它們并非同一只，但在這只器物的背后，想必又有一番我們想象不到的風雨。在寫《清明上河圖》 的文章 《張擇端的春天之旅》里，也有《金瓶梅》作者王世貞的影子閃過。

　　總之，歷史本身是具有神秘性的，這些被時間掩藏的神秘，使我的寫作有了懸念感。這樣的懸念，是歷史對文學慷慨的賜予，我不能不笑納。這樣的懸念，可能是故事性的，也可能是非故事性的、邏輯性的，比如不同事物之間的神秘聯系。

　　記者：在你的下一本《故宮的隱秘角落》里，你將介紹故宮的“秘密”了。面對耳熟能詳和不為人知的對象，你的寫作的方式、姿態、筆調會有怎樣的不同？

　　祝勇：《故宮的風花雪月》是一本將古典書畫與歷史相融合的書，表面上是寫書畫，實際上是寫歷史。相比之下，《故宮的隱秘角落》是一部通過故宮建筑———一些人跡罕至的深宮冷院，尤其是一些一直未得開放的“神秘地帶”來書寫人物遭際和歷史風雨的書。主要篇目有：《武英殿：李自成在北京》《慈寧宮：艷與寂》《昭仁殿：吳三桂的命運過山車》《壽安宮：天堂的拐彎》《文淵閣：文人的骨頭》《倦勤齋：乾隆皇帝的視覺幻象》《景陽宮：慈禧太后形象史》等，幾乎可以連成一部另類清史。

　　之所以說“另類”，一方面是指取材，大多緊盯“歷史的死角”。比如李自成在紫禁城里倒底干了什么，比如吳三桂，“沖冠一怒為紅顏”以后，他和他的“紅顏”下場如何，等等，都很少有人關注，歷史學家不太注意，普通讀者就更不清楚了。另一方面是我依舊堅持個人化視角，對上述歷史人物進行重新解讀，比如最后一篇寫慈禧，我認為是突破性的，因為我試圖透過90年前在景陽宮發現的大量慈禧照片，寫出慈禧的內心世界。這不是一個臉譜化的慈禧，而是一個兼具了女人和政治動物雙重特點的慈禧。這篇《景陽宮：慈禧太后形象史》差不多有七萬字，快成一部小專著了。

　　“故宮是一個又端莊又可愛的地方”

　　記者：在人們的既定印象中，故宮博物館應該是一個門禁森嚴之地，《故宮的風花雪月》讓這些本被以為艱澀的文化大眾以美和文學的形式呈現，讓更多的非專業人士對故宮所蘊藏的文化有了解。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文化普及的工作。在2014年，故宮各種“萌萌噠版”的動態圖發布，也讓更多人對故宮有了興趣。其實，很多事情正在發生變化。你身在其中，能否再介紹一些故宮里的變化？故宮學研究所又是一個怎樣的研究機構？什么樣的人群組成了這個研究機構？

　　祝勇：故宮一直被認為是象牙之塔，其實故宮也是可以走群眾路線的。即將在端門上建成的數字故宮博物館，將在觀眾進入故宮之前，給他們奉獻震撼性的視聽盛宴，還有《十二美人圖》《韓熙載夜宴圖》的APP上線，能讓喜歡故宮的人們從網上更真切地了解故宮書畫，我也很榮幸地參加了 《韓熙載夜宴圖》APP項目的研發工作，還被任命為“文學顧問”。故宮還開通了“微故宮”的微博微信，便于與大眾交流。在北京的北部，新的故宮大廈(我們俗稱“故宮北院”)，預計將在3-7年內建成，屆時有望免費開放。在那里，一些大型珍貴文物(如家具、地毯、巨幅繪畫、鹵簿儀仗等)，會不再因場地局限而長期無法得到展示，更難得的是，觀眾會看到文物修復的現場。以后故宮會限制參觀人數，在北院，觀眾會得到更現代化的觀賞服務。

　　總之，在這個巨變的時代里，故宮自身也在變化。它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博物院，而是變得親切可感。我經歷了故宮前后兩任院長，都是可敬又可愛的。今年是故宮博物院建立90周年，前不久楊瀾采訪單院長，攝影記者讓他做一個“9”的手勢，他絲毫沒有猶豫，讓我想起在故宮的文創產品中，連表情嚴肅的雍正皇帝，都做出了很萌的“V”型手勢。

　　故宮是一個又端莊，又可愛的地方。在故宮，雍正的名言“朕就是這樣的漢子”被做成了折扇，他喜歡的《十二美人圖》，更是被設計成了陽傘，打著這樣的陽傘，今天的時尚美女們，與雍正時代的美人相映成趣。去年故宮的文創產品銷售額已經超過了門票收入，這是許多人想不到的，說明了大眾對故宮轉型的歡迎度。習主席說“讓收藏在博物館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書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其實故宮里的每件文物都是有溫度的，都與每個人的生命情感息息相關。

　　記者：在最初出現在文壇上的時候，你和“新散文作家群”中的一批人，是以“反叛者”的姿態出現的。經過那么多年，“新散文”已經被廣泛接受，散文的寫作理念和寫作實踐也已經日新月異。而“新散文”作家群的許多作家，似乎紛紛在其他領域發展得風生水起。你對散文寫作的思考是否已經有進一步的發展？

　　祝勇：“新散文”并沒有被廣泛接受，排斥者還是很多的，當然，排斥的心態，各自不同。研究也相對滯后，當代文學史里幾乎沒有寫，即使寫到的，也三言兩語，與對當代小說、詩歌的評述不可同日而語。但無論怎樣，“新散文”只有創新，才能進步。具有六百年歷史的故宮都在轉型和創新，“新散文”還不到二十年，如不創新，必定死路一條。世界上沒有一勞永逸的事情，如果失去了創造力，從前激情勃發的寫作者，就會淪為他們曾經痛恨的老頑固。窮則變，變則通，萬物之理，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