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燁:依流平進中“眼前一亮”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白燁談2014年長篇小說——

　　依流平進中“眼前一亮”

　　A　對世情人性的透視有新拓展

　　羊城晚報：回顧2014年文壇，長篇小說總體上似乎不及2013年的成果豐厚，“50后”和“60后”作家交出長篇小說的不算多，這固然和作家創作長篇的周期有關，但2014年背后是否有一些新的特點呈現？從數量、題材等方面來看，有何相對明顯的特點？

　　白燁：2014年的長篇小說，我覺得跟2013年相比沒有什么明顯差距，不好說“不及”，至少是依流平進。年底的時候集中出版了一批作品，感覺是個上揚的收尾。從國家書號中心的統計數字看，2014年的長篇小說約有4100多部。這個數字比之2013年的4800多部，數量減了不少。但長篇小說數量的增與減、多與少，主要為網絡長篇小說轉化紙質作品出版的力度所左右。我估計，屬于嚴肅文學傾向的長篇小說，每年大致保持在1000部上下，約占總量的四分之一，而占四分之三的3000多部，多屬于流傳于網絡的又轉換為紙質的通俗類作品。

　　據我一年來的跟蹤閱讀來看，在題旨營造的花樣翻新上，在藝術表現的力求出新上，2014年的長篇小說創作，可圈可點的作品都不在少數�？傮w來看，作家們不僅看取生活的視野開闊，視點下沉，而且普遍關切熱鬧現實背后人們的心理現實與精神境況，許多作品在人的心緒與時代情緒的探悉與把握上，更見深度與力度。同時，怎樣營造與所要表現的內容桴鼓相應的小說形式，從而對自己既有的小說創作適度更新，許多作家也更為上心和精心了。長篇小說在2014年值得關注的焦點現象與重要收獲，是圍繞著世情與人性的多維透視的總取向，在多個題材領域都表現出了新的拓展與進取。

　　B　“圈內”叫好的幾部作品

　　羊城晚報：在2014年長篇小說領域，是否有讓您眼前一亮的“新生力量”？

　　白燁：從“新生力量”的角度看，有兩本作品出自尚屬文學新秀的作家，確實給人眼前一亮的感覺。這就是徐則臣的《耶路撒冷》、龐貝的《無盡藏》。

　　羊城晚報：在2014年，有沒有存在一些局限在圈子內的優秀嚴肅文學作品，雖然口碑很好，但圈外讀者較少，未能進入大眾閱讀視野？

　　白燁：在2014年的長篇小說寫作中，有幾部在圈子里比較叫好的作品，而且也以學人、文人為描寫對象，我以為值得更多讀者加以關注。如劉醒龍、閻真、徐兆壽的長篇。

　　劉醒龍的《蟠虺》，基本上是用懸疑小說的手法虛構了曾侯乙尊盤失而復得的故事，以及圍繞著曾侯乙尊盤展開的政治權力博弈。小說中，劉醒龍一直在思考“君子”和“小人”這個古老話題在當下如何回應遙遠的傳統，又以何種面目存身當下，并追問“君子”和“小人”這兩個詞的當代意義，也正是在這種追問中，作品為我們塑造了曾本之、馬躍之、郝嘉、郝文章這樣一些堪為新時代的君子的知識分子群像。

　　閻真的《活著之上》，與之前的《滄浪之水》有異曲同工之妙，這次的主人公——歷史學博士生聶志遠，遭際的是彌漫于當下高校的學術腐敗。無論是教學，還是研究，聶志遠不僅被同窗學友蒙天舒處處擋道，而且總是要借助蒙天舒之力來獲得進��；因為這個蒙天舒更懂得趨勢附炎，巴結權貴。而由此顯現出來的，則是當下的高校的行政干預學術，資本侵蝕權利的體制，以及關系左右進退的規則與風習。

　　徐兆壽的《荒原問道》，在對當代知識分子的書寫上，以老師夏木、學生陳子興兩代學界怪人為主人公，在他們各自離經叛道又彼此相互交集的故事里，既精心描繪了他們特立獨行的個人形象，又悉心展現了他們不主故常的精神追求，通過他們殊途同歸的命運轉承，探悉當代社會的精神現實及其人類面臨的精神困境。

　　C　賈平凹第15部長篇小說依然“老辣”

　　羊城晚報：從題材上來說，隨著都市化進程的加快，鄉土題材是否漸漸式微，或者說是換了一種面貌出現在文學作品中？

　　白燁：鄉土中國在變異，鄉土倫理在替嬗，這種變異與替嬗由表及里，由淺入深，呈現出來的，是傳統農業的轉型，田園生活的解體，而隱含內里的，則是置身其中的人們的情感的迷惘，精神的困頓，這種巨變之中的隱痛，明麗背后的暗流，正是具有人文情懷的作家們所格外關注，著意探悉的。2014年間，在這一方面發見新風景、寫出新意趣的作品，不在少數。

　　賈平凹的第15部長篇小說《老生》，表面看來，是把《山海經》的山經部分作為故事的引子貫穿其中；并以某老生的吟唱喪歌作為主線串結作品。但認真讀進去之后，又會發現，他真正在意的，是由此托出普通鄉民在社會轉型期的生死歌哭，及其由民間視角看去的鄉土社會演進中的必然與或然的相互雜糅。藝術上的渾圓與意蘊上的渾象，顯現了賈平凹的老到與老辣。關仁山的《日頭》顯然含帶了更多的批判性，從鄉民的世仇難解到鄉土社會的聽天由命，作家對于農人與農村的前途與命運的如酲憂心，不僅憂深思遠，而且溢于言表。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讓人有兩個意外，一是表述手法的寓繁于簡，一個是故事營構的小中見大。孫慧芬的《后上塘書》，從敘事的手法到揭現的內容，都與之前《上塘書》有許多不同，不僅揭示出鄉村變異帶來的巨大震蕩，而且揭悉出人們精神狀態的悸動與不安。劉慶邦的《黃泥地》在鄉土現實的審視與狀寫上，由故事與人事的相互牽扯，對浸潤鄉土的民性文化，進行了由表及里、由淺入深的循序探悉。

　　羊城晚報：近年來，不少作家都將目光投向了當下社會，不少作品從現實切入，注入作者自身的觀察和思考。在2014年，在關注現實方面，有哪些作品值得留意？

　　白燁：我覺得2014年有兩部直面軍旅現實又寫出了新意的作品，特別值得人們留意。一部是苗長水的直面當下軍旅現實的《夢焰》，既立足于軍隊，又超越了軍隊，具有更為廣泛的意義與教益。另一部是劉克中的《英雄地》，作品以主人公戈向東的人生歷程為主線，講述了改革開放后一位平民英雄不計個人得失，踐行承諾的故事。

　　D　王躍文、笛安

　　“轉型”中的變與不變

　　羊城晚報：2014年，不少作家推出了“轉型”之作，比如王躍文的《愛歷元年》就不再是官場小說，比如笛安的《南方有令秧》也進入了歷史題材寫作領域，對這兩部小說您怎么評價？

　　白燁：對于王躍文的長篇小說創作，人們一般多用“官場小說”來給予定位。王躍文本人不喜歡人們給他戴上這樣一頂帽子，事實上這樣看待他也有失公允。從《國畫》到《蒼黃》，王躍文確實寫了官場，寫了官人，但他真正在意的，是置身其中的人們的坎坷與糾結，困惑與迷離。王躍文在2014年拿出的長篇新作《愛歷元年》，照那些題材論者來看，似乎由“官場”改“情場”了。其實，場景變了，內核沒變，王躍文依然以他察人觀世的特別功夫，揭悉了現實中的人，尤其是婚戀現實中的男人與女人在愛戀中之的糾葛，在糾葛之中的反省，在反省之中的成長。

　　笛安的《南方有令秧》，是她首次從現實題材轉向歷史題材的小說。在這個作品中，笛安精雕細刻地描摹了一個名叫令秧的明朝節婦故事。小說既以肅殺環境里的柔美女性，構成絕大的反差，又以明代的風俗人情與明人的價值理念，以自己的方式觸摸了明史�？梢哉f，由令秧的“孤獨、性愛和夢想”，笛安也借以表現了自己偏于稗史與心史的“意識到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