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情境下人文性、精神性很重要

——關于《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大系》訪北京大學洪子誠教授

洪子誠

　　編者按：21世紀以來，中國文學在精神特征、話語表達，在價值、美學和藝術策略上既有堅持，又有新變，在文學史意義上已經構成一個相對完整和獨特的文學時代。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陸續《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大系(2001—2010)》，在編纂中體現的視角有何獨特之處？對于第一個十年文學的基本格局和重要史料進行梳理有何價值？他們遴選出的重要作家和重要作品，對于文學開展深入研究有何意義？本報記者專訪《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大系》顧問洪子誠、陳思和。

　　讀書報：南京師大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大系》。您如何看待這部大型書系的出版？

　　洪子誠：新文學的文學大系的編纂始于上世紀30年代，也就是大家很熟悉1935-1936年良友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趙家璧先生主編，共十卷的，選錄范圍是新文學的頭十年，即1917到1927年。這套書影響很大，直至現在，還是文學研究者和大學現當代文學教學重要參考書，讀者里面也包括一些文學愛好者。這個“大系”，現在也成為文學史研究的對象。它為誕生不久的新文學的歷史地位的確立，起到重要作用；它本身就是一種文學史撰述的方式。當然，這部書影響很大的一個重要條件是，當年的各卷主編，都是新文學運動的“干將”，他們既是著名作家詩人，又是批評家、理論家。這種條件，不是任何時期都能有的。

　　因為社會經濟、文學、出版等等都發生很大變化，80年代以后編的“大系”，影響都不及趙家璧主編的那十卷。這個變化是可以理解的�，F在的文學創作無論樣式、形態、數量，都是新文學的頭十年不可比擬的，對創作和文學現象把握的難度更大。各種出版物，包括各種選本、研究評論的書都很多。讀者、研究者無需倚重“大系”這類編著，獲取資訊有更多渠道。另外，也和后來“大系”編輯方針，編選人的情況等等有關。雖然總體情況發生這樣的變化，但我覺得南京師大出版社的這個工作是有意義的。新世紀以來這十多年，文學的情況變得復雜多樣，作品數量也十分驚人。這就需要有人在已有的批評的基礎上，做進一步的辨別、篩選的工作，為這十年的文學面貌勾畫大體輪廓，為讀者、研究者提供較有價值的文本、資料和進一步深入的線索，也為今后的文學史研究提供重要參考。雖然各種體裁的作品，這些年大多有各種各樣的選本，包括年度選本，有的還不止一種，但是，將一個時段(如十年)作為一個相對長的段落來重新認識，會有另外的效果。出版社聘請的各位分卷主編，也都是當代文學著名批評家、學者。他們活躍于當前文學界，對文學歷史和文學現狀有深入了解，并對某一文類有精專的研究，他們對21世紀文學的觀察，定會提出許多值得重視的見解。

　　讀書報：這套“大系”一共有13卷18冊，規模也相當宏大。您對它有怎樣的評價？它有什么樣的特點？他們在編纂中體現的視角、立場有什么特別之地方嗎？

　　洪子誠：對這部“大系”有這樣幾個印象。一個是各卷主編有一種相近的眼光、意識。當前是一個被稱為多元化(換另一種說法則是零碎化或碎片化)的時代，外部環境和文學內部狀況變化很大�！按笙怠彪m然一般會以“全面”、“系統”等來定位，但是如果欠缺獨到的眼光、標準，將會成為作品、資料的混雜堆砌，或簡單陳列。我注意到，多位主編在作品選取和撰寫的導言中，都特別強調在當前情境下人文性、精神性的重要，他們對這十年文學創作狀況的評論，和各卷選目，體現了對文學應該與現實建立更密切關聯的強調，以及重視回應現實，包括人的道德、精神、心理迫切問題的必要。在審美的層面，也體現了對目前相當普遍的審美粗鄙化、過度娛樂化的警惕。雖然這個大系名稱沒有繼續使用“新文學”的概念，也有的學者認為“新文學”已死，但大系的許多主編表達了重申“新文學”理想的態度。我覺得，從總體上看，從體現的文學取向和觀念上看，他們的標準是在新的社會、文化情境下來賡續“新文學”的傳統，申明這一傳統在當前的有效性，或者說探尋這一傳統在變革中獲取新的活力的可能。這表達了他們對未來文學走向的理解和期望。這個取向，我自己覺得特別值得重視。

　　第二，大系通過編選，試圖回應文學出現的新的狀況，新的問題。這也體現在分卷的設計上。從體裁、文類方面說，與上海文藝版第五輯相同的是有長篇小說的加入，但沒有兒童文學卷和微型小說卷。兒童文學其實還是應該給予關注，這個焦躁的社會其實要多一點天真和童心�！拔⑿托≌f”(或“小小說”)則確實無需單列。這部大系將散文、雜文、隨筆分為三卷，這可能會引起爭議。但這個設計還是從文學現狀出發的。散文、雜文、隨筆有的確實難以區分，邊界難以清晰，中間有很大的灰色地帶。不過也要看到，在近一二十年來，它們之間又有明顯的分離。特別是隨筆的勃興，這種夾敘夾議，將描述、抒情、說理融合在一起的文體，已經成為重要的“思想者表達”的載體。因為時代變遷和文體內部的原因，體裁、文類的分合裂變是經常發生的。50年代，就出現散文、特寫、通訊、小品、雜文諸多名目，都說明文體處在變動之中。那時候的“小品”，并不是二三十年代魯迅、周作人所說的“小品文”，而是受蘇聯文學影響的，帶有情節性的諷刺文。南師大出版社的這部大系在分卷上值得注意的另一點，是增設了翻譯文學卷，這是以前的大系沒有過的。這也體現他們的識見。翻譯不僅對中國文學創作有很大影響，而且好的翻譯，就是一種創造，也就是中國文學的組成部分。我們說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但也可以說傅雷的《約翰·克里斯朵夫》；說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也可以說朱生豪的《哈姆雷特》，卞之琳的《哈姆雷特》；可以說王道乾的《紅與黑》、《情人》，穆旦的《青銅騎士》等等。不過，這些年文學翻譯的市場化情況，許多質量得不到保證。大系增加這一卷，也是在表達對翻譯質量的關注，表達對優秀的，有學養的，有個性的翻譯家出現的期待。當然翻譯進入大系，處理起來難度較大。目前只能是在詩歌的范圍內；其他體裁，比如長篇作品就比較難辦。

　　第三，各分卷主編都積極處理創作遇到的現實問題，這是考察一個相對長的時段才能發現的。譬如，報告文學究竟是出現尷尬、消亡的境況，還是處在裂變、復興的過程中？又如短篇小說的衰敗問題。在現代，特別是當代的50-80年代的中國文學，短篇小說是一種相對獨立的，也相當興旺的體裁，以至有短篇小說作家的稱謂出現。而90年代以來，由于文化興趣、閱讀狀況、文學評價上文類發生的變化，短篇的閱讀、寫作成為問題，處在很邊緣的位置。不過大系主編仍對短篇小說抱有信賴，相信它在困難中會孕育生機，因為它“以最為精到和深刻的敘事梳理著人類生活中最重要的細節”，它體現的那種“莊重感、儀式感”是不可或缺的。我們應該支持他的這個美好愿望。另外，戲劇文學卷也探討戲劇文學遭遇的難題。認為戲劇作品的“個人”身份遭遇剝奪，存在戲劇作品“被‘國家化’的普遍趨勢”，這也提出了值得討論的問題。戲劇的問題其實比較復雜。大系的這一卷是“戲劇文學卷”而不是“戲劇卷”。戲劇是綜合藝術，戲劇的文學文本是它的組成部分。不過，以前的許多戲劇作品能離開演出而作為“文學文本”獨立閱讀，我們可以讀契訶夫的《萬尼亞舅舅》，讀曹禺的《雷雨》、《北京人》，丁西林的獨幕劇，郭沫若的《屈原》也可以當成他的浪漫詩歌來讀，老舍的《茶館》也可以，雖然《茶館》的經典地位，離不開北京人藝，離不開導演焦菊隱，還有于是之、鄭榕那一批杰出演員�，F在的戲劇，有的基本上就沒有什么“文學”意義上的“劇本”，包括許多“小劇場”戲劇。像著名的《切·格瓦拉》，如果不看演出，只讀“腳本”，真的很難從“文學”的層面分析。這是“戲劇文學”這個概念遇到的問題。

　　讀書報：這樣的大規模的“大系”，局限總是無法避免的。從目前的情況看，你覺得它存在什么問題？或者說，它提供哪些值得進一步討論的經驗？

　　洪子誠：其實，有的問題不是這部大系自身的，而是這種大型選本在編選過程中都會遇到的。比如大系這種編纂本身就要求“全面”。上海文藝版社“大系”的第五輯在開始操作的時候，顧問王元化先生就提出要減少主編個人的色彩，而盡量做到全面。對大系這種編制來說，這很重要，對全面、整體的把握，也是一種信心的體現。不過，這個目標也可能是個陷阱，尤其在我們所處的時代。

　　遇到的另一個問題是，在編選中，是要突出佳作，還是突出作家、詩人？這兩者或者可以協調，但其實存在沖突。如果大系成為“佳作選”，重要作家在其中隱失，那也是個問題。長篇小說這方面矛盾可能不很明顯，短篇的部分(中短篇小說，散文、隨筆、詩等)問題就較突出。30年代的新文學大系這個矛盾還不很尖銳，因為那時候作家、詩人數量還不是很多。所以，那個大系，作家的面貌得到一定程度呈現。這種“呈現”，除了靠導言的評議之外，還要有一定量的作品的支持。在30年代的大系，一些重要作家得到突出。拿詩歌來說，冰心選入18首，馮至11首，聞一多達到29首，劉大白14首……以現今的眼光，也許有的并不太恰當，但都是以作家、詩人為中心來編纂的。如果平均主義地進行分配，每個作家，每個詩人一首，最多兩首，倒是都照顧了，作家面目也就模糊了。但是現在作家那么多，你讓編選者怎么辦？我個人感覺，大系還是要突出這個時期有創造力的，有突出成就的作家，再兼顧佳作。如果目標是在好作品，可以另編佳作選本。

　　還有一點，就是在大系之外，以選本方式對一個時期的文學狀況進行梳理，還可以有另一思路，這就是編選帶明顯“批評性”的系列選本。如果偏離對“整體”和“全面”的迷思，也許可以將規�？s小，以編纂者的視角和問題意識，來確定選本的體裁和樣式，并撰寫更具批評性色彩的導言。這是基于我們的視野其實有限，只能觀察、認知事情的某一方面之后的“退縮”。這讓我想起1997年我曾經參加的一次嘗試。那時，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的賀照田先生主持運作一套“90年代書系”，他讓我和李慶西當總主編(其實我沒有做多少事情)，這套書共設六個分卷，計有主流小說卷、先鋒小說卷、女性小說卷、作家散文卷、學者散文卷和詩歌卷。請了蔡翔、耿占春、程光煒、戴錦華、南帆任分卷主編。這套書系并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突出他們所認為的90年代文學的特點和問題。因此，分卷的設計也是根據對90年代文學的認識來確定，不一定延續既有的方式。當時有的分卷曾引起很大爭議，如詩歌卷《歲月的遺照》。這種編纂方法當然不能代替大系，但是可以是一種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