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料之外的李文俊

李文俊

　　拜訪翻譯家李文俊先生之前，我對李先生的印象是專攻�？思{(WillamFaulkner)研究，以翻譯、編撰和研究美國作家�？思{而著稱。這或許可以算作人物的一種標簽。作為翻譯家，一般除了某種特別的嗜好或者進行專業研究，譯者本身是少人關注的。而李文俊先生為人所知，其實應該以201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加拿大作家愛麗絲·門羅(AliceMumro)有關，在這位作家獲獎之前，李先生翻譯的門羅小說集《逃離》(RUNAWAY)正好出版，可謂恰逢其時，先生由此也頗受關注。于是乎，在我的印象中，李先生似乎與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有緣，諸如�？思{，諸如門羅，也諸如他后來也翻譯過的海明威，甚至還有中國作家莫言。莫言正是讀了李文俊翻譯的�？思{小說，讀了李先生為�？思{小說所寫的長篇序言，從而受到啟發，從而開啟了建構他的文學王國的寫作之路。為此，我戲稱李文俊先生為與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有緣的“專業戶”。

　　我是帶著這種自以為是的想法去拜訪李先生的，然而先生的謙虛卻是我沒有想到的。他既不承認自己是�？思{的研究專家，也不認為過高評價自己對于莫言小說創作的影響，甚至對于翻譯門羅的小說也是淡然處之。倒是對于自己翻譯的海明威的獲獎小說《老人與�！�，以為自己能夠譯出美國鰥寡孤獨老人的味道，而之前這部小說曾經有過余光中的譯本，有過張愛玲的譯本，有過吳勞的譯本，有過董衡巽的譯本，盡管是名家競技，但對于自己的譯本，言語間還是頗為自信的。當然，先生還翻譯過卡夫卡、艾略特等名家的經典譯本，我雖不諳欣賞各種譯文的微妙差別，更無法置評。但令我沒有想到的是，對于自己的翻譯生涯，除了�？思{、海明威等名家之外，他頗為自得的則是曾參與了由諸多名家匯集的《美國文學簡史》的寫作，由他撰寫了其中關于二十世紀美國文學的相關章節；而更令他津津樂道的，卻又少為人知的，則是他對于外國文學插圖的介紹與編撰。

　　談到此處，先生到書柜中翻到這兩冊厚厚的著作，分別是《彩色插圖世界文學史》(An Illustrat⁃ed Companion of world Litera⁃ture)和《外國文學插圖精鑒》。前者系李文俊組織15位譯界名家翻譯，此書由瑞典學者托-柴特霍姆和英國學者彼得-昆內爾合著，后者則由李先生親自主持編撰。他告訴我，在擔任《世界文學》編輯時，常常會發現許多外國文學均有十分精美的插圖，但在國內引進出版時多因為版權等問題而不得不舍棄，但實際上這些插圖往往與文字是相得益彰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是一種另類的藝術史。于是，先生下決心做這項填補空白的工作，也因此終于編譯完成了這兩冊圖文并茂的著作。我翻閱其中的一冊《彩色插圖世界文學史》，發現在此書的扉頁上有這樣一段筆跡，頗能表達作為編著者當時心情的欣欣然，其可愛與歡喜躍然紙上：“1991年12月26日收到。編譯出版此書為余生平一大快事，甚至種種缺憾與苦惱均可勿論矣�！毕壬鷮τ谖膶W插圖之關注，乃是我對其認識的第一個沒有想到的事情。

　　我是翻譯這個行當的檻外人，但對于優秀的譯者和譯文也感興趣。那天我問先生欣賞當下的那些譯者，他感慨老一輩的優秀翻譯家已經凋零，如今他所欽佩的，則有翻譯法國文學的羅新璋，翻譯英國文學的方平和屠岸，還有翻譯德語文學的傅惟慈，以及董樂山、施咸榮、葉廷芳、施康強等人，都是學識與文采具佳的譯者。那天我問及此處，翻譯家羅新璋則被提及數次，以為十分優秀，他說羅是學習傅雷的，下過苦功夫，水平了得。不過，先生認為不少優秀的譯者都是翻譯外國古典文學的老派人士，而對于西方現代文學則不一定合適。后來又談到翻譯西班牙語的楊絳先生。我知道李先生與錢鍾書、楊絳夫婦很熟悉，是亦師亦友的關系。李先生曾約過錢先生的稿子，而夫人張佩芬女士做德語翻譯，也曾為錢先生借過德語書籍，為錢先生的著作《管錐編》做過文字的核校。但那天，他們卻一致認為自己為錢先生做的工作十分有限，但卻得到了錢鍾書和楊絳兩人的好評與恩顧。錢先生還曾為李文俊的文集《婦女畫廊》題簽，這是很難得的事情。

　　由錢鍾書與楊絳先生，引來了不少的話題。李先生對我說，在社科院，也并非都對錢鍾書先生很佩服，不以為然者也大有人在，做學問自己做自己的，倒也不失為一種態度。對于楊絳先生，他也打心里十分佩服，特別是楊先生愈百歲高齡還能寫出小說《洗澡之后》，堪為奇事；而楊先生六十歲開始學習西班牙語，竟然翻譯出少人比肩的經典譯本《堂吉訶德》，更是說明了楊絳先生的功力，特別是她中文水平造詣之高；談及此處，李先生告訴我與錢楊夫婦交往中的另外兩位翻譯家，也都實屬高人。其中一位為朱虹，系外國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員，翻譯家柳鳴九的夫人，也是先生的同事。朱虹翻譯的諸多中文著作在英美國家出版，諸如曾應約翻譯了春桃和陳桂棣合作的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此舉用他的原話來講，就是譯者的外文要比中文好；另一位則是同事薛鴻時，也是外國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員，而說起此人來，則還有一段少人關注的翻譯掌故，也是我此行拜訪李文俊先生的另外一個意想不到的收獲。

　　原來，195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根據中宣部指示，編選后來頗有名氣的“外國文學名著叢書”選目，楊絳被點將翻譯狄更斯長篇小說《董貝父子》(Dombey and Son)，但不久即停筆，后誠邀同事薛鴻時完成翻譯任務。此事的告成，算是薛鴻時的助人之舉，在后來出版的《董貝父子》中，有楊絳先生2011年12月28日所寫的序言《介紹薛鴻時君翻譯的<董貝父子>》，其中開篇這樣寫道：“薛君鴻時，來我們外國文學所英美文學組最晚，年亦最少，他秉性嚴謹，工作認真，中英文功底都不弱。我當時正翻譯狄更斯的《董貝父子》，因長年從事翻譯工作傷了眼力，才譯了七萬多字，眼花了，翻不下去了，但領導不容許工作起了個頭就停止，我就請薛鴻時君代勞，另起爐灶，從新翻譯這部作品，把它翻完。那時薛君初來我所，還未訂立工作計劃，他欣然應我之請，立即勤勤勁勁著手翻譯。當時政治運動頻繁，工作常需停頓，他斷斷續續，翻譯了五年左右，譯完全書�！�

　　事情至此還沒有結束。楊絳的序言在此書中被列為“作者原序之一”，而署名譯者的薛鴻時的序言則被列為“作者原序之二”，更令人驚訝和興奮的是，在薛先生的序言末尾有這樣令人玩味的一段話：“本書前七章及第八章的前半是根據一位不愿意署名的前輩學者慷慨賜我的‘未定稿’整理而成的。這部分譯稿不但是我學習的楷模，而且成為全書的警策�！弊x完我恍然大悟，原來楊絳先生除了翻譯過《堂吉訶德》《吉爾·布拉斯》《小癩子》《裴多》等數個譯本，但還有一個少為人知的譯本，便是《董貝父子》的部分“未定稿”，并將其贈給了他的同事薛鴻時先生，而薛先生正是接著楊先生的風格翻譯完了正本狄更斯的小說。在楊絳先生的序言中，還有這樣一段：“據薛君說，他起先的譯文，參考了我已譯出的部分，他讀過我那篇《翻譯的技巧》，覺得頗有道理，他是按我講的‘技巧’翻譯的。我讀他的譯文，覺得很通順，找出部分原文核對，也很忠實�！�

　　除了癡情翻譯之外，先生還勤于筆耕，寫了大量的隨筆散文，已經集結成書的便有六冊，分別為《縱浪大化中》《婦女畫廊》《行人寥落的小徑》《找見與尋見》《天涼好個秋》《西窗看花漫筆》等，收錄其中的文章不少是關于翻譯作家和著作的書話文字，也是很雅致也很優美的散文作品。翻譯和寫作之余，李先生的業余愛好便是集藏文玩。這種亦中亦西，也亦古亦今的趣味和性情，是我此行的又一個意外之處，因為在我的印象中，翻譯家和研究西方的學者多是在生活上很西化的，也是很洋派的，但在李文俊先生家，這一點的感覺不太明顯。先生的客廳便是書房，四壁基本都被書柜所占據，除了書櫥中的書籍，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他從文玩市場上淘來的各種各樣的瓷器，瓦當、筆筒、陶罐以及種種工藝品。初看之下，這些瓶瓶罐罐，并無章法地陳列與擺放在客廳，頗增許多的優雅與精致，但又略顯雜亂與逼仄了。我冒昧詢問這些收藏的真假，先生說他的觀點是，只要自己覺得藝術，喜歡就好。而這一論點，又是令我頗感意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