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時安：文章奧妙千千萬，真誠是第一條

毛時安

《毛時安文集》收錄了他文藝評論的主要文章

　　“我要讓人們知道，當大潮洶涌而來的時候，其實是有過不同聲音和不同意見的”

　　記者：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你就是上海青年評論家中有代表性的重要成員。你評論史鐵生、王安憶、陳村、從維熙、陸星兒、趙長天、蔣韻、吳亮等文學中人的文章曾產生廣泛影響。此后你孜孜不倦關注文藝界動態，發出真實而堅定的批評的聲音。在去年5月舉行的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成立大會上，你當選為副主席，自然是對你長期從事文藝評論工作的一種肯定和回饋。

　　毛時安：當選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對我來說是一件極其意外的事情。說自己內心沒有一點興奮感，是不可能的。我是個俗人，當然無法免俗。這也算是社會對我幾十年從事評論寫作，多少個長夜萬籟俱寂面對孤燈，努力寫好每一篇評論，把評論作為自己終身事業的一種肯定和評價�？梢哉f，三十多年來，不管自己在什么工作崗位上，不管工作有多忙，都沒有懈怠過評論的寫作，但我更多的是忐忑不安。我是千千萬萬來自中國社會底層的平平常常的工人兒子中的一個。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國家培養了我，除了寫評論報答國家和那么多關心幫助我的人，我什么也做不了。認認真真寫評論，過去是這樣，今后更是這樣。

　　記者：作為一個評論家的同時，你還是直接參與具體政事的公務員。所以能比較多在政協等各種場合聽到你針砭時弊的發言。當然，媒體和公眾可能更多關注你的呼吁，而較少注意到這背后深層次的思考。這讓我想到，當下我們對很多事物的關注，往往關注其姿態勝過其實質，結果是看什么問題，都只能留下浮光掠影的片段式印象，對于真正理解問題卻于事無補。

　　毛時安：姿態當然很重要，對于很多人來說，姿態就是外界知曉他的符號，而愿意讓姿態把自己包裹起來。這些年，我們一直強調產業化市場化，大家噤若寒蟬，誰也不愿在公開場合說個“不”字。這么大的國家，乃至人類，為什么需要這些既不能吃又不能穿的文藝呢？這是個看起來很空洞的抽象的理論命題，在哲學上叫元命題。然而正是這個看起來空洞的帶有根性的問題，嚴重干擾了文藝健康發展的方向和步履。好像今天文藝的所有毛病就是它沒有走市場，只要一市場化產業化，所有的文藝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了。我不僅在各種會議上大聲疾呼，而且最終把我的呼吁用文字固定了下來。我甚至在重大決策下達之前，通過參政渠道寫了材料。這無疑有風險。但我要讓人們知道，當大潮洶涌而來的時候，其實是有過不同聲音和不同意見的。

　　記者：從你的話里，能見出你的歷史感和使命感。

　　毛時安：這些年，我們搞市場經濟，政府有了點銀子了，就經�？梢月牭接行╊I導財大氣粗地對人說，錢不是問題。言外之意，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只要你們拿出好作品來，我就出錢。在金錢和藝術之間畫了一個等號。還有政府老忙著管文藝，卻很少去想，除了管，是不是要不管一些東西，讓創作有個自由生長的土壤和空間。文藝創作，有些顯而易見的極為基本的道理，可是我們一進入創作，往往就忘得一干二凈�？梢哉f，多少年來，我始終沒有放棄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想得長，想得多，自然就想得深，就能看到一些別人沒看到的東西，發人所未發，說出一些大家想說而沒有說的話。

　　羅丹說過，要有發現美的眼睛。評論，就是發現。關鍵要看到、揭示出作品和現象深處潛在的那些未被人發現的動人的東西，那些微妙的和歷史、和人性相關的東西。中國古人品詩有“滋味”。滋味，是要細細品味反復品味才能感受到的。

　　“中國這樣的大國，當然需要堅定不移地堅持自己的主流價值”

　　記者：或許是出于對曾經太過強調意識形態的反撥，現代的年輕人對主旋律的東西，難以表現出很大的熱情。而任何國家、任何時代，事實上都會提倡積極正面的主流價值觀。是否有必要對“主旋律”和“主流”這兩個詞匯加以辨析？

　　毛時安：可以說，全世界每個國家都有自己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主流價值。美國也不例外。甚至為了國家利益，不惜歪曲真相，掩蓋、捏造基本事實。2005年，75歲的英國戲劇家品特獲諾貝爾文學獎，在題為《藝術真相與政治》致辭中猛烈抨擊了美國這些年來以謊言欺騙人類的斑斑劣跡。在美國你可以批評甚至諷刺、謾罵一個政治家一個領導人，但你絕對批評不得國家，無論右翼還是左翼。你看好萊塢電影，無論是大片還是生活類的小片子都在極力宣傳美國的主流價值。商業片、大片，金戈鐵馬九死一生，到頭來他們心目中的英雄總是打不死的勝利者。中國這樣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民族多樣，而且有著五千年從未間斷過的文化傳統的大國，當然需要堅定不移地堅持自己的主流價值。關鍵是從上到下要堅信，要踐行。

　　記者：像《拯救大兵瑞恩》這樣的美國影片，極力宣揚美國式的主流價值觀，卻有著很強的藝術感染力。相比而言，我們這方面的表現并不盡如人意。在你看來，是否當下對“主旋律”的理解，或是相應的藝術表現手法存在問題？

　　毛時安：當下我們的主旋律或主流的藝術有幾個問題：一是創作者自己不是從內心相信自己在宣傳的主流價值，缺乏真誠激情，把藝術變成虛假的說教；二是不熟悉巨變激變中的當下生活，無法把握生活的機理和質感，割裂了藝術和現實的通道；　三是藝術上缺乏想象力，缺乏藝術再現和表現的能力才華，藝術的想象大大落后于生活的巨變；四是我們宣傳的有些價值觀是可以商榷和實際上是有害的。譬如，許多作品隨處可見的發財致富的主題和題材，對財富毫無顧忌的膜拜，對貪欲的肯定。這樣的主旋律怎么讓讀者觀眾，尤其是青年讀者觀眾喜歡呢？不要責怪年輕人，要怪我們自己的無能和信仰的茫然。

　　“文化自信的突出表現就是理論和價值體系的貢獻”

　　記者：做文藝批評時日久了，難免會觸碰到批評的“邊界”，進而感受到批評突破與創新的焦慮。不少從文學批評起步，并藉以成名的評論家，最后都走向了文化研究，或許是因為他們覺得，文學批評難有新的發展空間，也不足以應對中國紛繁復雜的現實。但在文化研究領域，我們某種意義上也只是跟著西方學說亦步亦趨，少有自己的創見。也因為此，時常會聽到一些同道中人感慨，要他們留在更為擅長的文藝研究領域，或許更能發揮所長，也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你怎么看不少批評家在當下時代里遭遇的這一進退失據的窘境？

　　毛時安：我個人深受儒家義利之辯和前期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對流行文化、過度畸形的市場化現代化，一直持一種批判的立場，不激烈但頑強。但我們看到，隨著后期資本主義的自我修正機制，各種亞文化的強大同化功能，譬如今天無孔不入的電視選秀，網絡上的各種千奇百怪的流言，戰斗的法蘭克福學派慢慢鈍化了他們的批判鋒芒，哈貝馬斯、布爾迪厄以交往理論替代了批判學說，以改良替代了激進，以大協同替代了大拒絕。我其實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關注到，當時我們文藝評論存在的問題，即西方有的我們都有，西方沒有的我們還是沒有。為我們理論建樹的缺失而遺憾。我們用的基本是外來話語、西方話語，沒有像我們偉大的先人對待佛教文化、對待馬克思主義那樣，立足本土文化、消化外來文化，形成新的本土文化。就像我們的經濟界，繞來繞去不是亞當·斯密就是凱恩斯一樣。一談文化，標尺就是紐約倫敦巴黎東京，只有普遍性看不到特殊性，沒有殊相只有共相。文藝和文化理論上更是如此，亦步亦趨，食洋不化�？梢哉f在引進上，我們已經和發達國家同步，關鍵是我們拿什么去和別人對話，一個有著幾千年文明傳統的國家有沒有文化自信。我反對閉關鎖國妄自尊大，也反對數典忘祖的妄自菲薄。

　　當然，文藝理論的建設不是一朝一夕畢其功于一役的。文化自信的突出表現就是理論和價值體系的貢獻。

　　記者：文藝批評遭遇的種種尷尬，很大程度上源于批評理論資源的匱乏。事實上，我們大多都運用西方的批評理論做自我解讀。然而任何批評理論都因時因地而異，而非普遍適用的真理。所以，當下訴諸于西方理論的批評，有很多只是胡亂套用觸及不到問題的實質。那么，轉而從中國美學或詩學傳統中去吸取思想資源又當如何？這勢必碰到怎樣激活傳統資源，推陳出新的問題。

　　毛時安：因為漢語和西語語義的不對應性，也因為我們手里沒有自己的武器，生吞活剝西方文藝理論現象是客觀存在的。我自己大學里就追隨徐中玉先生學習中國古代文論，曾當面聆聽了當時中國最有學問的大家們關于古代文論的講課。后來又在先生身邊耳提面命輯錄古代文論資料。前后三十年之久，方始在徐先生100歲之際出版了由先生主編的皇皇四冊700萬字的 《中國古代文藝理論專題資料叢刊》�？梢哉f是，終身受益匪淺。中國古代文論和西方文論關注的都是文藝，但著力點和方法大相徑庭，靈動、感性、簡約、詩性。在理論構架上，有自己的理路、范疇，諸如意境、神韻、肌理等，乃至生發出一種讓中國人感動的特殊的美感。在我的評論中，這種印記經常會自覺不自覺流露出來。在評論作品風格時，我經常會用到《詩品》和《滄浪詩話》中的理論范疇。其中有《文心雕龍》《原詩》這樣相對體大思精的巨著，更有司空圖《詩品》和大量詩話、詞話，如珠玉般令人玩味不已的片言只句。無論范疇和方法，都是和西方文論具有互補性的。應該承認，我們這代人中國傳統文化的底子太弱了，遠不及我們的前輩。

　　記者：文藝批評界一直在批評文藝創作缺乏原創性。當我們在做如是批評的時候，實際上很有必要反思，文藝理論是否也遇到了原創性匱乏的問題。

　　毛時安：你說的文藝理論文化理論原創性的匱乏，是世界性的問題。1993年5月，后現代主義權威美國的杰姆遜教授來上海社科院訪問。我向他提了三個問題。一是后現代主義反對邏各斯中心主義，拒絕黑格爾用絕對理念解釋世界，但現在后現代主義用后現代統一對當下時代的認識，是否陷入了新的邏各斯中心主義；二是后現代主義贊成馬克思主義。但馬克思主義強調，馬克思主義的價值不僅在于解釋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F在把馬克思主義變成大學書齋里的學問，是否有違馬克思的初衷；三就是我發現后現代詞典里的大量概念、范疇、術語，都是在原有的基礎上加個前綴構成，包括后現代主義也是如此。杰姆遜當時并沒有想到我會這樣提出問題，沒有正面應答。講座結束，他招呼我和他合了影。這些年文藝評論中確實存在胡亂套用的問題。一種是不斷追隨新的西方文藝批評流派，用新的術語解讀文藝作品文藝現象。譬如一陣子到處都是“祛魅”，又一陣子滿眼都是東方主義、后殖民時代，一種是用引進的理論固定一成不變地解讀所有作品。應該承認，理論的引進，活躍開闊了我們的評論思路，是非常必要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走向未來叢書”、“美學譯叢”，一下子拓寬了我們的學術視野。但三十年過去了，我們依然停留在當年的只引進不創造的階段，顯然是很不夠的。

　　記者：就如何拓寬文藝評論邊界的問題，你有自己獨到的思考。在一篇文章里，你特別談到打通文學與藝術之間的界限。這或許提供了解決當下批評總在小圈子里打轉轉的一種思路。但我更關心的是，這種所謂打通的同時，會不會激發評論家任什么都想去批評一番的沖動？有時我想，既然身處一個百科全書式大師已經絕跡的時代，對于那些不可說的，或許還是得像維特根斯坦所說，適時地保持沉默。以此看，在著力于拓寬批評深廣度的同時，對批評的限度有所自覺，其實是很能考驗批評家的良知的。你有沒有碰到過類似的情況？有何思考？

　　毛時安：打個比方，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以后，我的母校請我去講莫言。坦率地說，莫言早中期的小說，我是讀過的。但我婉言謝絕了邀請。因為我就是一知半解。在評論界我屬于評論范圍比較廣的一個。這和我藝術興趣特別廣泛有關。我不喜歡在一棵樹上吊死。我佩服窮經皓首用一生去研究去解讀一部經典、一個偉大作家的專家。但我做不到。我的不正確的想法是，曹雪芹很偉大，魯迅很偉大。雖然和他們相比，我很渺小，是高山下的一抔黃土，是滄海一粟。但在生命的意義上，他們和我都是一個“人”，都活一生，是平等的。為什么我要用自己的一生去研究他們，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他們的一生呢。我寫評論，大抵是我欣賞或我反感。而且，雖然按西方既定的思維模式，社會科學文藝評論分科有細化的傾向，這時代不一定能出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但在中國自己的學術傳統中，歷來是文史哲不分家，把經史子集打通的，是追求會通、博雅的問學之境的。更何況，文學和藝術，在技術和媒介層面是完全不同的，但在“藝”和“道”的層面上，是極為相通的，譬如節奏、生命的氣息、氣韻的生動。而且當我們用文學的眼光去看戲讀畫，常常能發人所未發。反之，看文學也如此。其實，混搭、跨界、綜合、多學科研究文學和文化，會給文學文化的評論帶來新的氣象。西方像前些年去世的美國評論家蘇珊·桑塔格，原來是寫小說搞文學評論的，但她論攝影的文字成了經典。斯洛文尼亞的齊澤克，幾乎無所不包的鬼才。還有后現代的評論家，大都是有穿越在各種藝術和文化門類之間的能力的。中國古代的大學問家就不必說了。我以為，我們的知識結構和知識儲備決定，現在我們已經是做不到這點了。就我個人來說，關注更多的還是通常所說的文學性、藝術性。對于你善意的提醒，我可以認真地說，凡是我寫出來的都是我深思熟慮反復想過的。都是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盤旋在心頭的想法。都是以自己長期的觀察和思考為基礎的，絕無妄言。

　　“好的文藝評論能看到評論家內心的脈動”

　　記者：對你的批評，我個人有三點比較深的印象。先說第一點，你的批評，即使是尖銳，也是偏于建設性的，少見那種憤世嫉俗的，否定一切的酷評。當然，這樣的批評固然穩健理性，但可能也比較寂寞，難以引起大的反響，也難以走進滿懷激情的年輕一代的視野。

　　毛時安：當下社會發牢騷、罵大街，滿世界吐槽的人，很多。發現問題固然很重要，文學藝術、中國社會，滿身都是可以批評的問題。破壞很痛快，稀里嘩啦，就一堆廢墟了。但建設呢，我們能天天在一堆廢墟里生活嗎？建設性批評對于文藝和國家，是更需要的。建設需要選擇需要智慧需要理性，更需要難以想象的耐性和堅如磐石的意志。一個題材可以有多條構思路徑去體現它。選擇經常是兩難的悖論。資本可以是推動文藝發展的好東西，但被資本綁架，就絕對是個壞東西。有些很有才華的作家藝術家就不知不覺地毀在了市場的漩渦里，失去了靈性。說實在，一般我也不喜歡酷評�？嵩u令我想到西漢皇朝的酷吏。我不知道酷評家當官會不會成酷吏。評論可以尖銳，但本質還是與人為善，不是一棍子打死。要言之有理，無論說好說壞。今天文藝評論，說壞不易，說好也不易。說壞要勇氣，說好要眼光。好評論要有自己的發現。我的這種理性和包容，是大學時受了徐先生儒家文藝溫柔敦厚詩教和中庸思想的影響。我偏重“創新而不偏激，穩健而不保守”的理路。

　　記者：這第二點印象呢，你的批評，用王安憶評價你的話，是“用創作的方式來做批評”。你之所以特別珍視這一評價，我想大概是在你看來，希望以理性自居的批評，也要給直覺和感性留出一定的空間吧。

　　毛時安：王安憶是個悟性很高的聰明人。我們不知不覺認識快四十年了。早年我為她寫過幾篇評論。她的這句話切中要害。我確實每寫評論，總會考慮藝術性文學性，帶點創作意味在里面。我喜歡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也喜歡文字好有激情的文章。既想寫出我自己的文字個性，又想和評論對象的藝術風格對應。我想寫出一些新的花樣新的氣象。我一般不喜歡枯燥干癟的文字，除了確有見地的深刻理論�？蛇@樣的理論有多少呢？有些“深奧”，其實是晦澀術語包裝起來的蒼白。洋洋灑灑，剝出來并沒有多少玩意兒。文藝評論要有自己的形式美感。就評論風格而言，老前輩如王朝聞，年長的錢谷融，年輕的張新穎。還有我同時代的那些評論家。只要碰到，我都會去讀。我偏好欣賞文采盎然，才情勃發，也喜歡樸素得月白風清的文字。好的評論和文藝作品一樣，讀來令人沉醉。

　　記者：再來說說第三點印象吧。你在一篇文章里寫到一句話：“批評的深度，就是人性的深度�！边@句話大抵是要求批評家懂得生活，洞察人性，且不失赤子之心。這真是很難達到的一個高標準。

　　毛時安：文學是人學。文藝評論，一定程度上是用評論家的內心去解讀作品背后的作者的人性內容。評論家的內心越豐富，解讀就會越通透。評論家藝術修養越高，對作品的藝術分析就越細越深。好的文藝評論能看到評論家內心的脈動。同時你還要有赤子之心的單純，這種單純有助于你排斥先入為主的誤判，有助于自己像沉浸在藝術氛圍中，得到孩子般的心靈感動。

　　“文藝批評不能只批評別人，也得批評一下反省一下自己”

　　記者：我注意到，你在《批評及其方法》等幾篇文章里，對一些經典的批評論著做出了自己的批評，總體上褒獎居多。當然，你也曾對當下缺鈣、少血的批評現象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是否在你看來，文藝批評不僅僅是包括對文藝創作的批評，針對文藝批評本身的批評，也是題中應有之義，而且也非常重要？

　　毛時安：批評，本質是反省，是反思。文藝批評存在的問題，有外部環境的問題，也有我們自身的不足。我覺得我國批評界，引進充分，創造活力不足，缺少自己原創的文學理論、范疇支撐引領�！拔逅摹币越�，先是歐洲，再是蘇聯，現在又是歐美、以美為主。雖然也在古代文論的研究上下了一些功夫，如我的老師徐中玉先生、前輩郭紹虞先生和他的團隊，近年更是學界大聲疾呼文化自信，但總體收效不大。

　　二是，大批的批評家來自學院，知識素養好，藝術感覺弱。習慣把作品塞到自己熟悉的引進的理論框架里，削足適履，生吞活剝。我參加社科和藝術學評審，有時會讀到一些以前沒有見過的新鮮術語、觀念，很興奮。但這種興奮很快就被當頭一盆冷水澆滅。因為馬上就有接二連三的同樣的概念、術語、觀念出現。往往都來自同一本新翻譯出版的理論著作。

　　三是，對鮮活的藝術進程了解不夠，容易空對空。譬如他們關于文化產業化的長篇大論，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實在是既不了解外國，更不了解中國的結果。誤導了決策的領導，更給文藝事業的發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F在，文藝批評家都喜歡評現代派的作品，回避現實主義文學。很重要的就是，現代派作品便于自己天馬行空的理論發揮和闡釋。路遙《平凡的世界》當年在讀者中的熱情反響和批評界的冷淡沉寂就在于此�？追蜃诱f，吾日三省乎吾身。文藝批評不能只批評別人，也得批評一下反省一下自己。我想，這有利于文藝批評的健康發展。

　　記者：你寫了各式各樣的批評文章，涉及文學、繪畫、戲劇、音樂等多個領域，給人以眼花繚亂之感。當然透過重重如迷宮回廊式的鏡像，還是能觸摸到核心的，那就是你一直在呼喚真誠：批評的真誠，以及所要求于被批評對象的為人為文的真誠。是不是在你看來，當下文學藝術特別欠缺真誠的要素？

　　毛時安：文章奧妙千千萬，但真誠是第一條�！豆盼挠^止》說好文章，字字句句皆自肺腑流出。巴老提倡“講真話”。就是說的真誠。錢谷融先生的一本大著，書名就是《藝術·人·真誠》。古人說，修辭立其誠。好文字要解決的就是，既要有形式美的“修辭”，又要有情感的“誠”。但“誠”是根本，修辭，說到底，不是為了花哨，只是為了“誠”的感人。作為一個評論家，我自己要求自己，以無比的虔誠對待寫作，以無比的坦誠對待內心，以無比的熱誠對待生活，以無比的真誠對待世界。我肯定會說錯話，但我絕不會說假話謊話。文字是有生命的，可以觸摸到寫作者的體溫和寫作時的心情。評論也一樣。我們這代前前后后的評論家，大都先天不足。少時沒有舊學修養，后來沒有西學修養。自己摸索著舞文弄墨。時代造就了我們。如果我們再不真誠一點，就真像崔健唱的“一無所有”了。今天，文學藝術為文造情，為賦新詩強說愁，比比皆是。有的政治抒情詩，沒有一點真情實感，寫得比大白話還水。我常年看戲看畫看電影，虛假的東西太多了。聲嘶力竭地嚎叫連自己都不信的東西。不走心，不動情，怎么去感動觀眾讀者？我提倡、贊成的一定是我自己相信的�，F在有的藝術家一看就是機會主義者。市儈氣十足，投其所好，或者是政府的好，或者是市場的好，還有投評委所好，投項目所好的。而骨子里是投資本的好，金錢的好。藝術上粗制濫造。過去或許是政治綁架文藝。而今天，是一個文化被資本綁架的時代。綁架總不好，不管是被什么綁架。但隨著自己對社會認識的深化，我知道，那只是我們的文化理想。

　　記者：在我的感覺里，文藝當然有各種各樣的呈現方式，但主要也就體現為寫實與表現兩個傳統�？傮w來看，在當下寫作中，形形色色的虛構受到激烈批評，紀實則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繪畫領域的情況似乎恰恰相反，比較少見到精于寫實的繪畫，居多是耽于抽象表現的藝術。這些作品魚龍混雜，泥沙俱下，有很多恐怕只是混跡其中販賣流行觀念而已。你怎么理解這兩種極端？

　　毛時安：我聽到過這樣的批評，但我實在無法判斷你對當下文學和繪畫所下的結論。你說的繪畫美術，我還知道一些。西方現代美術很借重觀念是不爭的事實。我上世紀80年代初，曾是現代藝術的一個熱情的鼓吹者。在那個年代，作為思想解放的一個內容，借助現代藝術沖擊一下保守、墨守成規的中國美術現狀，是時代的需要。三十年后回頭看，現代西方美術并不像我最初想象的那么美，其間確如你所言，魚龍混雜。有不少皇帝的新裝。還有不少美國意識形態的東西和文化霸權需要的策劃混在其中。大量影像、行為、裝置，它們的保存、收藏也是個問題�，F在西方美術界已經開始注意到在一片現代派藝術背景下的中國寫實繪畫。事實上，寫實，總體還是中國美術的主流，也是它的優勢。張曉剛、王廣義、方力鈞、岳敏君“四大金剛”，作為中國當代美術在西方最有代表性的符號，實際上是�？艘恍┪鞣绞詹丶爷偪癯醋骱蟪隹谵D內銷的結果。這里我們不得不佩服他們呼風喚雨的炒作手段和能量。當然我也注意到，這些作品另類化的價值所在。值得注意的是，現在美院的不少學生不肯在繪畫基本功上下功夫，附和追隨所謂世界主流，熱衷搞行為、裝置、影像，熱衷現代藝術光怪陸離來博眼球，一夜成名。我們的教育對此束手無策，一籌莫展。

　　記者：從你的文章里看得出你真誠，也看得出你有妥協。比如，你的批評一般是針對某些不好的文化現象而發，卻較少針對具體的人和事。在選擇批評對象時，你是否有特別的考量？在兼顧批評和事務時，又有過怎樣的心靈掙扎？

　　毛時安：為官、為文，有統一，有矛盾。統一的是在行政崗位上使我看到了以前我作為單純評論家看不到的許多東西，開闊了視野，豐富了內心。矛盾，在于行政是社會化的，評論則個人性更強。沖突在所難免。我只有盡量把兩個角色分開，各行其道。日常工作里，政府總會處于社會的中心，但寫評論，我會自覺邊緣化。在邊緣和相對獨立的地位上去思考去評論。白天的事務是瑣碎復雜的，晚上的寫作是集中單純的。自己得調整轉換，沒人可以幫你的。評論和文藝不同。在文藝里，作家可以躲在形象世界里。在評論中，一切付之于邏輯和結論，你的思想幾乎是裸露在光天化日下，無處逃遁。其間的風險和批評是難免的。有些評論寫了沒發表，最后收進文集了事。有的也曾受到有關方面點名批評。好在社會和大家包容我，寬容我。中國社會實際上在慢慢進步著。自己咬咬牙，也就熬過去了。我不會為難自己，久久沉溺在讓自己不快的事情里無法自拔。被議論被誤解被批評，是生活的一部分，一個評論家必須承受壓力，不要太在意。心態建設，心態平和，是一輩子的事。沒有欲望固然沒有前進的動力，但欲望太甚恐怕更危險。栽下去的人都是那樣的。人海茫茫，心的掙扎只是為了盡力堅持自我不被淹沒，而不是拖人下水。所以，我堅決反對政治上落井下石的“文藝批評”。把藝術問題限制在藝術領域，通過正常文藝批評討論文藝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