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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影片《和巴什爾跳華爾茲》獲得了最佳外語片提名。在此之前,《和巴什爾跳華爾茲》就獲得了廣泛的關注,這份關注與影片對戰爭記憶的還原有關,更與動畫的表現手法有關。
作為1982年貝魯特難民營大屠殺的見證人,導演阿里·福爾曼曾作為以色列士兵來到黎巴嫩。影片以導演本人試圖拼湊出大屠殺的完整記憶為線索,分別采訪了包括導演本人在內的9位親歷者,并用動畫的形式對采訪和被采訪者描述的記憶進行了再現。
在收獲贊譽的同時,《和巴什爾跳華爾茲》也引起了幾場爭論,爭論的焦點集中在“動畫紀錄片存在的合法性”上。針對這一話題國內動畫學者和電影學 者討論得十分熱烈——聶欣如為此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動畫紀錄片”有史嗎》《再談動畫不能成為紀錄片》《數字技術能使動畫變成紀錄片嗎》等等,對動畫 紀錄片這一概念本身的存在提出了質疑。而王遲、李三強等則發表文章,表達了支持動畫紀錄片這一概念存在的觀點。一時間,關于動畫紀錄片的研究變得炙手可熱 起來?梢哉f,這部影片帶動了國內動畫紀錄片的研究工作。
電影從誕生之初就彰顯了它的記錄功能。無論是《工廠大門》還是《火車到站》,這些影片都以記錄生活為拍攝目的。隨著紀錄片的發展,除記錄生活之 外,對真實的再現也成為紀錄片拍攝的重要目的!侗狈降哪桥恕氛怯捎谂臄z愛斯基摩人生活記錄的膠片在火災中損毀,導演弗拉哈迪又返回拍攝地,讓愛斯基 摩人按照他的創作意圖對真實生活進行了一次拍攝再現。
紀錄片以真實為核心。關于《和巴什爾跳華爾茲》的爭論集中在“動畫紀錄片存在的合法性”上,實際上是集中在“動畫這一形式能否表現真實”上。李 三強在《動畫紀錄片——一種值得關注的紀錄片類型》中提到,動畫天然的“間離性”恰好為表現紀錄片提供了一種更寬泛的可能,因為“觀眾就不會在逼真性和細 節方面糾纏不休”。
動畫從誕生之初,就比實拍影像具有更強烈的假定性。一部動態影像如若以真實為表達目的,看似實拍確實是更適合的表達方式——動畫再寫實,畢竟也 與實拍影像在“再現真實”這一方面無法比擬。這點可以類比繪畫與攝影對真實進行再現的比較。然而實拍影像作為虛構影像的一種形式,本身也具備間離性。因 此,在表現手法方面,實拍影像和動畫相比,更多是間離性程度的不同。若能找到適合以動畫作為表現形式的紀錄片題材,間離性的多少便不再是問題的焦點。然 而,在動畫紀錄片的發展歷程中,代表性的作品較少,這也與難以找到合適的題材進行表現有關。
另一方面,一些文章中將“動畫紀錄片”與“在紀錄片中使用動畫技術”這兩個概念混為一談。目前,“在紀錄片中使用動畫技術”是非常廣泛的表現方 式,因為動畫技術對現場的不可復原性提供了很好的再現方法。然而我們并不能將這種形式的紀錄片歸在動畫紀錄片之下,因為少量的技術輔助實現,并不能改變實 拍紀錄片的本質。
《和巴什爾跳華爾茲》是導演針對記憶的還原,因此片中出現了一些以表現親歷者記憶的虛構動畫影像。影片還原的是記憶的真實,既符合紀錄片追求真實的本質又避免了真人出鏡的敏感問題,同時對屠殺真實記憶的還原也更適合用動畫的形式來表現。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獨立漫畫式的美術風格,以及類似于抽幀和轉描的動畫制作手法,都是除了內容本身使影片在形式感上造成震撼的原因。在影片最后幾分鐘,導演剪入真實的大屠殺后的影像片段。這種對比再次向觀者強調,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真實的而非篡改過的記憶假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