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駿虎：文學要對歷史負責

李駿虎

　　一位青年作家的歷史眼光

　　編者按：

　　沉寂五年之后，今年春夏之交，魯迅文學獎得主李駿虎以一部《中國戰場之共赴國難》再次回歸讀者的視野。

　　作為《中國戰場》系列作品中的第一部，李駿虎在《共赴國難》中用史詩筆法描述了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組成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東征山西的這段歷史。該書形象生動地塑造了一百多個真實歷史人物，呈現了大人物和小人物在大歷史的風云際會中的復雜命運和抉擇。小說在敘事方面突出歷史的日常細節，呈現出高妙的敘述功力。2014年12月，《共赴國難》在《芳草》文學雜志第六期上一經發表，旋即獲得第四屆漢語文學女評委獎最佳敘事獎。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今年4月底，北岳文藝出版社推出《共赴國難》的平裝本，一直穩居當當網新書熱賣榜軍事小說類銷量冠軍，5月進入新書熱賣榜小說類前十名。5月初，北岳文藝出版社又推出了該書的精裝典藏版。5月中旬，《共赴國難》在太原舉行了首發儀式。

　　人物 訪談

　　把抗日戰爭生活進行藝術的提煉，把凝重的歷史告訴未來，生活在和平年代的青年作家李駿虎在他的新書《中國戰場之共赴國難》中呈現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抗日救亡史”，在他為讀者理清講述的歷史事件中，我們感悟到的不僅僅是歷史風云，還有作者對于戰爭獨特的文化思索。

　　記者：您之前的作品比如《奮斗中的愛情》、《婚姻之癢》等反映的都是當代題材，這回在新作中選擇抗戰題材，有什么特別的思考嗎？

　　李駿虎：2011年的春天，在太原南華門東四條的百年老宅“閻氏舊居”浸淫了兩年之后，我忽然產生了創作抗戰歷史題材小說的沖動，這沖動隱秘而洶涌，以至于在中國作協征集當年度作家定點深入生活名單時，我匆匆抓了一個閻錫山破壞國共合作抗日的“晉西事變”來申報，并順利通過了專家論證，收到了中國作協創聯部入選作家定點深入生活名單的通知，參加了座談會，也領到了考察采訪、收集資料的資助費用。來年的八月，中國作協創聯部的孟英杰突然打來電話，說經過研究把我定點深入生活后將要創作的作品，申報給中國作協重點作品扶持辦公室，叫我趕緊填表，起個標題，起草大綱。然后秋天未過就通過了論證評估，收到入選重點作品扶持項目通知和立項合同，又被資助了一次。后來中國作協創研部主任胡平老師還特意打來電話鼓勵我把這段表現山西抗戰的歷史寫好，他說這里邊“有料”，寫好了就是一部響當當的好作品，使當時深陷史料亂麻中的我深受鼓舞。

　　剛開始，我只是想尋找并廓清一段歷史，來鍛煉自己作為作家的歷史眼光。這段歷史要和山西有關，是出于一個山西作家的自覺選擇，也是出于接地氣的考慮。但是到底選擇哪一段歷史，卻經歷了一年多時間抉擇，就像一根搖擺的指針還沒有穩定和準確的刻度，只有一個指向，那就是抗戰題材。這種搖擺，是作家在尋找歷史，也是歷史在尋找作家，我相信我們最終的碰撞和對接。

　　就在長期的尋找、積累和閱讀史料期間，我漸漸發現，關于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組成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東征山西這段歷史，各種史料都是寥寥數語、一筆帶過，描寫東征的文學作品和影視作品也沒能準確把握它的價值定位和歷史意義，而這段看似頗有爭議的歷史，其實有著救亡圖存的民族精神拯救和更偉大的國際意義，它絕不僅僅是共產黨為了紅軍的發展壯大而進行的幾個月的簡單戰役，而是中共為了落實共產國際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更為了抗日救亡進行的一次促進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奮斗。紅軍東征，使中國革命從土地革命戰爭轉向了民族革命戰爭，在“九·一八事變”、“華北事變”之后舉國精神淪喪、軍閥林立、一盤散沙的亡國危局下，奔走呼號，促成各黨各派、不同武裝捐棄前嫌、共赴國難，喚起社會各階層和全國民眾救亡圖存的民族精神。東征結束后，首先在華北形成了紅軍、閻錫山、張學良、楊虎城的北方抗日陣線，國共公開合作抗日隨即在山西完成，也正是東征期間，共產黨、張學良、楊虎城達成了“逼蔣抗日”的共識，通過其后的“西安事變”，逼迫蔣介石宣布合作抗日，完成了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為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前奏。

　　這就是我為什么寫《中國戰場之共赴國難》的思想本源和創作動機。不解決“為什么寫”的問題，我無法下筆，因為不僅僅是歷史為文學服務，文學更要為歷史負責。

　　記者：抗戰題材的文學作品主題宏大，敘事又需審慎，您的作品怎樣來更好地表現和承載這段歷史？

　　李駿虎：文學怎樣更好地表現和承載歷史？作家怎樣從靈感出發，最終創作出一部厚重雄渾、格局開闊的大作品？在創作長篇小說《中國戰場之共赴國難》之前，我一直在思考這兩個問題。后來，通過對《戰爭與和平》和托爾斯泰相關傳記的研讀，漸漸感悟和掌握了一些思想和方法。最初，托爾斯泰的靈感來自于反對專制的英雄“十二月黨人”的起義，為表現他們的思想根源，他向上追溯到俄羅斯人民反抗拿破侖侵略的“衛國戰爭”。他盡量找來有關這段歷史的重要著作，尤其是回憶錄和一手史料，還不辭辛苦地到重要事件發生的地點進行考察，尋找當年的健在者來采訪交流。從1860年到1863年，動筆之前，他準備和思索了三年時間。

　　我們無法企及托爾斯泰的筆力和思想，但他的創作態度和方法足可借鑒。因此當我決定書寫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東征山西這段歷史后，首先想到的是應該研究涉獵一下當時的國際形勢和國內對日態勢。這段歷史文學上鮮有表現，史料也不夠充分，為了打通史料、開拓思路，我通過各種渠道收集、購買到相關著作、回憶錄、資料一百多部，其中很多史料零碎、互相矛盾，需要尋找更多的佐證。涉及到的人物的歷史背景、社會關系、治學態度等紛繁復雜，從一個人物往往牽扯出更多人物來，但凡涉及到的真實歷史人物，即使只出現一次，有關他的生平、言談舉止、學問主張等必須充分了解和把握，這樣滾雪球一樣的史料堆積是我沒有想到的，但也只有靜下心來，埋頭研讀，詳細條理地做好筆記，耐心認真地理清歷史事件脈絡，感悟歷史風云。如何從歷史當中借力，在打通史料的階段，我記錄了很多這樣讓你哭笑不得的指揮員形象，比如說畢業于黃埔一期的陳賡，那就是個“活寶”，他敢在毛澤東對全軍指揮員大會上講話時，跳上主席臺去端起毛的茶缸來喝水，惹得大家笑，毛澤東也笑。這樣的細節不僅無損于共產黨的形象，相反它是讓人感到溫暖而真實的，這就是歷史的細節產生的力量。

　　記者：您一直提到，文學要對歷史負責，你選擇了抗戰這個題材之后，怎樣對所得到的材料進行取舍？

　　李駿虎：在這部書的寫作前期，我在中國作協的資助下，來到永和縣、石樓縣等紅軍東征渡河、戰斗的重要地區，對當年的地理環境、季節氣候、人民基礎等情況進行考察了解，包括房屋用什么建成、哪個季節長什么樹木花草、老百姓吃什么主食、養什么牲畜、方言什么特色等等，努力使自己置身于當年的政治、人文、地理、戰爭的真實氛圍和環境里。在這個過程中，思路漸漸開闊，思想逐漸成型。主要的變化有兩方面，一是原來單一的戰爭主線，變為戰爭(東征)線和政治(統戰)線并行，把中共和毛澤東通過東征掀起全國抗日高潮，同時通過對張學良、楊虎城、閻錫山的談判，形成了北方陣線，直接促成了西安事變和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大背景下去表現；二是對歷史人物毛澤東、彭德懷、蔣介石、張學良、楊虎城等，從思想意識和內心世界上去表現和禪釋，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處理力求“去小說化”，盡量靠近歷史原貌，使歷史本身的力量注入文學文本當中。我沒有去創造人物，大大小小一百多個人物都實有其人，我做的工作是用文學的手段去塑造他們，使他們重新生動鮮活起來。而這些工作，也為將來的影視劇改編提供了翔實的歷史細節。

　　建國后很長的一個時期，國民黨軍隊的正面抗戰被遮蔽，而現在又成為文學和影視爭相表現的主題，又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趨勢。通過創作期間對大量史料的閱讀和思考，我認為關于國共對抗日的貢獻，不應該單純從抗戰開始之后算起，更應該追溯到“九一八事變”尤其是“華北事變”之后，正像我前面說過的，當時國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內”，各路軍閥擁兵自重，社會各階層精神淪喪，幾近亡國，在這樣亡國滅種的危局面前，是中共和紅軍奔走呼號，喚起各界和民眾的覺醒，讓抗日救亡的烈焰在中華大地熊熊燃燒，這種精神力量是非常及時而偉大的，否則中國必然會被日寇蠶食鯨吞，或者至少面臨被列強瓜分而四分五裂、戰亂不休的局面。從這個意義上說，在軍力、戰備、物資、重大戰役等方面，國民黨軍隊的貢獻大于中共軍隊，而在喚起全國民眾的救亡抗戰精神、促成全國統一抗戰方面的貢獻，則中共居功至偉。因此，不能簡單地評價國共對抗戰的貢獻大小，這也是文學對歷史負責的態度。

　　本報記者 王媛

　　鏈接

　　“第四屆漢語文學女評委獎”給《中國戰場之共赴國難》的授獎詞為：

　　李駿虎的長篇小說《中國戰場之共赴國難》具有文學與歷史的雙重價值，作品圍繞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組成抗日先鋒軍東征山西的這段歷史，以當代立場和視野，首次呈現了這段鮮為人知的救亡史及其復雜性，史詩般再現了中國共產黨推動全面抗戰的歷史功績，以及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中國戰場形成的偉大意義。在救亡圖存的主題下，作品成功刻畫了不同立場歷史人物的精神發展軌跡，形象地再現了他們在重要歷史關頭做出抉擇的過程。

　　觀點

　　李駿虎最大的貢獻則在于他立足于認真研究歷史，并在此基礎上力圖從全局的、整體的、宏觀的層面來表現中國面臨民族危亡時刻的歷史選擇，揭示了形成全民抗戰、共赴國難的必然性。這使這部小說具有了一種史詩的品格。當然，現在我還不能說這是一部史詩性的作品。我以為要得出這樣的結論還需要經過時間的檢驗。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這部小說表現出了史詩的品格。它不僅比較全面地展示了紅軍東征的全過程，而且比較全面地揭示了以紅軍東征為核心事件的歷史面貌，即國際環境、中國各方力量的真實狀況，以及多種因素作用下歷史的發展方向。更重要的是，小說揭示了形成全民抗戰局面的歷史必然性。

　　—山西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省作協主席、著名評論家 杜學文

　　這部小說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了一種超越了政治與意識形態限制的歷史化敘事，不管是面對毛澤東，還是面對蔣介石、張學良、閻錫山，作家都是盡可能設身處地地站到歷史人物本身的角度去思考、體會、去進行藝術把握，盡可能真實地表現這個人物的思想立場和精神立場，而沒有先入為主地用一個政治立場正確與否的判斷來給人物貼標簽。一言以蔽之，李駿虎的一大高明之處，正是把這些歷史人物全部當作普通人來加以理解刻畫。在小說里，我們看到這些歷史人物也一樣有七情六欲，一樣有悲歡離合。直截了當地說，這也可以被視為李駿虎在刻畫塑造歷史人物時一種格外鮮明的人性化特質。

　　—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著名評論家 王春林

　　作者：王媛

　　本文來源：山西新聞網-山西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