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天明的夢》：最接地氣的“二代夢”

電視劇《侯天明的夢》劇照

　　從2001年巴特爾導演的《城市的星空》到2005年康紅雷導演的《民工》再到2009年張漢杰導演的《闖蕩》 ，這些電視劇分別描述了農民工在城市的遭遇，記錄了時代的變遷。而前不久在央視八套播出的《侯天明的夢》更是關注了農民工二代相較于父輩們的不同選擇，同時也向觀眾提出了留守兒童的嚴峻話題。編劇王海鸰坦言，制片方幾年前就找到她，她顧慮到拍兒童劇的操作難度很大，加上她并不想把電視劇寫得苦哈哈的，因而一直婉拒邀約。直到有一天，她通過自家保姆在城市的30年奮斗以及其兒女在城市的發展，想到了很多很多，于是她筆下才誕生了侯天明這個農民工二代的形象——他曾是一名留守兒童，這在他的性格、行事方面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死也不想離開北京，想著發大財……這是農民工的新形象。

　　據報道，近年來農民工的數量呈逐年下降的趨勢，農民工回流現象明顯。一方面是養老問題困擾著第一代農民工，另一方面是家庭問題的困擾。 《侯天明的夢》對這些現實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名譽主席李準說， 《侯天明的夢》不再只是專注于表現農民工進城打工乃至創業的艱難成功和種種挫折，不再只是著重表現進城打工者獨特的生存狀態和人生滋味，也不再滿足于熱情謳歌農民工歷經曲折終于在城里站住了腳，并且落地生根，而是通過主人公侯天明及其一家在北京打工的多方拼搏和種種沖突，以及對親情的缺失乃至最后全家回鄉創業成功的描寫，生動地告訴觀眾，伴隨著改革開放和農村的發展，有志氣、有毅力的年輕打工者在城市打工中開闊了眼界，提高了勞動技能和文化素質之后，實現自己人生追求的道路可以有多種選擇，帶著新學的本領回家鄉創業，不僅有更廣闊的天地，而且也更有條件維護親情的美好和家庭生活的幸福。 “這部劇的創作者直面現實矛盾，不斷地拷問農民工的人生選擇，激情呼喚著不能為了賺錢而丟掉親情，呼喚著全社會都來關注農村留守兒童和農民工幼年子女進城這樣一個社會難點問題。 ”李準表示。

　　對于侯天明原先要“扎根北京” ，《人民日報》文藝理論評論室主任劉瓊表示很理解。她說，像侯天明這樣的人物必然要留在城市，他跟老農民對于土地的感情是不一樣的。切斷了聯系的必然性，家園對于他來講意味著親情，這部劇的現實主義恰恰表現在這里，從夢的破滅到回鄉其實不是主動選擇，而是無奈被動下的選擇。

　　文藝評論家曾慶瑞認為這部電視劇的“形象大于思想” ，他認為《侯天明的夢》了不起就在于站在時代的潮頭上弄潮�！安还茏杂X不自覺，明確不明確，這部劇的主創們觸碰到了第一代農民工回流的社會問題，誰能把握著時代的呼吸和脈搏一起跳動，誰就是真正的以人民為中心創作的好作品。 ”他說，第二代農民工也面臨在城市里生存困難的問題，據調查，農民工進城所從事的主要行業是建筑、服務、保安以及物流。像侯天明只是初中文化水平，想在IT行業站住腳不容易。北京城那么多的大學生還找不到飯碗，怎么能容得下他在這里做這個夢呢？做夢做得再美滿，也圓不了他的夢�！斑@部劇可以警醒一些人，做夢越美越好，但要實事求是�；剜l有圓夢的廣闊天地，這是具有前瞻性的，也給觀眾和社會一種啟迪和啟發意義。 ”曾慶瑞表示。

　　中國藝術報社社長向云駒認為《侯天明的夢》中的夢，原先是離開土地和家鄉，辦個小公司，后來變成了家鄉的夢、家庭的夢、兒女的夢，由小夢轉入大夢，很合現在的社會節拍，但不是簡單地詮釋。侯天明在追夢過程中甚至走歪走偏，他在現實面前碰壁，還有血的教訓，最后才找到了一個適合自己的夢。向云駒說，電視劇直面、正面、全面地描寫農民在城市的打工者身份和在農村的留守者身份，全景式地反映農民工和留守農村人群的生活和生存狀況。

　　值得一提的是， 《侯天明的夢》寫留守兒童卻從成人的角度切入，其中談到了兩代留守兒童的話題：第一代留守兒童是侯天明這個年紀的人，第二代就是侯天明的女兒。王海鸰作為一個母親，她認為一個孩子的未來取決于他的童年。她自己對兒子是非常重視的，因為她知道安全感對于孩子一生至關重要。她說：“如果現在忽略了這么大的一批兒童成長，我們國家的未來就像環境一樣堪憂。 ”

　　《文藝報》藝術評論部主任高小立說，現在農村家庭的留守兒童現象已經造成對孩子教育和關愛的嚴重缺失，那些遠離父母的孩子長大后，心理和性格可能是扭曲的，甚至會對這個社會存有一種報復心理，這絕不是危言聳聽，我們從侯天明身上已經看到了很多毛病，他和父母之間其實就沒有愛，互相之間的情感好像很生疏，而且矛盾已經很深了，這是電視劇帶來的后話題。

　　王海鸰曾經擔心這種題材的劇看起來太苦，但通過她和導演夢繼的努力，讓電視劇看起來很溫暖，也很有趣。首先主人公侯天明就不是個“高大全”式的人物，中國視協理論研究部主任趙彤評價這個人物時說，侯天明向往一夜致富，對小聰明的沾沾自喜，對捷徑的偏愛，這個時代的浮躁、功利負面色彩他差不多都具備。他認為，對侯天明黃粱一夢的告誡，在實現中國夢的歷程中尤為必要。實現中國夢無論國家還是個人，除了自強不息沒有別的路。他也指出，作品過度糾纏于兩對三角關系和一家公司的范圍之內，限制了作品社會視野的廣度和對問題探究的深度，使本來可以走向國計民生的社會正劇轉向了家庭瑣事的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