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與二二八事件

——專訪著名作家、《關鍵十六天》作者白先勇

白先勇和白崇禧合影(資料圖片)

▲白先勇 廖彥博 著 廣西師范大學 出版社 定價：59.00元

▲白先勇 著 廣西師范大學 出版社 定價： 98.00元

　　《關鍵十六天》出版后，白先勇日前在臺北寓所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電話專訪。專訪中，白先勇自信，他與廖彥博合著的這部書，抱持“還原歷史真相”的態度，史料翔實，立論公允。白先勇同時希望，《關鍵十六天》這本書能受到大陸讀者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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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家史融入國史

　　《文化廣場》：白先生，感謝您能接受我的采訪。拜讀大作《關鍵十六天》，我感覺您為學界及廣大讀者提供了一個了解二二八事件的很好的剖面和視角。

　　白先勇：謝謝！我覺得《關鍵十六天》在大陸出版有特殊的意義，這是第一本臺灣作家在大陸出版的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書，可以說有“破冰”之功。我自己認為，這本書抱持著“還原歷史真相”的態度，能夠客觀、公平地描述這段歷史。我在北京演講時說過，這本書的重要性在于，不了解二二八事件，就不可能了解臺灣政治的現狀和臺灣人民的心理，許多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書籍都帶有政治立場甚至政治偏見，他們著重在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及濫捕濫殺的那幾天。他們截取的時間段，就表明其政治立場。

　　《文化廣場》：二二八事件是抗戰勝利與國民黨政府敗退臺灣之間的一次歷史事件。此事件發生在1947年，當時您只有10歲，應該還在南京，對此事件有沒有大概的印象？還是1952年經香港到臺北以后才有具體印象？

　　白先勇：當時我在上海。我只記得父親去臺灣，因當時還小，不了解具體是什么事。1952年我到臺灣后，很多人向我提起，我才慢慢了解當年父親赴臺的那段歷史；后來，我專門跟父親談論過這件事；再后來就是寫這部書的時候，我查閱了許多當年的文獻資料，才對事件有了全部的了解。

　　《文化廣場》：拜讀尊著《白崇禧將軍身影集》和《關鍵十六天》，我知道您是在編寫父親的傳記時鎖定這樣一個重要歷史事件的。因此這部書將家史融入國史，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對此您有何感受？

　　白先勇：我開始的動機就是整理父親的歷史，記載下他的一生，用我的觀點和感受寫出來。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有很多感觸。父親的一生貫穿民國的全過程，可以說他就是民國歷史的寫照或縮影。他最早參加過辛亥革命，經過北伐、抗戰以及國共內戰，而且很多關鍵性戰役他都身歷其中。北伐時，他一直帶兵打到北京，奠定了全國統一的基礎，抗戰時的臺兒莊戰役、武漢保衛戰、昆侖關戰役，他都參與指揮，國共內戰后期，他由南寧撤防海南島，最后退守臺灣，可以說是最后撤離大陸的國民黨將領。這樣，我就覺得，我整理父親一生的史料，特別是編寫這部《關鍵十六天》，一方面是寫家史，同時也是在寫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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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經國隨行有雙重目的

　　《文化廣場》：您在書中寫道：有當事人稱“二二八事件錯的是陳儀，救人的是白崇禧”。陳儀是二二八事件的主角。1950年蔣介石“復行視事”后，在臺灣將其槍決，是否也有殺他向臺灣人謝罪的意思呢？

　　白先勇：應該是沒有。陳儀在二二八事件之后，我父親建議將其調職，以平民怨。但1948年8月，蔣介石讓他做浙江省主席，其實是升官了，說明當時還很看重他。1949年1月，陳儀在形勢危急之下，試圖策動湯恩伯一起投共，結果被湯恩伯告密。這件事情觸怒了蔣介石，1950年5月，他在臺灣下令將陳儀槍斃。所以說，陳儀之死與二二八事件是兩回事。

　　《文化廣場》：盡管您引用蔣介石日記，說明1947年蔣氏與令尊的關系尚稱融洽，并輔以四平街戰役為例，但1947年3月國共雙方已經開弓拉箭，蔣氏在這個關頭派令尊赴臺宣慰，是否仍有調虎離山之嫌？

　　白先勇：我想也是沒有的。我父親當時的身份是國防部長，二二八事件發生的1947年，是他與蔣介石維持信任、尊重關系的最后一年。我書里寫過，從蔣介石日記看，他們這一年經常接觸，我父親是在政治、軍事戰略、人事調動乃至回民事務和外交方面都能與蔣說得上話的人物。二二八事件本身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蔣派父親到臺“宣慰”，本身就說明對他的信任。1948年，我父親為李宗仁輔選副總統，他與蔣介石的關系才宣告破裂。

　　《文化廣場》：白崇禧作為國防部長赴臺宣慰，蔣經國作為三青團中央干事會處長隨行。二二八事件本來即與派系傾軋有關，三青團在臺搶地盤受到政學系擠壓。蔣經國此行的目的，是為維護三青團的利益，還是肩負“上達”使命，向蔣介石報告事情“真相”？

　　白先勇：我想兩個目的都有。臺灣光復以后，三青團的勢力最早介入，等到以CC系為主的臺灣省黨部成立時，發現大部分地盤被占領，于是處處與三青團對立。國民黨內部的派系斗爭，在二二八事件中有充分表現，情況十分復雜。在我做的口述訪談中，都有涉及到三青團成員被害的情況。蔣經國隨“宣慰團”赴臺，第一他要了解三青團在二二八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第二他是“通天”的，要向蔣介石報告所謂“真相”，這當然也是他的使命。不過他在臺灣只待了三天就走了，他身邊有一位三青團的干部，叫朱瑞元，全程跟隨我父親�！靶�慰團”的左右，還有中統、軍統的人，可以說，我父親在臺灣的一舉一動，都在蔣介石掌握之中。

　　《文化廣場》：在國民黨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描述中，令尊所扮的“宣慰”角色不彰，是否跟蔣經國的態度也有關系？

　　白先勇：可以這么說吧，我父親赴臺“宣慰”的十六天中，確實救了許多人的性命，盡管具體數目還不知道，但有關史料越來越多。當時判死刑的人不少，我父親宣布禁止濫捕濫殺，要求公開審判。當時許多學生卷入事件，有被捕的，也有逃跑的。我父親明令：學生牽涉二二八事件的，既往不咎，只要家長帶回來，就可以復學。僅學生的數字就十分可觀了。當時的情況下，臺灣多么需要一位“青天大老爺”式的人物來保護他們，我父親剛好扮演了這個角色，我剛剛訪過的一位歷史學者就說過，“當時臺灣人把白部長當成包青天”。我父親在民間的聲望很高，書中有一幅圖片，他在南投的一個小鎮子上，人民夾道歡迎，白氏宗親會還拉起“源遠流長”大白布條。我到臺灣后，臺灣很多士紳名流常到我家來拜訪、送禮以表示感謝，我父親也沒有想到這一點。

　　我事后看，當時國民黨政府特別忌諱有地位有勢力的外省籍人員與本省籍士紳密切來往，蔣氏父子當然不希望我父親在臺灣民眾心目中有很高地位，所以我父親“宣慰”二二八事件便按下不表，甚至抹掉。這種態度一直影響到后來的國民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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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傷亡人數被人為夸大

　　《文化廣場》：關鍵十六天，令尊當年赴臺，肩負三項使命：了解事件真相、撫慰臺灣民眾、向南京報告臺灣高層人事安排意見。當時情況復雜，令尊上呈蔣介石的報告稱，傷亡人數為1860人(其中死亡304人)。我看到的死亡數字，可謂眾說紛紜，有數千人、數萬人、十余萬人，而這份報告中的304人是最少的，您怎么看這一數字？

　　白先勇：差別確實很大，為什么會這樣呢？我舉一件事供你作參考。這些年來，政府宣布撫恤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包括死亡、受傷及被關押人員，賠償金額蠻大的，最高的達到幾百萬新臺幣，但到現在為止來申請的才800多人。

　　《文化廣場》：那么后來的傷亡數字是各種各樣目的而人為制造的？您現在還認為您父親當年的統計數字是準確的？

　　白先勇：我認為后來的數字擴大化是出于政治原因人為制造的。當年這一數字是來自各個方面的統計，我父親他們也經過大量調查，我認為這個數字比較靠得住，也許死亡人數還要多一些，但絕不會像后來說的那么大的數量。

　　《文化廣場》：令尊在臺灣對學生“既往不咎”，并在報告書中著重提到臺灣教育問題，希望提高民眾素質，這是否對日后臺灣的教育有直接的推動作用？

　　白先勇：我父親在提案中有很多建設性意見，供當時的政府參考，他后來沒有權勢，也沒有任職，提案中的許多內容他也無法履行。事實上，臺灣后來的發展方略很多都是他當時提過的。比如他還提到族群融合：第一、政府中應多用臺籍人士，第二、贊成本省與外省通婚，第三、應送大批學生到大陸留學。還有一點值得注意，他對當地原住民很重視。原住民被日本人拉去當兵的比閩南人還多，日本人投降后他們復員回家。二二八事件中，他們中很多人因害怕躲進山野，我父親到臺灣后向他們喊話，對他們既往不咎，希望他們把槍支繳回來。臺東有個原住民卑南族頭目，叫馬智禮，非常有智慧，他約束部族不參與暴亂，還保護過臺東外省籍縣長。父親專門把他召來，在臺北賓館接見他，書中有一幅合影，父親左邊坐著馬智禮，右邊就是陳儀。父親希望通過馬智禮來安撫原住民。他在處理少數民族關系上有自己一套方法，這是他主政廣西時得來的經驗。

　　我還想提一下，為了配合這本書，我們制作了一部有關我父親與二二八事件的紀錄片，也叫《關鍵十六天》，50分鐘，其中就訪問過馬智禮的孫子，我這次去上海準備帶去放映，我覺得片子做得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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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八成因應歷史宏觀地看

　　《文化廣場》：二二八事件成因復雜，政經失序、貪腐橫行是主因。貿易局和專賣局是當年百姓最痛恨之所，貿易局局長涉嫌貪瀆，臺北地方法院在事件發生前一天居然作出“不起訴”處理。但是據說行政長官陳儀是清廉的，我讀王鼎鈞回憶錄，他也說當時的高層多是清廉的。應該怎樣理解這種“下貪上不貪”的不對稱現象？

　　白先勇：有資料顯示，陳儀本身的確是清廉的。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應該歷史地宏觀地看�？谷諔馉幍膭倮麃淼锰�突然，美國人在廣島、長崎投了兩顆原子彈，日本人被迫宣布無條件投降，國民政府措手不及。接收是當時最大的事，當時最重要的接收地區是東北、華北，以及華東京滬線一帶，一流的接收人員都被派到那里去了，而臺灣是后階段次要地區，所以派來的接收人員素質不高。軍隊在臺灣一上岸，臺灣人民吃了一驚：怎么祖國的軍隊都像叫花子一樣？你想想，都打了八年仗，資源消耗殆盡，許多軍人穿著草鞋，衣衫襤褸。

　　當時有很多的誤解。臺灣經過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皇民化思想很厲害，一時難以接受國民政府。臺灣人民很多心向祖國，但也有一批既得利益者心存不滿，會從中阻撓。還有語言的隔閡，臺灣民眾有說日語的，有說閩南話的，也有說客家話的，但大都不通曉官話，他們跟接收人員很難溝通。

　　《文化廣場》：令尊赴臺宣慰的一項重要功德，是禁止濫捕濫殺。當時臺灣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主張鎮壓，他有兩句名言后來被廣泛征引：“對敵人寬大，就是對同志殘酷”，“寧可枉殺九十九個，只要殺一個真的就可以”。令尊建議查辦柯氏，大快人心。彭孟緝是高雄要塞司令，也是鎮壓的執行者，令尊認為其“獨斷應變”得當，建議獎升。前后有別，是否與令尊的立場有關？

　　白先勇：我父親當時對臺灣的了解蠻深入的，他有幾個管道，如臺灣本地人或與臺灣關聯的人，如林獻堂、丘念臺等�？逻h芬是鷹派，極力主張鎮壓。我父親3月28日召開會議，柯遠芬口出狂言：“寧可枉殺九十九個，只要殺一個真的就可以”，引起我父親的震怒，到南京提議將他撤職查辦。彭孟緝是高雄要塞司令，當時高雄暴動確實鎮壓了一批人，但如不鎮壓，死的人會更多，彭孟緝作為一名軍人，只是盡忠職守，做了自己分內的事。彭孟輯當時地位還很低，我父親與他沒有私交。但我父親建議獎升他之后，他就開始飛黃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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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讓人民更多地了解真相

　　《文化廣場》：令尊當年赴臺宣慰，以寬大為懷，主張“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止痛療傷”。但國民黨仍為二二八事件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臺灣民眾至今仍心存陰影�；赝�這段歷史，應該汲取怎樣的教訓？

　　白先勇：這個問題應該從幾個方面來看。1894年甲午戰爭之后，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臺灣被割讓與日本，臺灣人民是最大受害者，被殖民統治50年；從1937到1945這八年抗戰，大陸人死了近2000萬。兩岸人民都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犧牲品，但是在二二八事件中，兩方面自相殘殺，這真是一場歷史大悲劇。這一事件給臺灣人民心中造成巨大的陰影，而且在戒嚴時期，國民黨當局視其為政治禁忌，欲蓋彌彰，許多謠言紛紛產生�！敖鈬馈币院�，矯枉過正，又走向另一個極端，只說如何鎮壓臺籍人士。

　　這一段歷史還沒有好好去研究，應該從頭到尾全部還原真相，讓人民在理解的基礎上達成諒解。我父親當年奉命赴臺，是為了“止痛療傷”。我寫這本書，做這部紀錄片，也是為這個目的。這個歷史慘劇由于政治原因每年都被拿來炒作一下，這實際上是對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的不敬，不論對本省籍還是外省籍的，都是如此；也是踩在受難者家屬的傷痛之上，他們會不以為然的。當務之急，是要讓人民更多地了解真相，特別是大陸人民，否則，總感覺有一塊東西鯁在那個地方。

　　《文化廣場》：1949年，令尊入臺只任閑職，并無兵權。蔣介石還派情治人員對其嚴加監控，臺灣也進入白色恐怖時期。您對此有何切身感受？

　　白先勇：印象很深，因為那時他們的車子總是跟著我們，一部黑色的吉普，車子的號碼我還記得是155429。當然父親不在，他們就不跟我們，他們24小時跟蹤我父親。

　　《文化廣場》：臺灣當年的新聞業已比較發達，令尊在臺期間并未下令封閉報館，并且“生平并未封閉一個報館”。尊著資料宏富，搜羅博洽，包括當時通訊社、報刊所發新聞。由此是否可以認為新聞與歷史也有著重大的關聯？

　　白先勇：沒錯，新聞開放很要緊的，這樣真相才能出來。我這本書的最后請你注意一下，我父親過世的時候，有上千人前來祭奠，很多人我們都不認識，他們扶老攜幼而來，他們寫了好多挽聯、挽詩，提到對我父親二二八德政的感恩，我都附在書后，那就是人民的心聲，是肺腑之言。我父親跟臺灣有一種很微妙的命運維系關系，我真的非常非常希望大陸讀者了解這本書，從而了解二二八的真相，否則他們看到的書是一面倒的。

　　《文化廣場》：更為難得的是，您親自對數位當事人或當事人遺屬進行了口述訪談，您做這些訪談，是想更接近歷史真實，還是想尋找一種接近父親當年舉動的親切感？

　　白先勇：口述訪談真的很重要，有幾位都是我父親“刀下留人”救出來的，像訪談時86歲高齡的蕭錦文先生，他講得聲淚俱下，我也深受感動。我父親救了許多人，但時間過去那么久，在世的不多了，蕭錦文當年才22歲，今年已經89歲了，所以我想趕快把它記錄下來，以后就會流失掉，沒有人知道了。我覺得做歷史記錄很重要。

　　《文化廣場》：您是文學大家，撰述這部《關鍵十六天》，與您寫一部小說、戲劇，或者與您寫作令尊的傳記有何不同？

　　白先勇：二二八事件是很敏感的事，很多人都做過研究。我的合作者廖彥博，是位年輕的歷史學家，很優秀也很用功，他的史料做得很扎實，我倆合作得很愉快，我們想盡量做得客觀。我覺得文學訓練對我也很有用，因為這是一場人的悲劇，我是懷著一種悲憫之心來寫這部書的。

　　《文化廣場》：我們的讀者一直對您非常關注，您最近還有何寫作計劃？

　　白先勇：創作計劃很多，目前一直在寫，總覺得時間不夠。